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大自然对万物是公平的，这体现在所有物种都按相同的规则寻找生存机会。自然不会因为人类跳出了食物链而给人类制造更多的麻烦，人类同样遵循变异、适应的选择原则。
在这一点上，老子是对的，生物都在自然提供的舞台上自由地演化。大自然并不是给予所有生物同样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虽然自然的规则公正地作用于每种生物，但每个时刻的环境都是特定的，对某些生物是机会，而对另一些却是危险。天地没有价值判断，不会因为“仁”是好的，就以“仁”来要求万物。它没有意志，不干涉万物，而自然世界总是兴兴向荣的。无疑，老子的洞见是对的。只要有生命机会，生物必然出现，我们观察的世界正是这样，这也是现代科学普遍接受的观点。那么，人类群体是否有相似的机制呢？或者说社会群体中掌握权力的人是否应该像大自然对待万物那样呢？管理者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可类比于自然与万物的关系。自然与万物之间没有像人与人之间那样的利益纠缠，人与人之间是双向关系，自然“不在乎”万物会给它带来什么。有权力的管理者永远不会像自然对待万物那样公平对待群体中的所有人；管理者的权力不会是永恒的，管理者的生命是有限的，无法做到像自然一样无需“担心”自己的地位。人类社会本身是在生物竞争（物种间或群体间）中形成的，是演化出的协作形式。自然不需要与万物协作。人类群体内的协作要发挥个体的能力，确实应该尽量少限制人的进取天性。但人类本身也是破坏性的，为了实现协作，使群体具有超越个体的能力，人的破坏天性又必须适当被抑制。群体进化赋予了人类一定的群体机制，现在仍然起着主要作用，但里面并没有自然。在人类群体中，“圣人”并不是自然，他也不能做到不干涉其他个体。人类文明的进步就体现在减少破坏性干涉，增加建设性的干涉。当然，正如我们在人类历史中看到的，所谓“建设性”的判断是极其困难的。老子试图用自然对万物的“无为”来说明“圣人”“无为”对社会的好处。他显然只看到了一个方向。自从人类摆脱食物链以来，人自己对群体的破坏成为了人类痛苦的主要来源，其中包括有心干好事的权势者。老子用这个道理劝诫“圣人”实施“无为”，很可能是基于此的。确实，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正是要求减少对个体行为的干涉。自由市场机制成就经济繁荣，而缺乏此机制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食不果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除了人类，所有动物，至少大型动物，都一直在生存边缘挣扎，生存压力逼迫着它们演化。人类摆脱食物链之后，在自然环境中，原本不至于总是在生死中决策，但是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面对的却还是那样的群体环境。很长时间里，人类虽然建立了文明，但却并不适应文明社会，相互之间非得要逼入绝境才行。这是人类群体很容易陷入两级社会的根源。像老子这样为整个群体着想的思考者显然想避免两级社会和逼入绝境的事情发生。既然观察到人是把人类群体走向混乱的原因，那么，减少人的干涉，主要是有权势者对大众的侵犯，应该是群体走向富足和睦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老子只说到了一个方面，但是因为人的“领地本能”如此强大以至于每个人总是想控制别人，所以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老子是对的，他的建议对群体是有益的。这里引起的问题是，掌握权力的人为什么要当圣人，为什么要关心社会是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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