在我的记忆里，铁道部大院附近正儿八经吃饭的地方只有会城门饭馆一家，所谓“正儿八经”，就是说这里是国营的，一日三餐都开门、各种炒菜都有，不是那种只卖早点或只有两三张桌子的小饭铺。
会城门饭馆在会城门马路东边，坐东朝西，南边挨着修车铺，北边挨着百货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饭馆，门脸朴素没有任何装修，饭馆里面的布置也是普普通通，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四白落地”，墙上除了几张政治标语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饭馆的面积倒是挺大，我记得至少摆着二十来张桌子，每张桌子可以坐八个人，也就是说，大概可以同时容纳一百六十人吃饭呢。服务柜台在大堂的南边，吃饭的人首先要在这里点菜开票，然后才可以坐下等着上菜。小小的柜台除了开票之外还卖一些香烟、白酒之类的商品。我记得柜台上总是摆着一溜大酒坛子，盖子上包着红布，显得很喜庆，里面装的是各类散装白酒，那时候买瓶装酒的人不多，大多数客人都是买这种散装酒，一是喝多少买多少，二两三两的随你便；再有就是价格便宜，至少咱省下了一个酒瓶子的钱。
这里的早点有炸油饼和馒头包子，那时候北京人爱吃油饼，没有吃油条的习惯，我小时候甚至没见过油条，好像是八十年代以后，油条才战胜油饼坐了头牌，现在反而是吃油饼的人少了。与油饼、包子搭配的是豆腐脑和馄饨。我记得会城门饭馆柜台旁边有一口大铁锅，特别大，铁锅中间隔着一块铁皮挡板，一边煮着大棒子骨头，另一边用于煮馄饨，骨头汤煮馄饨味道特别香，顾客点餐后现吃现煮，吃的时候再撒一点香菜末、辣椒油，那味道真是绝了！
说到正餐嘛，说实话，我记忆里空荡荡的，不记得会城门饭馆有什么特色菜，哪些菜好吃，甚至连有什么普通菜我都没印象，原因是那个时候条件有限，我们很少到饭馆去吃饭。只记得那时候菜比较便宜，土豆丝之类的素菜几分钱，两毛多钱就可以点一个肉菜了。
能够回忆起来的一次下馆子，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新六栋居委会组织铁路职工家属到高碑店去种树，很远，中午回不来，妈妈不能给我们做午饭了，就给我和姐姐留了两块钱，让我们中午放学后到会城门饭馆去吃饭。我记得那天饭馆里人特别多，每张桌子前都坐满了人。每个坐着吃饭的人身后差不多都站着一个“踩凳子腿儿”的人。
现在的孩子一定不明白为什么要“踩凳子腿”？因为那时候饭馆特别少，相对来说吃饭的人就很多，午休的时间又非常短，大家都想赶紧吃完饭去上班或上学，都是急火火的，盼正在吃饭的人赶紧吃完赶紧走，自己取而代之。但是等座位的人多，你动作稍微慢一点，座位就被别人抢去了。所以一定要踩住凳子腿，表示这个凳子我已经占上了。
姐姐比我大，吃什么要她来决定，所以她去柜台点菜开票，命我在一个叔叔身后“踩凳子腿儿”。小时候我挺笨的，胆子还特小，踩着人家的凳子腿儿心里还不踏实，左顾右盼，就盼着姐姐快点回来。这时，又有一只脚踩在了那个凳子腿上，我抬头一看，是一个比我高很多的男孩子，我怯怯地说：“我先来的，这凳子我占了。”那个大个子男孩轻蔑地笑了笑说：“你先来的？谁能证明啊？”是啊，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谁能证明这凳子腿儿是我先踩上的呢？我指着正在吃饭的叔叔说：“他能证明。”可那个叔叔回头看了一眼说：“你俩站在我身后，我怎么知道谁先来的啊？”说完他抹抹嘴走了，我还没反应过来，那个大个子男孩已经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冲着他的同伴喊道：“嘿！过来！我抢到座啦！”我愣在那里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姐姐端着饭和菜过来了，问我：“你占的地儿呢？”我非常委屈地说：“让别人占了。”姐姐叹口气说：“你真笨！”我不记得后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了，但凳子“得而复失”的惨痛经历清晰地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候吃饭经常要与陌生人拼桌，挺别扭的，也常闹误会。有一次爸妈带着我们出去串门，回来的时候已是吃晚饭的点儿了。妈说家里没有现成菜，而且煤火封着呢，要等火上来做饭得很长时间，怕我们饿，提议就在饭馆吃点吧。老爸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我们都高兴，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到饭馆吃饭嘛，很馋的。那天就赶上与另外一家人拼桌，那个男的四十多岁，穿得挺洋气，像个经常出来吃饭的人，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喜欢。等了半天，一个女服务员端着一盘菜来了，放在桌子上说了一句“熘肝尖”，转身就走。我们正在判断这菜是我们的还是对面的，那个男人举起筷子就吃了一口。
我妈追着那服务员问：“这菜是谁的啊？”
服务员转过身来问：“你几号？”
我妈说：“十八号。”
“噢，你们的。”
我妈就把菜拉到我们这边，不高兴地叨咕一句：“人家的菜，怎么不问一声就吃啊？”那男的还嘴硬：“怎么了？我以为是我点的菜呢。”
服务员听见了，转回身来问那男人：“你点的什么菜？”
“鱼香肉丝。”
服务员很不客气地问：“鱼香肉丝和熘肝尖你都分不出来啊？”
那时候的服务员不像现在这样对顾客低三下四的，都是腰杆挺得很直、说话很冲的，把她们得罪了你就有吃不上饭的可能。
那男人脸红了，不再说话。我爸摆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这么着吧。”
这件小事我妈也念叨了好多年，一提起这事她就愤愤地说：“那人真不自觉，你自己点的什么菜还不知道？一想到咱们点的菜让他先吃了一口，心里就膈应，也不知道他有病没病？”每次说到这里我妈都面带怒色，好像那个男的就坐在眼前似的。也难怪，这几十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在饭馆吃饭只有这一次，于是乎这件事就成了我们全家记忆中的一件大事了。
虽然吃饭的机会很少，但我去会城门饭馆的次数也不算少，一是去买早点，二是给我爸打酒。
我爸平时好喝上两口，他酒量不大，每次大概是一两左右，他每次吩咐我到饭馆去打二两散装酒，可以喝两次。我爸有一个扁扁的小酒瓶，每次我都是一手拿着那个小酒瓶，一手拿着钱，颠儿颠儿地跑到会城门饭馆去打酒，我喜欢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打酒回来，老爸一定会从下酒菜里夹起一块炒鸡蛋或者蒜肠放到我的嘴里作为奖赏。
会城门饭馆柜台上那一溜酒坛子装的的是不同档次的酒，我爸每次都是买最便宜的那种，二两好像只有一毛多钱。打酒的时候，服务员会轻轻掀开那个包着红布的盖子，一股浓烈的酒香味立刻飘了出来。酒坛子旁边的盘子里放着几个带提把的小竹筒，后来我知道那玩意叫“提子”，按大小分为半斤、二两、一两几个档次。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提子，从不混用，估计是怕串味吧。服务员用提子把酒从大酒坛子里取出，再用一个漏斗倒入顾客所带来的瓶子里，酒倒完后他们一般会用提子在漏斗上轻轻磕几下，表示提子里的酒一滴没剩，全倒给你了。那时老百姓没有什么公平秤来检查，打多打少只能凭服务员的良心办事，好在那时候饭馆是国营的，服务员都是国企正式职工，基本是童叟无欺。
几十年以后，一次跟老爸聊天，他突然提起了让我到会城门饭馆买早点的事情。他说：“有个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挺不是个滋味。那时候你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给你钱几毛钱，让你去买几个火烧当早点，结果你买回来的是芝麻烧饼，芝麻烧饼比火烧贵二分钱，我就认为你是馋，讲吃讲穿，故意买了贵的，骂了你一顿，让你回去换，结果人家饭馆的人说吃的东西买了就不能换，把你为难的啊，拿着芝麻烧饼回来在家门口不敢进来，眼泪哗哗的。后来你才跟我说，是火烧卖完了，你怕我没的吃，就自己做主买了芝麻烧饼，那次真是委屈你了。”我爸一辈子在我面前都是端着的，威风凛凛，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儿时的往事，还带着一种歉意，我是第一次遇到，心里很是感动，那件事我当然记得，当时心里委屈的不得了，后来我爸气消了，让我把芝麻烧饼吃了，我就赌气，宁可饿着肚子也没有吃。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老爸竟然记了几十年。看着已经白发苍苍的老爸，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是吗？还有这事？我真不记得了。”老爸抬头看着我，问：“你不记得了？”我点头说：“嗯，那时候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老爸点了点头，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好受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