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旗、沙袋、西装，这三件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怎么会写在了一起呢？因为有一条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妈妈对我的爱、容忍和鼓励。
我从小就对新鲜事物感兴趣，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试试，虽然说有时候兴趣热点转换比较快，啥都想做，啥都没长性，但积极努力总比不思进取好得多吧。
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学校曾经流行过一阵手旗活动，《中国少年报》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来刊登“手旗图解”，可见上边对这个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现在的孩子恐怕不知道手旗是个什么东西了，我先科普一下哈：手旗就是一种方形的小旗子，旗子上沿对角线分割为红黄两色，手旗旗语是一种海上通信方式，两条船在海上相遇，有话要说，但当年又没有无线电，咋办？就派水手站在船的突出的部位，手持两面红黄色的小旗子，摆出不同的手势，组成不同的字母和符号，表达他们的意思。比如说“你好，你吃了吗”或者是“这里是我国领海，请你们立刻离开”等等。如今尽管现代信息技术已逐渐替代了这种原始的通讯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手旗旗语仍被保留为一种辅助通信手段。
手旗原本是一种海军的通讯方式，当时为什么要在小学生当中组织这种活动呢，据说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汉语拼音普及，让孩子们通过这个活动熟练掌握汉语拼音；二是让孩子们从小学习解放军，了解一点军事知识；三是作为一种课外兴趣活动，丰富孩子的业余生活。尽管现在看来这个设想有点不大靠谱，导致了后来的虎头蛇尾，但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你想啊，用两面小旗子挥几下，远处的人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多好玩啊！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更甭说手机了，小伙伴们之间要沟通个事情就必须见面谈。万一家长不让出去玩，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假如我熟练地掌握了手旗，遇到事情不用出门，站在窗前用手旗给对面楼的小胖发个信息：
“小胖小胖，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我没记住。”
对面的小胖也用手旗挥几下：“语文第三课的生词抄写十遍，算数作业是第一大题的八个小题。完毕！”
我再问：“午饭后我们到玉渊潭捞小鱼儿，你去不去？”
他回答：“去，我们在军事博物馆前面第一个垃圾桶旁边汇合。”
噢啦！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信息发出去了，你说这事有多棒啊！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活动迷住了，积极地报了名。
参加手旗活动当然要有手旗，那时候学校经费紧张，所以手旗需要由同学们自费购买。我放学回家后就立刻向妈要钱买手旗，虽然一副手旗也没多少钱，但这个额外的开支还是让妈妈有点为难，半天没吱声。妈妈向来鼓励我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也不忍心看我那副失望的样子，于是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块旧的天蓝色的绸子，给我做了两面小旗子，插上小竹棍，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试着挥了几下，也觉得还不错。
可第二天我拿着“蓝色手旗”到学校参加手旗队的活动时，却遭到一些同学的耻笑：
“呦，你拿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哪国的手旗啊？”
“我们都是红黄色的，跟解放军是一个样的，你的这个蓝色的手旗，是台湾国民党的吧？”
我当时的心情极为沮丧，觉得他们真是太欺负人了！同时也觉得自己手中的蓝色手旗丑陋不堪，那天我没有参加训练就跑回家了。
妈妈听了我在学校的遭遇，劝我说：“训练拿什么颜色的旗子不行啊？学会怎么打旗语不就行了嘛。”其实我妈说得是对的，学校的老师并没有要求每个同学都买标准的手旗，有的同学连我这种蓝色的手旗都没有，一手拿着一支铅笔参加训练，也没问题。我那时候就是虚荣心在作怪。
我说：“不行啊妈，别人都是红黄色的，就我是蓝色的，我不干！我就想要那种真正的手旗！”
我妈没办法，只好答应给我做一个和商店卖的一模一样的手旗。她到会城门商店看了，那里倒是卖红色和黄色的布，但人家的布是一匹一匹的，宽度差不多五尺，要买就得按这个宽度裁，我妈即便是只买两尺布，裁下来也得是两尺长五尺宽的一大块，至少可以做四面手旗，太浪费了。怎么办？妈妈有办法，她四处打听，谁家的孩子也在哭着喊着要做手旗呢，可以搭伙一起买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购”呗。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她找到了住在114栋的马阿姨，她的儿子也吵吵着要手旗呢，俩人一拍即合，合伙买了一小条红布和一小条黄布，经过精心剪裁，终于做成了两套标准的红黄相间的手旗，和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
我对这副真正的手旗爱不释手，积极参加手旗队的活动，按照图谱苦练旗语，还让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布套，整天把小旗子带在身上，一有时间就挥上几下子。
但玩了没几天，我发现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手旗一个姿势只能表达一个字母，一句话要很多很多字母组成，比划半天也说不了几个字，太烦人。另外，光有拼音组成的字还不行，手旗没办法表示声调，即便有拼音也很难理解是啥意思。比如说laoshi，是老师还是老实？tiankong，是天空还是填空？经常让人看得糊里糊涂，这是汉语拼音旗语设计的一个重大缺陷。再说了，即便是我熟练掌握了手旗语言，哪那么巧正好碰上同样熟悉旗语的人啊，对方不懂，我学得再好有什么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手旗活动的同学越来越少，最后终于不了了之，散伙了。妈妈辛辛苦苦做成的手旗也就扔到一边了。后来每次看到蜷缩在衣柜角落的手旗，心里都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后来，我又突然想当一名运动健将，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定要加强腿部训练，如果每天绑着沙袋跑步，等摘下沙袋就会健步如飞。我又激动起来，立刻缠着妈妈给我做两个沙袋。妈妈问清缘由后很痛快地答应了，锻炼身体嘛，应该支持。她特意找了一块结实的布，给我做了两个沙袋，为了怕沙子里的土把裤子弄脏了，她把沙子洗了一遍才装进去的。我试着用了一天，不行，一走路沙子都沉到下边，形成一个大包，非常难看。我妈针对这个问题反复研究改进，她在沙袋上缝出几个小格子，把沙子分割在几个小格子里，这样沙子就不会沉在下端了。我绑着这个沙袋跑了一个多月，然后解下来感觉了一下，发现并没有“健步如飞”的感觉，加上每天绑沙袋很麻烦，我也就懒得用了，于是沙袋的命运跟手旗一样，也结束了它短暂的使命。
我对新事物的追求并没有停止，妈妈依然是一如既往坚定地支持我。上高一那年，铁三中组织文艺汇演，各班出节目。我们班的同学提出要搞一个完全耳目一新的节目，把其他班级都“震了”的那种。搞什么节目呢？唱歌、跳舞已经不新鲜了，对口词、三句半也臭一条街了，来个革命样板戏的片段吧？我们又没那个本事！咋办？我那个时候鬼点子特别多，提出搞一个活报剧，特别搞笑的那种，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小品”（我常感叹自己当年的超前意识）。我开了三个夜车，写出了一个小剧本，叫《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故事》，写的是关于美国与苏联勾结瓜分中东利益的事，我那时候每天看爸爸带回家的《参考消息》，对国际事务还是有些了解的。主要人物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由我亲自出演）、美国特使（大崔同学扮演）、苏联外交部长柯西金（陈彦同学扮演），中东谈判代表（张柘同学扮演）等。经过一番排练，大功告成，万事俱备，就等演出，我们确信这个新奇的节目一定会让全校师生大吃一惊。可就在这时候，我们就如同《借东风》里的周瑜突然发现没有东风一样，突然想到一个要命的问题：这些人物需要穿西装，到哪里去找？那是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3年啊，反对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别说西装，就是稍微“洋气”点的服装也都销声匿迹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三套西装呢？大家都非常发愁，简直是愁死了！有同学建议，就穿自己普通的衣服，在身上贴个字条：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美国佬。啊呸呸，那叫什么玩意？不行，绝对不行。
同学们分头去想办法。我回到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妈妈能不能借到西服？谁知妈妈非常痛快地回答：“没问题，咱家里就有啊。”我都惊呆了，我们家这么穷，竟然还有西服。我妈立刻翻箱倒柜地找，终于在箱子最底下一层找出一件我老爸当年结婚时买的西装，已经非常旧了，而且我穿着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多了。有了西装，领带就别奢求了，随便找个布带子凑合吧。谁知我妈想了想说：“好像领带也有。”我惊喜万分，我妈真是神了！啥都由哇。我妈打开好几个衣服包裹，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她想来想去突然一拍脑袋说：“嗨，就在眼前嘛！”原来，我家捆衣服包裹的那条深绿色的带子就是当年我爸的领带，文革后我妈觉得不会再穿西装了，这么长的一条布扔了可惜，就改作包袱带子了。我妈把那根带子洗了洗，熨了熨，能看出是条领带的样子了。12月26日那天，在北京前门铁路俱乐部，我穿着这一身行头走上舞台，大幕拉开，身穿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美国佬，还有穿着夹克式军装的中东战士出现在舞台中央，把全场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很多在后台化妆的同学都纷纷跑到侧幕条来看我们这个新奇的节目，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把所有的节目都“震了”。（见剧照）
现在回想起来，妈妈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是一个懂孩子心理、懂教育的伟大母亲，她总是在保护我尝试新鲜事物的热情。长大后，我从事过很多行当，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学过琴、当过会计、做过支行行长、出版过小说、出演过电影，对新鲜事物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断的学习和尝试，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我想，妈妈在天国知道我一直在努力，也一定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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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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