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柜坊到票号—中国古代的商业银行
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民也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经济史上的第一，包括唐朝的柜坊、宋代的交子和明朝的钱庄。中国古代的银行与近现代西方的银行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身上有着中国古代银行清晰的影子。柜坊和“进奏院”
唐朝的商业十分繁荣。在开放的风气下，唐朝各大城市与外商、胡商有着紧密的往来。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促使远距离的钱货输送量增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钱币运送的不便利。交易所用铜钱的单位价值很低，大量的钱币十分沉重，携带出行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柜坊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的银行雏形。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替客户保管金银等财物（客户在需要时可凭信物提取），并收取客户一定的保管费用。它的出现使当时的生意人不必携带大量的铜钱，方便了远方客商的贸易活动。柜坊虽然经营着类似于银行的存取款业务，但是却不像银行那样对储户支付利息，反倒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到了唐徳宗时期，出现了货币短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防止货币外流，一方面又要保证贸易的进行，“进奏院”也因此而产生。诸军、诸使或诸道在京城设置了“进奏院”，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进奏院”，可以得到相应的凭证，即“飞钱”。凭借飞钱可以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点取钱。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的大商人，虽然没有设立类似的机构，但也经营类似的“飞钱”业务，并以此牟利。进奏院和飞钱的产生降低了商人们对铜钱的需求，缓解了钱币不足的问题，给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值得注意的是，飞钱虽然可以异地取款，但它本身并不能进行支付和流通，不具备货币的职能，所以飞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交子铺和交子务
宋代的工商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以铜币为主要货币，但是铜的产量有限，货币供应不足，导致宋朝长期处于“钱荒”状态。宋朝作为经济大国，其货币具有国际货币的性质，宋钱为周边的辽、金、西夏、朝鲜所共用，导致了货币外流，进一步加剧了“钱荒”。由于需将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运往宋都开封，蜀地只能大量使用铁钱。而铁钱的价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同等价值的铁钱重量是铜钱的十多倍，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四川多山，人们出行不易，运输沉重的铁钱非常困难。于是，十六家富商订立契约，创立了发行纸币的私人金融机构—“交子铺”，并开始发行纸币“交子”。刚开始的时候，交子还算不上真正的纸币，只是类似飞钱的一种兑换凭证。后来，富商的资金出了问题，无法及时进行兑换，一时间民怨四起，政府就禁用了民间的交子。而废除交子之后，商业贸易又变得困难起来。于是，益州知州薛田奏请设立“交子务”，禁止民间私办。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机构—“益州交子务”就此诞生。钱庄
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私钱庞杂，铜钱的轻重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在此情况下，就出现若干专门进行钱币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随着经济的发展，钱庄所经营的业务也由单一的货币兑换变得多样化起来，主要有存款、“过账”以及放款。此时的存款不同于唐朝的柜坊，钱庄已经对存款人支付利息。而放款的对象不针对普通人，而是以商人为主。所谓“过账”，类似于现在的转账业务，可以减少现金的使用，有利于信贷的发展。总的来说，钱庄已经与现代商业银行十分相似。票号
在清朝时期，晋商首创了票号。票号主营汇兑（即商人委托票号将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还兼营存放款业务。山西商人众多，资产丰厚。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商帮就需要进行借贷。另外，在进行资金调拨时，传统的采用镖局保镖运送现银的方式在清朝后期极不安全。这些是催生票号的因素。
中国在清朝后期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状态，经济上受到西方列强入侵。在西方金融机构的挤压之下，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丧失了演变为现代商业银行的经济条件，走向衰落。所以，由早期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演变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方，而中国的现代商业银行是在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银行后，向西方国家借鉴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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