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各大专院校及中小学都接到通知，要“停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就不再上学，开始在大院里傻玩疯闹。折腾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68年秋天，我们又接到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让我们回到学校里继续读书。
那时候不管干什么都称之为“闹革命”，停课是闹革命，复课也是闹革命，一个单位分成好几个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是闹革命，好几个造反派又“大联合”坐在一起成立“革命委员会”也是闹革命……。反正无论怎么折腾，都是在“闹革命”。其实直到现在，我和我的很多朋友还是说不清我们闹了一辈子的“革命”究竟是个什么。
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知识，总是一件好事。
但我们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在社会上野了一年了，一下子又回到课堂，我们这些经历了“文革洗礼”的孩子感到很不适应。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四十五分钟不能随处溜达，太憋屈了。于是我们就在课堂上交头接耳、递纸条、看小人书、大声聊天，甚至在教室里追来追去用粉笔头打仗，有的同学干脆直接跑出教室到操场上玩去了。有个别学生沾染了流氓习气，把校外的坏孩子引到学校来约架斗殴。那个时期学校大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所有窗户的玻璃基本都残缺不全了，就算是不挂牌子，你也能一下子就猜出哪座建筑是学校。那时候老师们也不大敢管，教育也“闹革命”了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敢管“革命小将”呢？
闹得实在不像话了，各个学校不得不开始整顿秩序。
那时候干什么事都得起个“高大上”的名字，最好能跟马列主义理论挂起钩来，不然就名不正言不顺。有人在马列著作中找了一个名词，叫做“无政府主义”，基本特征跟胡闹的学生行为有点相像，而革命领袖们都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于是这次声势浩大的整顿纪律教育就叫做“反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本期刊头的照片就是当时供我们学习的革命领袖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那天上午，我们被集中到铁五小的大操场开会，由学校领导给我们做“全面开展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动员报告。当时我们铁五小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叫梁鸿飞，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她平日总是很严肃，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但人还是挺好的，我们也都很尊重她。
梁鸿飞老师走上主席台，整了整摆在主席台中间的那个老掉牙的破麦克风，清了清嗓音，开始作动员：
“革命的同学们、教师员工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一期'大反特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
她突然噎在了那里，脸色刷白，身上开始哆嗦。
操场上一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表情都是目瞪口呆。
几秒钟后，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
“她刚才说的什么？”
“没听清，但好像是反动话！”
“什么反动话？”
“她说……我不能重复，我重复了，我也就是反动了！”
其实我们都听清了，心里也都明白，梁老师想说的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一期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但她说错了。那时候不论举办什么学习班，都要叫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斗私批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等，可这样一来学习班的名称就比较长，不大好记，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丢掉几个字。可是，梁老师您也太不应该了，您丢掉哪几个字都行，绝对不能丢掉“无政府主义”这几个字啊！丢掉这几个字，您就说了反动话了！就变成反革命了啊！
那天我站在前排，清楚地看到梁老师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她额头上立刻渗出了一层冷汗。她呆立了几秒钟，立刻转过身去，把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放在心口位置，虔诚地向主席台正中的毛主席画像深深弯下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刚才一时紧张说错了话，我罪该万死！我、我……”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时不知道什么人开始带头喊口号：
“打倒梁鸿飞！”
我们稍有迟疑，但马上就举起拳头跟着喊：“打倒梁鸿飞！”
那人又继续带头喊道：“梁鸿飞不投降就让她灭亡！”
我们也继续跟着喊。
有两个老师走上台去，把梁老师押了下来，经过我们身边时，我们看到梁老师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已经完全崩溃了的样子。
就是一瞬间，就是一句话，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梁鸿飞老师变成反革命了。
后来的事情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两点我绝对记得，一是从那天起梁老师不再是革命委员会主任了，二是几天后她开始负责打扫学校的厕所。
现在回想起来，梁老师虽然因为一句话倒霉了，因为一句话毁了她的政治前途，但她的命运还不是最差的。文革时期，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小心说错话。”那个时期因为说错话而遭受灭顶之灾、甚至丢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呢！
举几个例子。文革初期，全民都要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有个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背诵《为人民服务》开头一段出了点差错，原文应该是“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位老同志因为文化低，年纪大，记忆力差，一不留神就背成：“我们的八路军和八路军所领导的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一个年轻的造反派听到了，当即指正说：不是八路军所领导的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结果这个八路军老战士被说成是“篡改最高指示”，被打成“假八路”，戴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批斗。老人在战争岁月负过伤，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无休止的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一病不起，没有等到给他平反的那一天，便撒手人寰。
有一个老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有天被派到厨房去帮厨，他正在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他听到歌声，撩发少年狂，一下子兴奋起来了，不禁随着他们的歌声一起唱了起来，手中的菜刀也不由自主地和着歌曲的节拍一起一落。哪知唱得正高兴，厨房里突然冲进来四个造反派，对他高声训斥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对敬爱的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说，将他揪出去批斗殴打。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造反派说，我们看到他每次唱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就在菜板上重重地剁上一刀，剁得菜板咚咚地响，我们都看到了、听到了。这是他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本来造反派要定他个“现行反革命罪”，幸亏这位老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打过仗，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批斗了几次之后终于勉强过关，躲过了一劫。
老革命尚且如此，其他人说错了话就更麻烦了。
有一位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当时的政治形势。那时很乱，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杨、余、付”；今天说这个人是变色龙，明天说那个是小爬虫。那位老师在一个个历数那些被揪出来的“小爬虫”时，无意中点到林彪的名字，这完全是口误，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在继续往下讲呢，可班里的同学都得清清楚楚。“她敢说林副主席是小爬虫？她是反革命！”于是就跑到革委会报告去了。偏偏那位老师是地主出身，现在又说林副主席是小爬虫，无疑是典型的反革命！于是那位老师被抓走了。被抓走前她还特意找到揭发她的那个学生，问：“你真的听到我说林副主席是小爬虫了么？”那学生点了点头。老师长叹一声说：“唉，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呢？”那位老师被关进了牛棚，让她干重活，拉砖坯。批斗时，让她站在三个椅子摞成的高处，挂着一个大牌子，撅着。脚底下摇晃，脸上的汗珠子往下滚。造反派拿皮绳鞭抽她，一鞭子下去，她身上马上起了一大串红络子。那个揭发她的孩子心里非常内疚，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一位小学老师，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无事时习惯在废纸上写写练练。一次，他在纸上写了当时天天喊的口号“打到刘少奇”，另一行则写了“毛主席”三字，后面的“万岁”还没来得及写，有人找他有事，就放下笔出去了。那时候的人都杀红了眼，看谁都像是反革命。有个“革命觉悟高”的人反复看着这张纸，终于看出问题来了：横着看是“打倒刘少奇”，可竖看即“打倒毛主席”啊！这不是反动标语吗？他立刻上报革委会，于是那个练字的老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有个很滑稽的事例：有一个山村小学，几个住在学校的老师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围着火炉子闲谈。这时一位老师放了个屁，有人问：“谁放的？”这位老师开玩笑地解嘲说：“嘿，是我放了一个原子弹”。第二天，这句话竟然被另一个老师告到了上边，第三天，这位老师被批斗，无限上纲上线，发言批判他的人质问道：“难道我国的原子弹就是个屁吗？原子弹只有屁大的威力吗？你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就是反革命言论，你有反革命言论就是反革命分子。”最后这位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出教师队伍，押回老家强制劳动改造。
还有个事，让人听了不知说什么好：一天，一个老爷爷在家带小孙子玩，孙子指着墙上毛主席画像两边的对联问：“爷爷，这边写着什么字”，爷爷说：“这边的对联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孙子又问：“那边呢？”爷爷说：“那边写着共产党万岁！”孙子又问：“上边呢？”爷爷说：“上边写着社会主义好！”孙子又问：“中间是谁的像啊？”，爷爷说：“中间是毛主席的像！”孙子刨根问底：“爷爷，为什么只有毛主席的像而没有共产党的像呢？”爷爷被问烦了，也没多想就大声答道：“因为毛主席是个人，所以就有像，共产党不是人就没有像！”。没想到这句话被邻居听到了，立即报告了派出所，爷爷百口难辩，他的确说过“共产党不是人”这句话啊，结果被判刑，几年后死于狱中。
这类的事例太多了，不说了，说得心里郁闷得很。庆幸的是那场不堪回首的浩劫终于结束了，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说句错话而引来杀身之祸了。
前几天和一个年轻人聊天，他挺激动，发了好多牢骚。我笑着对他说：“你说的这些有的对，有的不对，现在确实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问题，但你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你看，你刚才在公开场合发了这么多牢骚，你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顾虑，如果在六十年代，你早就完蛋了！”他想了想，点头说：“也是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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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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