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北京终于恢复了高中，考试录取，录取率百分之二十五，我幸运地成为被选上的佼佼者之一。那时候我们天真得很，以为我们这批敖忠生将可以不必去农村插队，直接考大学了。
凭着这种梦想，我们这批学生起初的学习热情很高。那时候学校的教材匮乏，内容空虚乏味，同学们就想方设法到处找过去的教材和讲义，拼命地做题，弥补停课多年形成的知识真空。
很多老师跟我们想的一样，以为教育要正规化了，以后可以安心地搞教学了，他们心里急啊，眼前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但是在应该学知识的年纪，他们却在搞所谓的“教育革命”，青春在荒废，青春是荒废不起的啊！这些老师们终于欣喜地预感到“教育正规化”的春天要来了，他们也在积极地为我们寻找合适的补充教材，我们的班主任姚玉强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姚老师那时大概不到四十岁的样子，高个子，留着分头，那有些沧桑的脸上架着一副白框的眼镜。他是教语文的，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喜欢他在朗诵课文时那副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嗓音。他的课讲得特别好，幽默诙谐，引经据典，让我们获得了很多课文以外的东西。不仅讲课文，姚老师有时候还喜欢给我们讲些时事政治，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的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讲美帝如何在越南吃败仗，讲苏修经济萧条要买中国的猪尾巴，讲名古屋世乒赛中国小球转动大球……尽管有虚有实，有时是真事，有时是调侃，但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
那天，他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叠油印的讲义，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特有的富有磁性的声音说：
“同学们，今天的语文课我给大家增加一点内容，讲一讲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
同学们有些骚动，因为这太突然了，肖洛霍夫？似乎听说过，但好像是个苏联的修正主义分子呢，姚老师真的要讲他吗？
姚老师好像没有听到那些议论，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一个人的遭遇》的梗概。他讲的很投入，很吸引人，讲到关键之处，他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教室窗外的远方，好像看到了小说里描述的那个老男人的眼泪。
我被姚老师的讲述打动了，心里想着怎样找到这本小说的原著来读一读。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过了不久，突然又开始打击所谓的“修正主义翻案风”，我们幻想的“不用插队直接上大学”的美梦被打碎了。姚老师的良好愿望也被打碎了，甚至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据说当时的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就提出，一些教师政治立场有问题，未经学校许可，擅自给学生讲苏修的大毒草，不光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遭遇》，还有中国作家王愿坚的《亲人》，都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毒草，这怎么行？要查一下！虽然这件事后来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那个时候姚老师的压力一定是很大吧。
直接上大学的梦碎了，同学们都很沮丧。但姚老师对学生的一片热心没有冷下来，课堂上不能讲，私下里依然是可以讲的。
姚老师很善于鼓励学生，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有一次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读了我的一篇作文，让我信心大增。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个不可救药的笨蛋，数学差些，但在写作上我是有能力的。后来学校宣传队排节目，姚老师还让我写了一些小话剧，都受到了他的指点和鼓励。我越写越爱写，越写越有感觉。
后来我参军到了部队，就是凭着写作的特长，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师部宣传队，后来还借调到军部宣传部写文学作品。在那个时期，我在《石家庄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剧本《一刀两断》，从此我开始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
现在我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写作上小有成就，这些都要感谢敬爱的启蒙老师姚老师啊！
（前排右起第四人是姚老师）
前年的教师节，我和几位同学有幸请到姚老师一起吃饭，那天我负责在饭店二楼的电梯口等待姚老师。一别四十年了，我都已经是个老头儿了，所以我确信姚老师一定很老了，从电梯出来的时候或许坐着轮椅，或许被家人搀扶着。以至于当年近八十的姚老师一个人健步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认出他来，直到他走到身边停下盯着我看时，我才惊讶地扶住他的胳膊叫道：“您真的是姚老师吗？”
姚老师笑了：“这还有冒充的吗？”
那笑容和四十年前一模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姚老师批改过的作文本我一直珍藏到现在，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他和我的合影也郑重的收存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每当自我放任，正想偷懒时，眼前就会浮现出姚老师和蔼可亲的笑容，似乎正要对我说：“好好写，多写出些好的文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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