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虽然经常考试得双百，但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孩子，所以回忆起学生时代的日子，最先在脑海里蹦出来的画面不是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而是课间的十分钟。而且，从每次下课铃声响起后同学们兴高采烈冲出教室、到上课铃声响起同学们意犹未尽走进教室的神态变化我就知道，我的小伙伴们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不允许戴手表（其实让戴也戴不起），但我有个“特异功能”，科学的叫法是“生物钟”，我可以凭着感觉知道下课的时间快到了，正负误差不超过半分钟。这个特异功能有用吗？当然有用，我可以在下课铃响之前就悄悄收拾好桌子上的书本纸笔，甚至可以先把一条腿从课桌下面悄悄地伸到课桌外边，只要铃声一响，我可以第一个冲出教室，或去占领乒乓球台子、或去占领单双杠、或是第一个占据墙根底下那个最好的晒太阳的位置、或是第一个钻进厕所把坑占上——别小看这个事，俗话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有时候只差那么一小步，你就得在厕所外边捂着肚子转圈圈，等人家出来了，上课铃也响起来了，你只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厕所，等待下一个课间十分钟了。总而言之，你如果能早冲出教室一秒钟，一切都可以抢占先机，毕竟课间活动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啊！
小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富裕，科技也不够发达，我们没有手机、没有游戏机，甚至连每个男孩子都喜欢的皮球也没有（学校有，不过只能上体育课时才可以玩），但在课间的十分钟里，我们依然玩得丰富多彩、玩得兴高采烈、玩得投入且疯狂，我们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一分钱不用花的。
我记得，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攻城”和“斗鸡”。
“攻城”就是捡块碎砖头在地上画两座紧挨着的城堡，城堡的形状是固定的，图纸是孩子们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有方形的内室、长条的通道和半圆形的隐蔽室，虽然只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但游戏约定这就是一堵墙，踩到这条线就犯规，必须退出游戏，于是这一方就少了一个战斗人员。玩的时候同学们分为两队人马，都要想方设法冲出自己的城堡，攻占对方的城堡。与此同时，还要竭尽全力阻止对方走出城堡前来进攻我方，于是就需要互相推搡、互相扭打，想方设法让对方踩在线上或是推出线外，他就“死了”。这个游戏热烈火爆，有肢体的直接碰撞，很刺激，不过有时候双方都过于投入，游戏就会演变为打群架了。
“斗鸡”的玩法很简单，连划线都不用，就是把自己的一条腿盘起来用手握住，作为攻击的武器，另一条腿一蹦一跳地去冲撞对人，把对方冲倒为胜者。这个游戏不需要分为两队，越是混战越有意思。有时候你正全神贯注与对面的同学厮杀，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后腰上突然被另一个家伙狠狠地一撞，歪歪斜斜败下阵来，也只好自认倒霉。拼杀到最后，会决胜出一个最后的胜利者，然后……然后就散了呗，你还等着发你个金牌是咋的？
还有一个游戏我们男孩子也特别喜欢，叫“骑驴”。分为两队，双方猜“石头剪子布”，输的一方先当“驴”，这一队要先确定一个同学站在那里当“驴头”，另一个同学弯腰抱住他的大腿，作为“驴身子”的第一截，后边的同学排好队，都弯腰把脑袋插进前一人的两腿之间，双手抱住前一人的腿，这造型看上去就很像一条身子很长的驴。另一组同学选跳得最远的同学从远处飞奔而来，像骑木马那样跳起，尽可能窜到最前的“驴背”上，后面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窜上来，把“驴背”坐的满满的。如果所有队员都成功骑到“驴”身上则获胜，骑驴这一边可以再享受一次。但如果骑驴这一方有人没骑上来，或是骑上的人不小心脚沾地了甚至落下驴来，那么对不起，你们这一队的同学就要改当驴了。为了从“驴”变为“骑驴者”，当“驴”的这一组同学会不停地扭动身躯想方设法把对方甩下来，而骑手们会英勇顽强地“粘”在驴背上誓死不下来，直到把“驴队”压趴下，那个场面非常有意思。
天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玩“挤香油”，同学们靠着墙根站一排，两边的人一起往中间挤，“嘿呀哈呀”地叫着喊着：
“挤香油！挤香油！”
最中间的人承受着来自两边的压力，都快被挤成照片了，但还兴高采烈龇牙咧嘴地坚守着，因为此时此刻他最暖和，而且还被所有同学所瞩目，是个值得开心的时刻。直到最后实在承受不了如此巨大压力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之间闪身而出，于是他原来的位置被另一个同学所取代，他则赶紧跑到最外边跟着往中间挤，帮助别的同学取暖。直到最后大家都掌握不了平衡，队伍扭曲了，两边的人失去重心倒在地上，这时就会人仰马翻，叫声、笑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如果上课铃声还没响，大家会重整队伍再次站好，开始一轮新的“挤香油”。
还有个好玩的叫“抽汉奸”，其实就是抽陀螺，新社会的孩子经常把爱国主义情怀也融入到游戏当中，你想啊，一鞭子、一鞭子地抽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那是个多么痛快的事情啊！真是越抽越带劲，越抽越高兴！
女同学们的课间游戏总是比我们男生要文雅一些。
比如说她们喜欢丢沙包。沙包都是自己缝的，其实你就是想到商店去买也没有卖的，缝沙包都是用家里做衣服剩下的边角布料，五颜六色、花花绿绿，配在一起煞是好看。缝沙包一般是用六块布缝成方方正正的四方形，不大讲究的随便缝个拳头大小的布袋子也行，里面一般是装些很小的圆石头，有些家境好的同学也有在里面装上黄豆绿豆什么的。丢沙包一般是三四个同学一起玩，两个同学站在两边扔包，一个或两个同学站在中间躲沙包，被沙包砸中就算失败，下场改为扔包的，而扔包的同学就可以晋升为躲包的了。躲包的同学必须非常灵活，眼睛盯着扔包同学的动作，判断沙包飞来的方向，左躲右闪，蹦来跳去。如果你有本事抓住沙包，就可以“多一条命”，一旦被沙包击中也不必立即被换下来。而丢包的同学必须以各种假动作迷惑躲包的人，比如说，好像是往左边扔，其实沙包飞向右边，或者是假装扔但不扔，趁躲包的人跳起落地来不及做下一个动作时，稳准狠地“将其击毙”。两个扔包人必须默契配合，例如一个人做假动作把沙包扔过去，另一人迅速接住，趁躲包人尚未转身之际，直接命中，将其淘汰。女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哇哇大叫，非常热闹，引得很多男同学偷偷张望，但谁也不好意思过去一起玩，为啥？因为那时候“分男女界限”呗。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女同学们跳皮筯是个很神奇的游戏，她们平日里文文静静、平平常常的，可一跳起皮筋来，她们一下子就都变成了舞蹈家，那么欢快、那么轻盈，蹦蹦跳跳地在皮筋上飞舞，就像是一群在花丛中嬉戏的蝴蝶。
跳皮筋也是分为两拨人马，一拨人举着皮筋，另一拨人跳，如果发生失误，就要转换身份了。举皮筋这活儿看上去很没意思，人家在那里高高兴兴地跳，你得在旁边老老实实地给人家举着皮筋。按规则，跳皮筋的同学一个回合下来如果没有失误就要“升级”，也就是提升皮筋的高度，最低一档是脚脖子，然后是小腿肚子、膝盖、大腿、腰、胸、脖子、脑门、小举、中举、大举……。到了“大举”这一关，举皮筋的人就得高举双手，把皮筋举得高高的，不一会儿胳膊就酸了，确实是个苦差事，不过没关系，能从脚脖子一直跳到“大举”而不出一点差错的人还真是不多见，只要对方失误，举皮筋的人就可以变成跳皮筋的了。
跳皮筋当然很快乐，但是要求也真是很高啊，我不会跳，但是我经常看老姐她们跳，那真是个技术活儿，不单是腿要抬得高，还要随着跳皮筋的歌谣不停的变换花样，一会儿抬腿，一会儿转身，一会儿还要把皮筋缠绕在脚脖子上连转几圈再从皮筋的连环套中跳出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如果奥运会把这个项目加进来，我估计中国的金牌又能多好几块！
女孩子们跳皮筋时都要欢快地唱着歌谣，虽然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但我一直听不懂那些歌谣说的是个啥意思，每句话倒是都明白，但连在一块就变得百思不得其解了。
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一首：“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小皮球和香蕉梨怎么会搞到一块呢？马兰开花为什么是二十一呢？二八、二九之后应该是三十啊，怎么一下子就跳到三十一去了呢？
还有：“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老虎怎么会不吃人呢？血脂太高改吃素了？为什么又专吃吐鲁门（杜鲁门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呢？杜鲁门的肉是五香麻辣味的吗？直到现在我都不解其中的深意，望懂行的读者留言赐教！
北京的冬天很冷，有时候刮大风，我们这些男生没心没肺地在寒风中瞎跑瞎闹，女同学们便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玩羊拐（也叫“嘎拉哈”）。羊拐是羊的后腿关节里的一小块骨头，样子很可爱，有点像个耳朵。它有四个面，分别叫背儿、肚儿、大耳朵、小耳朵。羊骨头原本的颜色不大好看，女孩子们会把它们染成五颜六色。玩的时候，一只手把沙包向上用力一扔，趁沙包在空中飞的时候，利索地把羊拐翻成所规定的那一面，然后再把落下的沙包接住，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差一点也不行。这些游戏特别锻炼孩子们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而且一分钱不用花，可惜现在没见有人玩了。
孩子们不论玩什么游戏，都得讲究规则，我们虽然年纪小，但也都知道做人要守规矩、讲信誉，如果哪个孩子总是“耍赖”，那就没有人愿意带他一起玩游戏了，用孩子们的话说，就变成“没人理的臭狗屎”了。
课间十分钟不一定全都是玩游戏，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等着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跑到楼后面的空地去看看我们种的蓖麻，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蓖麻是个啥玩意了，蓖麻是一种油料作物，据说蓖麻子可以提炼出高级航空润滑油。那时候这种油需要从国外进口，但帝国主义反动派严密封锁我们，很难买得到。国家要发展，就要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还要节约宝贵的外汇，所以，学校就号召我们少先队员在房前屋后种植蓖麻，支援国家建设。我们班也在教学楼后边种了好多棵，所以要经常去看一看，浇点水什么的。我们种的蓖麻倒是长出来了，有一人多高，大大的叶子，可惜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结出果实来，真是可惜了那些蓖麻种子了。
有时候我们会蹲在大槐树底下看蚂蚁搬家或蚂蚁打架，别看蚂蚁小，但特别守纪律，外出干活都是排着队，急匆匆的跑来跑去，从不偷懒。而且它们特别能战斗，为了保卫家园都是豁出命去拼杀。小时候我们淘气，有时会从家里偷出几个樟脑球放在蚂蚁窝旁边，熏得蚂蚁晕头转向，都找不着家了。还有些孩子更不像话，用火柴烧蚂蚁，火焰烧过之处，蚂蚁死伤一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对不起那些蚂蚁，都是生活在铁五小的院子里，好歹也算是邻居，相煎何太急啊！
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在课间的时候帮着老师去拿教具，像自然课、手工课、珠算课什么的，老师都需要一些教具，自己拿不了就会招呼我们这些小男生去帮忙，我们都是争先恐后地跑去做这个事，倒不是我们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觉得这个事很好玩。预备铃响了，同学们都乖乖的跑回教室，操场上空荡荡的，我们却可以大摇大摆地拿着教学用的大地图、大算盘、手工课的模型等跟在老师身后走进教室，那是个很出风头的事情啊。
课间十分钟是短暂的，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跑回教室，心却留在了操场上。
夏天的时候，我们跑得满头大汗回到教室里，一个个小脸儿红彤彤的，拿起作业本或垫板给自己扇风。我还记得班主任李老师经常笑眯眯地跟我们说：“不要这样心急火燎地扇了，越扇越热，要把心静下来，把心思从操场转到课堂上来，记住，心静自然凉。”最后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真的很管用。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一直没机会再回到铁五小去看一看。去年的一天，我到西客站办事，特意绕了一个弯去看看我的母校。
铁五小的大门紧闭，只有一扇小门开着，我走进去，传达室的师傅出来问我找谁，我说：“我谁也不找，我当年是铁五小毕业的，离开很久了，想进来看看，行吗？”传达室的师傅是个好脾气，也许是这种寻根的场面他见多了，冲我笑笑说：“您就站在这看看得了，别往里边走了，马上学生们就下课了。”说着他就回传达室了。
我心里挺激动，仔细端详着我的校园——那个经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校园。几十年过去了，它变化太大了，当年操场北边那个简陋的水泥主席台已经没有了，台子旁边的大槐树也没有了，原来低年级同学上课的平房已经消失了，在原址上盖起了一栋非常漂亮的高层教学楼。好在操场西南边的那个旧的二层教学楼还在，我上学时的那间教室也还在。我想起了那句俗话“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这些年里，从这所学校里毕业了多少学生啊，每个学生心里都有一段关于铁五小的幸福记忆。
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从教室冲出来，在操场上欢乐地活动着，你追我赶，笑声依旧。我看着他们，感慨万分，在那叽叽喳喳的喧闹声中，我似乎听到了当年我熟悉的同学在高喊：
“付颀你哪儿跑？我抓住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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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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