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了你八十多集的回忆故事,你好像一直都是个爱学习、爱劳动、守纪律、听话的乖孩子,是不是正面宣传得有点过了啊?作为一个在十年浩劫中长大的小男孩,你敢说你从来就没有淘气过、从来没有学坏过吗?”
哎呦喂!这话可真是捅到我腰眼上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敢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干过那么一点点坏事啊?我是个讲究实事求是、学过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既然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说点小时候“走麦城”的事,就有点“装”了哈?得嘞,今天一咬牙一跺脚,就跟朋友们抖落抖落我的“历史污点”吧!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曾经被铁五小的红小兵组织“劝退”过。
先得跟年轻朋友解释一下啥是“红小兵”:文革期间,原来的中国少先队被取缔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认定中国少先队“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那咋办呢?中学里既然有了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小学里就创建了毛主席的红小兵,成为小学里法定的群众团体。当然啦,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加入红小兵的,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表现好,守纪律,学习好的才行。所以能够加入红小兵也是一种荣誉。
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有名的“好学生”,(画外音:呵呵,不吹牛你会死啊?)学习好,考试总是得“双百”,听老师的话,班里建立少先队组织的时候,我跳过小队长这个级别,直接当了中队长,胳膊上挂着“两道杠”的标志,神气的很。少先队改为红小兵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红小兵。那时候已经不兴戴红领巾了,我们的左臂上有一个标有“红小兵”三个大字的菱形红色标牌,证明我们是个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孩子。
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一下子又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呢?(所谓“劝退”是给我留了点面子,实际上就是被红小兵组织开除了,人家不要我了!)当年我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而遭到如此严厉的“组织处理”了呢?其实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我表现不大好,不守纪律,上课说话、传纸条、扔粉笔头什么的。不过实话实说,那个年纪的小男孩,总是会有点淘气、有点叛逆,总想做点出格的事情,人之常情嘛,按理说不该对我这个一贯表现较好的小学生下此重手啊。据我分析,导致我被“劝退”的直接导火索,是那天我惹班主任冯体森老师生气了。
这事我记得挺清楚,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在操场上做完课间操,闹闹哄哄地往教室走,天冷嘛,大家都急着回到温暖的教室,所以在楼道挤成一团。
我们几个同学从教学楼最东边的那个门挤进去,沿着楼梯往上走,突然发现班主任冯老师走在我们前边。冯老师那时候大概三十多岁,高鼻梁,长得挺帅的,高高的个子,留着大分头,平时他跟我们关系也挺好,有时候还跟我们一起在操场上“斗拐”,就是一种把一条腿盘起来当武器,用另一条腿蹦着互相碰撞的游戏。不过他有时候脾气也挺大,平时我们一般不敢招惹他。
冯老师走路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梗着脖子背着手,肩膀一晃一晃的,样子有点滑稽。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我的“表演天赋”已经初露倪端,学点什么都是惟妙惟肖。当时我也是有点得意过头,觉得自己在冯老师的身后,他不会看到我,于是就张着胳膊、摇头晃脑,夸张地学冯老师走路。我学得太逼真了,后边的同学都嘻嘻地笑起来。冯老师好像有所察觉,回头看了一眼,我赶紧恢复常态。冯老师不明白大家在笑什么,但感觉到是在笑他,他警惕地盯着我看了一下,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回过头去继续上楼,我立刻开始继续学他走路,同学们继续嘻嘻哈哈地看热闹。
但此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忽视了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弯处有一扇大玻璃窗,玻璃窗有时是能够当镜子用的。冯老师显然是从玻璃窗的镜像里看到了我出色的表演,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猛地回身,一把就将我推到墙上,大喝一声:“你干什么呢?”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吓傻了,当我的身体贴在墙壁上时,脸上嬉皮笑脸的表情还没顾得收回来。
我和冯老师就这样在楼道对视着,同学们不敢造次,纷纷从我们身边溜过去,很多同学经过时都深情地看上我一眼,那意思我明白:“小子,今天你摊上事了!”
上课铃声响了,冯老师用手指了一下教室的门,命令道:“回教室去!”
我乖乖地走进教室,心里以为这道坎算是过去了。谁知冯老师又大喝一声:“站到前边去!”
我老老实实站在了黑板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了。冯老师显得很生气,没心情讲课,开始数叨我,他说的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不只是批评我学他走路这一件事,我大概还记得他的一句话:“我观察你好多天了,忍了你好多天了,我就不明白,你这个一直挺听话的学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啊,我觉得我挺好的呢。
我看看同学们们,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多数人脸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呵呵,你这个当年的中队长如今也变成了坏学生,也被罚站了吔!
我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注意形象,不能当孬种,于是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晃晃脑袋,还故意笑了笑。
我的神态可能进一步激怒了冯老师,他用手近距离指着我的鼻子说:“明天让你的家长来,我跟他们谈谈!”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猛然想起妈妈前几天嘱咐我的话:“你爸现在被造反派审查呢,你在学校老实点,别给家里惹事。”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呢?我爸在单位正倒霉呢,我现在给他惹事,他还不得气死啊?非得揍我一顿啊!
我心里一着急,竟然做出了一件至今都感到羞愧的事: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窝窝囊囊地抽泣起来,嘴里念叨着:“我爸来不了,我妈也来不了,我们家谁也来不了。”眼泪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希望借此能求得冯老师的宽容。我虽然看不到自己当时的那副尊容,但可以想象必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可怜虫形象。那天的我算是丢脸丢大了,但愿我小学的同学们对这个情景都集体失忆,完全不记得了才好。
好在冯老师只是吓唬我,在我抽泣了几分钟后,他摆了摆手,让我回到座位上,开始讲课了。事后也没提找家长的事情。
我心里窃喜,以为这件事就这样混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几天后我就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劝退”的程序很简单,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就是班主任冯体森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要跟我谈谈。
刚坐定,我就赶紧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保证绝不会再犯。
冯老师当时的表情有点尴尬,似笑非笑地说:“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相信你一定会改正。不过,昨天校革委会刚刚研究过了,根据你最近的表现,你被红小兵组织劝退了,以后你就不要再佩戴红小兵袖章了,知道了吗?”我当时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什么也没说,“嗯”了一声就出来了。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被“劝退”是个什么滋味。
第二天放学后,老师通知所有红小兵留下来开会,那时候红小兵组织经常要开会,学习些政治文件,或是老师嘱咐一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待遇。我也按老习惯坐在座位上等着开会,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这是怎么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忍不住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啊?我?走?”我这才明白,我不是红小兵了,没有资格再参加这个会了,人家在等着我离开呢。我从课桌里拿出书包低着头走出教室,那个尴尬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过了几天,我妈也发现有点不对劲了,问我:“你怎么不戴红小兵的臂章了?”
我支支吾吾地说:“老师不让我戴了。”
“为什么不让戴了?”
“老师说,我被劝退了。”
“什么叫劝退?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
我点点头说:“可能是吧。”
我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但也没有疾风暴雨地痛斥我,只是叹了口气说:“你呀,就是不听话,给大人惹事!”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从小到大,我没给家里惹过事,这是第一次,我觉得很对不起妈妈。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听说这个事之后沉着脸半天没说话,临睡觉的时候,他很痛心地对我说:“被组织上劝退就算是受了处分,是要记入档案的,会跟你一辈子的!”我爸那些年一直处在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里,而且一直是处在被别人整的角色,所以对于“装入档案的处分”是非常在意的,几乎是谈虎色变,其实,小学生哪有什么档案啊。
后来有人告诉了我之所以被劝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学生普遍纪律性差,太闹了,学校革委会正要进行一次“反无政府主义教育运动”,需要集中处分一部分不听话的孩子,杀鸡儆猴,“使红小兵组织更加纯洁”,算我倒霉,正好赶上这一拨了。
这件事对我心理的影响是挺大的,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大挫折吧。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件事,感觉自己确实是出了些问题,学冯老师走路只是一个表象,一个导火索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是我那段时间“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了偏差!
十几岁的小孩子,心里总要有点崇拜的东西,但是一场文革把我们过去崇拜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文革前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像爸爸那样当工程师,甚至超过爸爸当个科学家。但文革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砸烂了,我们崇敬的科学家变成了“臭老九”,我们喜爱的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很多人成为了“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崇拜什么了。
“停课闹革命”一年多,我们在社会上游荡,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看到许多无法理解的事,内心里感到很迷茫。
有一天傍晚,我和同学倪振生(外号泥巴)、刘晓维从玉渊潭回家,路过铁道部大院西北角的“上坡儿”宿舍区,突然被几个比我们大几岁孩子拦住,问过姓名后,抬手就打,把我们都打懵圈了,不知道为什么啊!两三个人围着打一个,啪啪地扇大嘴巴,打的我脸上火辣辣的。还算是“泥巴”反应快,大喊一声“跑哇”!带着我们撒腿就跑,终于狼狈不堪地冲出重围。在跑的过程中,我在那群打手身后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我们铁五小的一个学生,我们跟他有点过节,这些打手显然是他叫来的。吃了这么大的亏,我们也没办法,打不过他们嘛,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记住你们了,等我也认识一帮“厉害的朋友”,一定收拾你们!
一个孩子错误的“三观”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形成的。
那时候我非常想认识一些厉害的、能打架的、讲哥们、够义气的朋友,尽管大人们管那些人叫“小流氓”,但我心里不排斥他们,甚至有点崇拜他们。
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在一起津津乐道地聊起那些“偶像”:
你知道“新街口小混蛋”吗,挎包里装着菜刀,谁不服就砍谁,大院的高干子弟都怕他。
“小混蛋儿”不算什么,听说过“双桥老流氓”吧?那才叫厉害呢。
别说那么远的,咱们大院有个“屁篓子”,你们知道吗,打架不要命,没人敢招他,谁要是认识他,在咱们这个地方就算是“平趟”了!
听见没有,这就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在社会低层的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人物。
说到顽主“屁篓子”,我还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个小伙伴小鹏,一心想结识“屁篓子”做靠山,但没机会认识人家,干脆就假称自己是“屁篓子”的哥们,到处招摇,跟别人打架的时候,需要自报家门,他总是说“我是屁篓子的哥们小鹏”,对方惧怕“屁篓子”,只好认怂,小鹏非常得意,乐此不疲。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院里玩,来了五六个年轻人,很不友好地用眼睛上下打量我们,用那时的黑话就是跟我们“犯照儿”,为首的一个长得挺文气的小伙子问:“你们谁是小鹏?”我们都不说话,但用眼角瞟小鹏。小鹏这时已经比较个人膨胀了,一副有人戳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大摇大摆地走上去说:
“我是小鹏,怎么着?”
那人问:“谁戳着你?(黑话,意思是谁是你的靠山)”
小鹏伸出大拇指骄傲地往后一翘,骄傲地说:“屁篓子!怎么地?”
话音未落,那文绉绉的小伙子抬手就扇了小鹏一个大嘴巴,真狠啊,小鹏的鼻子当时就流血了,那人轻声说了句:“看清楚了,老子就是屁篓子。”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们当时全都吓呆了,但我们心里没有对屁篓子的恨,只是想:如果真的认识他就好了。
那个时期我的思想确实有点乱,有点迷茫,经常有意接近一些“有流氓习气”的孩子,模仿他们的说话、打扮、走路的样子,或多或少受了点影响吧。虽然我记不起自己那时是如何淘气的,但我知道,如果不是闹到让学校多数老师头疼的地步,也不会随便就把我从红小兵组织里踢出来的。
好在我那个倒霉的故事有个还算不错的结尾:
被“劝退”之后,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爸妈为我伤心,于是我痛改前非,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交头接耳,不出洋相,不再跟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来往,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经过我的一番努力,在被“劝退”了大半年之后,由于我表现良好,经本人申请、全班红小兵讨论,校革命委员会批准,我又重新加入了红小兵,又可以戴上那个菱形的小红牌牌、参加红小兵组织的各种活动了,爸妈知道了也非常高兴。
回想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就像是新上路的司机,在立交桥上转晕了,出错了路口,本来想去南边的大兴,一不留神奔北边的昌平了。好在警察叔叔及时发现,严肃批评教育,给咱指出正确的道路,转了个圈,绕了点路,但终究咱还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
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就是那么几步,尤其是开头的那几步,一定要走好噢!有时候一不小心走错路,比如说上了北京那座著名的“迷宫立交桥”,能不能转出来那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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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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