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王孙的钱庄—商业银行
司马相如得到了汉武帝赏赐的黄金，于是让妻子卓文君扩建了原来的酿酒坊，而自己也开办私塾，这些都让他赚得了很多银两。司马相如作为一个秉承孝道的礼仪之士，深刻了解父亲老司马多年来为他的成长而付出的艰辛劳动。现在有钱了，他一定要好好孝顺父亲，于是给了父亲二两黄金，让他购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老司马一生节俭惯了，现在除了吃饱穿暖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需要。不过老司马也非等闲之辈，他盘算着：“如果我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人，收取一些利息多好，我这把老骨头不用劳动，也可以有钱赚。”于是老司马没事就到成都街上吆喝：“你需要钱吗？我借给你，两分利息。”但没人要借。这样问了三个月，也没有找到借钱的人。
一天，杜宇看见他，对老司马说：“司马公用此法寻借钱之人难矣，况且，缺钱之人还钱难，有钱之人不需钱。”杜宇摇摇头转身而去。老司马也觉得他说的有理，不免有些失望。
但此时在临邛，有位叫熊炙的人，据说是伏羲后代，他发明了一种烧陶技术，可以大大提高陶器的坚固度和光洁度。可是熊炙没有银两建造陶窑，每天在街头逢人便问：“你有钱借给我吗？你有多余的钱吗？”人们都认为他疯了。
一天，熊炙遇到卓王孙的管家，两人还有些熟识，熊炙问管家：“大管家可有闲钱借我？我烧陶卖出之后即可还你。”但管家钱也不多，不敢借给他。
没过多久，老司马到临邛办事情。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虽然还不接受司马相如，但木已成舟，还是邀请老司马到府上一坐。老司马向卓王孙谈起他在成都找人借给他钱的事情，恰好管家也在。管家找个机会悄悄把熊炙借钱的事情告诉卓王孙，卓王孙眼珠子一转，出来对老司马说：“亲家公既然想将钱借给别人，又找不到人，要不我来帮你吧。你把钱放在我这里，年息一分如何？”老司马自己找人也找累了，寻思这样也省事，便答应了。
卓王孙将钱贷给了熊炙，熊炙的陶窑也建了起来。卓王孙发现这个生意不错，便开了个钱庄，将消息传给临邛的百姓，说将钱放他那里就可以赚得利息，而他也专门安排人到处找需要钱的人，最终的确赚了不少银两。
显而易见，卓王孙的钱庄就是现代的银行。他开设钱庄之前，老司马想把钱借出去非常困难，熊炙想找人借钱给他也十分困难，这反映了银行产生的最根本原因：资金的借入方和贷出方之间高昂的相互搜寻成本。银行在此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它解决了资金供需双方互相不知晓的问题。这个互相不知晓被我们称为信息不完全，一种信息不完全是信息不对称，也即一方的信息没有全部传递给另一方，或者另一方没有能力获得对方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资金借贷方面，它是促使银行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信息不完全就没有银行存在的必要。
本章将介绍商业银行，当然，现代的商业银行已经不仅仅是存贷款的机构，我们将从它的产生、形态、作用以及主要业务内容等方面更深入地认识商业银行。
“长板凳”与金匠业—西方商业银行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商业银行的早期萌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银行”的英文“bank”来源于意大利文“Banca”，意思是“长板凳”。最初的银行家是祖居意大利的犹太人，他们在英伦三岛以兑换、保管贵重物品、汇兑为业。这些人都在港口或集市上坐着长板凳，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坐长板凳的人”。如果这些人的资金周转不灵，无法还钱或还贵重物品，人们就会群起捣碎长凳，这就是英文破产（bankruptcy）的来源。
早期银行业的产生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较早出现的银行是1171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和1407年成立的热那亚银行。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由于当时社会的货币制度混乱，各国商人所携带的铸币各不相同，为了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他们必须进行货币兑换。于是，单纯从事货币兑换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专业货币商出现了。久而久之，有些商人为了避免麻烦，干脆将货币存放在专业货币商那里，委托其进行货币兑换和支付。存放的货币越来越多，不同存款人也不会同时支取货币，因此，货币商那里总会有一部分资金闲置。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货币兑换和支付过程中暂时闲置的资金放贷给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
以英国早期银行业为例。17世纪中叶，英国金匠业十分发达。人们为了防止偷盗，将金银委托金匠进行保管。金匠收到顾客的金银后，代顾客进行保管并签发保管的凭条。金匠签发的凭条流通于市面，称为“金匠券”，这是银行券的雏形。银行券就是银行发行的一张票据，可作为货币进行支付和流通。金匠还可以按顾客的书面要求，将金银划拨给第三者。聪明的金匠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换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发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那些需要钱的人，并收取一定的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利地还清欠款后，金匠家们再将收据悄悄销毁，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利息的收入却稳稳地进入了金匠家的口袋。这就是英国早期的金匠银行业。这时的银行是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并以高利贷为主要特征来经营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银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也在客观上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组织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因而，资本主义银行作为现代商业银行的最初形式出现了，这也是现代商业银行产生的主要途径。还有一种途径是，旧的高利贷性质的银行逐渐适应新的经济条件演变为资本主义银行 ，由金匠业转化来的西欧银行是典型代表。
现代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并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经营企业。1694年，英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定义，它的出现宣告了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业在社会信用领域垄断地位的结束，标志着现代商业银行开始形成。
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民也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经济史上的第一，包括唐朝的柜坊、宋代的交子和明朝的钱庄。中国古代的银行与近现代西方的银行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身上有着中国古代银行清晰的影子。
唐朝的商业十分繁荣。在开放的风气下，唐朝各大城市与外商、胡商有着紧密的往来。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促使远距离的钱货输送量增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钱币运送的不便利。交易所用铜钱的单位价值很低，大量的钱币十分沉重，携带出行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柜坊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的银行雏形。
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替客户保管金银等财物（客户在需要时可凭信物提取），并收取客户一定的保管费用。它的出现使当时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柜坊虽然经营着类似于银行的存取款业务，但是却不像银行那样对储户支付利息，反倒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
到了唐徳宗时期，出现了货币短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防止货币外流，一方面又要保证贸易的进行，“进奏院”也因此而产生。诸军、诸使或诸道在京城设置了“进奏院”，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进奏院”，可以得到相应的凭证，即“飞钱”。凭借飞钱可以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点取钱。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的大商人，虽然没有设立类似的机构，但也经营类似的“飞钱”业务，并以此牟利。进奏院和飞钱的产生降低了商人们对铜钱的需求，缓解了钱币不足的问题，给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值得注意的是，飞钱虽然可以异地取款，但它本身并不能进行支付和流通，不具备货币的职能，所以飞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宋代的工商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以铜币为主要货币，但是铜的产量有限，货币供应不足，导致宋朝长期处于“钱荒”状态。宋朝作为经济大国，其货币具有国际货币的性质，宋钱为周边的辽、金、西夏、朝鲜所共用，导致了货币外流，进一步加剧了“钱荒”。
由于需将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运往宋都开封，蜀地只能大量使用铁钱。而铁钱的价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同等价值的铁钱重量是铜钱的十多倍，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四川多山，人们出行不易，运输沉重的铁钱非常困难。于是，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创立了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并开始发行纸币“交子”。刚开始的时候，交子还算不上真正的纸币，只是类似飞钱的一种兑换凭证。后来，富商的资金出了问题，无法及时进行兑换，一时间民怨四起，政府就禁用了民间的交子。而废除交子之后，商业贸易又变得困难起来。于是，益州知州薛田奏请设立“交子务”，禁止民间私办。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机构—“益州交子务”就此诞生。
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私钱庞杂，铜钱的轻重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在此情况下，就出现若干专门进行钱币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
随着经济的发展，钱庄所经营的业务也由单一的货币兑换变得多样化起来，主要有存款、“过账”以及放款。此时的存款不同于唐朝的柜坊，钱庄已经对存款人支付利息。而放款的对象不针对普通人，而是以商人为主。所谓“过账”，类似于现在的转账业务，可以减少现金的使用，有利于信贷的发展。总的来说，钱庄已经与现代商业银行十分相似。
在清朝时期，晋商首创了票号。票号主营汇兑（即商人委托票号将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还兼营存放款业务。山西商人众多，资产丰厚。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商帮就需要进行借贷。另外，在进行资金调拨时，传统的采用镖局保镖运送现银的方式在清朝后期极不安全。这些是催生票号的因素。
中国在清朝后期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状态，经济上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在西方金融机构的挤压之下，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丧失了演变为现代商业银行的经济条件，走向衰落。所以，由早期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演变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方，而中国的现代商业银行是在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银行后，向西方国家借鉴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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