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
李宜峰 杨建华
东周时期欧亚草原各地文化交往频繁，文化面貌日益趋同，本文以中国北方与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野猪纹饰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野猪纹饰品的演变规律，同时结合零星采集品的年代判定，明确不同类型野猪纹饰品的发展演变脉络与传播路线，探讨了东周时期以南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动态联系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内部之间文化的交往与影响。
东周时期整个欧亚草原随着游牧化的普及，各地文化面貌展示出较大的一致性。随着人群的频繁流动、各地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持续发展，[2]中国北方文化带也逐步形成，[3]整个欧亚草原尤其是亚洲草原也形成一个大的整体，各地从武器到马具以及动物纹装饰上都具有较大相似性，尤其是动物纹装饰品的发展与普及，这点从野猪纹饰品的传播演变中也有所体现。目前所见野猪纹饰品出土较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发现于亚洲草原各处，但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系统研究与野猪纹饰品研究，无法揭示各地野猪纹饰品的内在联系。本文以亚洲草原各地发现的野猪纹饰品为研究对象，从整个亚洲草原的视角出发探讨各地野猪纹饰品的发展演变与传播，在此基础上阐释各地区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
一 主要考古发现
亚洲草原包括中国北方地区在内的所有野猪纹饰品，经过科学发掘或者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目前主要发现于中亚、南西伯利亚的图瓦以及我国的冀北延庆地区、内蒙古中南部、甘肃中部金昌地区、辽西地区以及新疆地区。此外在蒙古国境内及我国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也有零星采集，不过大都缺少出土单位或具体地点。本文首先从具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野猪纹饰品入手，对他们的年代、演变规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再扩大至那些缺少明确出土地点的零星采集品的研究。
野猪纹饰品根据表现手法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A型圆雕、B型平面片状和C型浮雕。A型圆雕野猪纹多装饰在剑首（图一，1、7），B型平面片状野猪纹多是金箔压印而成的薄片（图一，2、3、5、25）。C型浮雕野猪纹根据装饰方式与功能的不同进一步可细分为Ca型带饰和Cb型坠饰两个亚型。Ca型浮雕带饰或立体中空、以整个身躯为带穿（图一，8），或平面浮雕、背部以桥型钮或铆钉为带穿（图一，4、6、9、19—23、26、27）。Cb型浮雕坠饰整体中空或实心，背上有单环提钮或纵向排列双环提钮（图一，10—18、24）。
图一 经过科学发掘或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野猪纹饰品
1.A型（阿尔然1号冢）2.B型（哈萨克斯坦东部）3.B型（齐列克塔5号冢）4.Ca型（阿尔然2号冢）5.B型（东塔勒德墓地）6.Ca型（木垒县征集）7.A型（西凉垙YXM25）8.Ca型（玉皇庙YYM18）9.Ca型（玉皇庙YYM52）10.Cb型（玉皇庙YYM18）11.Cb型（玉皇庙YYM250）12、13.Cb型（龙庆峡M30、M32）14.Cb型（玉皇庙YYM381）15.Cb型（西园M3）16.Cb型（水涧沟门）17、18.Cb型（鄂尔多斯采集）19—23.Ca型（柴湾岗M12、西岗M364、柴湾岗采集、西岗M341、西岗M11）24.Cb型（西岗采集）25.B型（五道河子M1）26、27.Ca型（铁匠沟M1）
1.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这一地区的野猪纹饰品主要发现于俄罗斯图瓦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类型上包括A型、B型、Ca型三种，数量多达百余件。
俄罗斯图瓦地区阿尔然1号冢出土1件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4]，长约42厘米，高约43厘米，野猪吻部和四肢修长，并有清晰地细部描写，脊背微倾，短尾下垂。
哈萨克斯坦东部的萨卡文化分布区（图一，2）[5]和齐列克塔5号冢（图一，3）[6]发现少量B型野猪纹饰品，具体数量不详，均由金箔压制而成，尺寸不详，野猪吻部和四肢较修长，细部有描写，脊背微倾，长尾后垂。
阿尔然2号冢出土Ca型野猪纹饰品百余件（图一，4）[7]，尺寸为1.2×2.1～1.6×2.4厘米，野猪吻部和四肢修长，细部描写清晰，脊背倾斜上拱，背面有两到三个小环钮，短尾后垂。
2.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的野猪纹饰品只在哈巴河县和木垒县有所发现，包含B型和Ca型两种，数量仅4件。
新疆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他木齐村的东塔勒德墓地出土B型野猪纹饰品3件（图一，5）[8]，均由金箔压制而成，长22厘米，高12厘米，吻部修长并有细部描写，四肢描写简化，脊背倾斜上拱，长尾后垂，整体有些肥胖。值得注意的是，野猪的耳朵是由圆圈纹表示。
木垒县东城大队征集Ca型野猪纹饰品1件（图一，6）[9]，整体形状似花瓣，五只野猪围绕中心的卷曲雪豹形象，背部三个圆形铆钉，直径73厘米。能够看出吻部和四肢，但是不见细部描写，脊背倾斜上拱，长尾下垂，身体较胖。
3.冀北地区
这一地区的野猪纹饰品均出自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墓地、西梁垙墓地与龙庆峡墓地，类型上包含A型、Ca型、Cb型三种，共计120件。
西梁垙YXM25与YXM5各出土1件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7）[10]，形制相似，长约1.8厘米，高约0.9厘米，两只野猪左右相对立于剑首两侧，能够看出吻部和四肢，只有眼睛的描写，脊背较为平直，不见尾巴。
玉皇庙YYM18出土89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8）[11]，通长2.3～3厘米，通高1.7～2厘米。野猪吻部和四肢清晰，有头部描写，脊背平直，短尾上翘，立体中空。其以整个身躯为带穿，这种安装方式在整个冀北地区只发现于玉皇庙YYM18这一个单位之中。
玉皇庙YYM52出土5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9）[12]，通长2.5厘米，通高3.3厘米，野猪有头部描写，脊背较为平直，尾部和四蹄的尾端呈圆圈状，长尾下垂，身体肥胖，背部有钮。
玉皇庙YYM18出土12件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0）[13]，野猪吻部和四肢清晰，有头部描写，脊背平直，背上有纵向排列双环钮，翘尾较长紧贴于臀部，肩背、尾部与环钮上均饰有明显刻划纹，立体中空。玉皇庙YYM250出土7件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1）[14]，与玉皇庙YYM18所见野猪纹形态相似，只是野猪背上双环钮更小，身上刻划纹更细。
龙庆峡M30出土1件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2）[15]，野猪吻部和四肢的描写不大清晰，脊背微微上拱，背上有纵向排列双环钮，短尾紧贴于臀部，肩背与尾部上刻划纹较明显，身体肥胖，立体中空。
龙庆峡M32出土1件（图一，13）[16]、玉皇庙YYM381出土4件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4）[17]，上述五件与龙庆峡M30所见野猪纹形态相似，只是前者背部上拱尤为明显，已弯曲成桥形。
上述玉皇庙YYM18、YYM250、YYM381与龙庆峡M30、M32共计25件Cb型野猪纹饰品大小相近，通长2.5厘米，通高3.3厘米。
4.内蒙古中南部
内蒙古中南部的野猪纹饰品发现数量较少，类型上只有Cb型一种，包括包头西园、水涧沟门、鄂尔多斯地区在内一共只有4件。
包头西园墓地M3出土1件Cb型一种野猪纹饰品（图一，15）[18]（原报告称“虎形”，杨建华先生认为其属于“野猪形”[19]，从其吻部特点来看，本文认同后者，其与玉皇庙YYM52的野猪纹造型相似，可能都是受到了虎纹的影响），高3.4厘米，野猪尾部和四蹄的尾端呈圆圈状，有头部描写，脊背较为平直，背上有双环钮，长尾下垂，身体肥胖。
水涧沟门墓葬出土1件Cb型一种野猪纹饰品（图一，16）[20]，长约2.5厘米，野猪吻部与四肢能够辨认出来，脊背微倾，背上有钮，短尾贴合于臀部，身体肥胖。
鄂尔多斯征集2件Cb型一种野猪纹饰品，[21]大小相同，高2.8厘米，第一件（图一，17）野猪吻部与四肢能够辨认出来，脊背倾斜上拱，尾部不明显，身体肥胖。第二件（图一，18）与其形态相似，只是背部上拱明显，整体更矮胖一些。
5.甘肃中部地区
甘肃中部地区是沙井文化的分布区，野猪纹饰品均发现于金昌市尚家沟村的双湾墓葬，且只发现有C型野猪纹饰品，共计6件。
柴湾岗M12出土1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9）[22]（原报告称狗形饰，但从其较为宽长的头部以及短翘尾来看，应属于野猪形象），长2.1厘米，高1.5厘米，西岗M364出土1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0）[23]，长2厘米，高1.6厘米。两者野猪形态相似，仅呈现为一个轮廓，脊背平直，背部有钮，身体较肥胖，前者有较明显的小翘尾，后者不见尾巴。
柴湾岗墓地采集1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1）[24]（原报告称熊形饰，但从野猪纹由写实到抽象的变化特点来看，称其为野猪纹饰更为合适），长2.6厘米，高1.6厘米。西岗M341出土1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2）[25]，长2.5厘米，高1.4厘米。二者形态相似，野猪仅呈现为一个轮廓，脊背较为平直，背部有钮，身体肥胖，前者不见尾巴，后者尾部呈小翘尖状。
西岗M11出土1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3）[26]（原报告称伫牛饰，但其吻部略尖，背脊鬃毛较明显，更接近野猪的形象特点），长2.4厘米，高3.9厘米，野猪仅呈现为一个大致轮廓，脊背微倾，背部有钮，整体立于圆环之上，不见尾巴，身体矮胖。
西岗采集1件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4）[27]（原报告称伫对马饰牌，但是其吻部长突，与野猪形象更为相符），长3.9厘米，宽3.1厘米，野猪仅呈现为一个半身轮廓，脊背微倾，背部有钮，双猪首背向相连立于圆环之上，突出头部，身体肥胖。
6.辽西地区
这一地区的野猪纹饰品只发现于五道河子和铁匠沟，在类型上有B型和Ca型两种，数量仅3件。
辽宁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M1出土1件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5）[28]（原报告称金牛牌饰，但其身躯肥胖，吻部前突明显，形象上接近于野猪），长5厘米，宽2.3厘米，野猪吻部明显，脊背上有鬃毛，背部有钮，四肢呈前后蹲踞状，长尾上翘，身体肥胖。
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M1出土2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一，26、27）[29]，长4.4～6厘米，宽3～3.9厘米，野猪吻部及脊背上鬃毛明显，背部有钮，四肢呈前后蹲踞状，长尾上翘，身体肥胖。这一地区的野猪纹造型具有明显的特点，吻部突出，脊背有鬃毛，呈蹲踞状。
二 零星采集品
在蒙古国境内及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地区、陕北地区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野猪纹饰品，造型多样，但是大多缺乏较为明确的出土单位或地点。
1.蒙古国境内
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野猪纹饰品分布广泛，[30]集中在介于图瓦和中国冀北地区之间的蒙古国中西部，类型上均属Ca型，共有11件。
在野猪具体形象上，科布多省（图二，1）、巴彦洪戈尔省（图二，3、4、5）、南戈壁省（图二，6）与乌兰巴托（图二、9）的野猪特点较为一致，吻部与四肢修长，细部描写清晰，背面有钮，特点与俄罗斯图瓦阿尔然2号王冢的（图一，4）有相似之处，其中科布多省（图二，1）的最为接近。乌兰巴托（图二，7）、中戈壁省的（图二，10）野猪形象比俄罗斯图瓦阿尔然2号王冢的略微肥壮，且乌兰巴托的采用了上下联排的构图形式。
图二 零星采集的野猪纹饰品分布示意图
1.Ca型（科布多省）2—4.Ca型（巴彦洪戈尔省）5.Ca型（前杭爱省）6、11.Ca型（南戈壁省）7.Ca型（中央省）8、9.Ca型（乌兰巴托）10.Ca型（中戈壁省）12.A型（包头）13—28.Ca型（鄂尔多斯）29—33.Cb型（鄂尔多斯）34—37.Ca型（陕北）
巴彦洪戈尔省（图二，2）与乌兰巴托的（图二，8）野猪吻部与四肢修长，整体形态接近俄罗斯图瓦阿尔然2号王冢的（图一，4），但是四肢立于横梁颇具特点。其中，巴彦洪戈尔省的以整个身躯为带穿，与玉皇庙YYM18（图一，8）的安装方式相同，乌兰巴托的则采用首尾联排的构图形式。
南戈壁省的（图二，11）野猪整体造型和肥胖程度与鄂尔多斯征集的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7）较为形似，但脊背上无提钮。
2.内蒙古中南部
这一地区野猪纹饰品多为采集、征集或藏品，除一件野猪首短剑（图二，12）为包头藏家旧藏之外，其余均来自鄂尔多斯地区，[31]包含A型、Ca型和Cb型三种，共有22件。
包头所见A型野猪纹饰品与西梁垙YXM5、YXM25（图一，7）的野猪整体形态近似，均装饰于剑首两侧。鄂尔多斯第二件A型野猪纹饰品（图二，14）吻部和四肢描写较清晰，亦可与西梁垙YXM5、YXM25的进行比对。
鄂尔多斯第一件A型野猪纹饰品（图二，13）野猪头部描写较细致，脊背较为平直，背部有钮，长尾下垂，身体肥胖，伫立形态接近于玉皇庙YYM52（图一，9）。
鄂尔多斯第三（图二，15）、四（图二，16）、六至二十一件（图二，18—33）的Ca型和Cb型野猪纹饰品野猪头部与四肢描写较清晰，背倾斜微拱，整体形态相似，只是矮胖程度有别，整体造型多与鄂尔多斯征集的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7）较为相似，只是在具体使用与构图手法上有所差异。
鄂尔多斯第五件Ca型野猪纹饰品（图二，17）虽然野猪形象整体矮胖化明显，但与鄂尔多斯征集的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8）吻部与矮胖程度较为相似，只是二者安装方式上有较大区别。
3.陕北地区
陕北地区野猪纹饰品发现较少，[32]类型上只有Ca型一种，数量仅4件，形态相似，身体矮胖，造型上与鄂尔多斯征集的Cb型野猪纹饰品（图一，17）较为相似，且陕北第三、四件（图二，36、37）相较于第一、二件（图二，34、35）整体更加矮胖。其中的第一件野猪立于半圆环之上。
三 年代分析与分期研究
发掘品主要包括经过科学发掘或者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所在单位的定年来判断野猪纹饰品的年代；在年代判断的基础上，总结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而对零星采集的野猪纹饰品进行年代判定；最后对所有野猪纹饰品进行分期研究。
1.发掘品的年代分析
发掘品主要包括经过科学发掘或者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文物。对野猪纹饰品的年代研究必定要回归到其所出单位的年代学研究上。从野猪纹饰品出土分布地点以及类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范围，一个是俄罗斯图瓦地区、中亚地区以及我国新疆地区，野猪纹饰品出现年代早、且流行金箔压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状野猪纹是这一地区的明显特点。一个是我国北方地区，流行Ca型野猪纹带饰及Cb型野猪纹坠饰。
在目前发现的所有野猪纹中，俄罗斯图瓦阿尔然1号冢的野猪纹的年代最早，绝对年代为公元前9～前8世纪，[33]其周边地区出土野猪纹饰品的墓地年代亦较早，比如阿尔然2号王冢年代为公元前7～前6世纪，[34]哈萨克斯坦齐列克塔墓地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世纪，哈萨克斯坦东部萨卡文化分布区年代相当于公元前7~前5世纪，我国境内新疆地区东塔勒德墓葬人骨测定主要集中在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35]新疆木垒县东城大队征集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8～前6世纪。[36]以上单位年代都较早但是跨度较大，笔者基本采用已有分期成果。
在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野猪纹饰品数量最多、年代学研究成果最多、年代参考意义最大的应属冀北延庆玉皇庙墓地。
洪猛对玉皇庙文化有过整体系统的分析，[37]在对玉皇庙墓地典型器物典型单位分组的基础上结合墓地空间分布对整个玉皇庙墓地进行分组，考察典型器物的发展演变、探讨各组的绝对年代，他将玉皇庙YYM18、YYM250、YMM52、YMM381分别定为春秋中期晚段、春秋晚期早段、春秋晚期中段、春秋晚期晚段。同时，他与玉皇庙墓地所出短剑等同类器物对比，将西梁垙YXM5、YXM25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中段，将龙庆峡墓地M30、M32定为春秋晚期晚段。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可以采信。
上述墓葬年代与其野猪纹饰品的年代可一一对应，据此可以建立野猪纹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春秋晚期晚段的年代序列（见图一，8—18）。综上，在阿尔然王冢和玉皇庙墓地这两个科学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的野猪纹饰品的年代标尺，演变规律明显：首先是野猪吻部与四肢由修长到粗短；其次，背脊由平直或微倾到后来逐渐上拱；再次，尾部逐渐消失；最后，细部描写由清晰到最后仅有一个轮廓，整体造型是一个由写实到抽象的变化过程。这一系列演变规律可作为其他地区野猪纹形态演变的重要参考。
包头西园墓地被发掘者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38]水涧沟门墓葬因其风格与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出土的一批铜器风格相似，认为上限到战国时期。[39]有研究者认为，西园和水涧沟门年代上均属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其绝对年代为春秋晚期。[40]包头西园墓地所出野猪纹饰品（图一，15）与玉皇庙YYM52所出（图一，9）相似，年代上亦应属于春秋晚期中段，而且都使用圆圈纹，应是受到虎纹造型的影响。水涧沟门墓葬所出野猪纹饰品（图一，16）虽更加矮胖和抽象，年代上也应属于春秋晚期中段。鄂尔多斯征集的野猪纹饰品（图一，17、18），作者根据与水涧沟门的相似，判定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41]但是如果仔细比较，这两件还有区别，其中一件（图一，17）与水涧沟门的更为接近，因此年代应归入春秋晚期中段，而另一件（图一，18）野猪背部上拱明显，整体更加矮胖，年代上也应该更晚，可以归入春秋晚期晚段。
甘肃金昌地区沙井文化中发现的野猪纹饰品出土单位有柴湾岗M12、西岗M364、西岗M341、西岗M11以及柴湾岗与西岗墓地采集所得。目前学术界大多将沙井文化分为早晚两期，但在具体年代上略有分歧，[42]且都没有涉及到具体墓葬的年代。笔者根据冀北玉皇庙墓地与内蒙古中南部所见野猪纹饰品的演变规律将沙井地区野猪纹饰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柴湾岗M12（图一，19）与西岗M364（图一，20）所出野猪纹饰品，野猪形态与水涧沟门墓葬所见较为接近，年代亦应大体相同，归入春秋晚期中段。第二个阶段为柴湾岗采集（图一，21）与西岗M341（图一，22）所出野猪纹饰品，此时野猪形态明显矮胖且抽象化愈发明显只余轮廓，年代应略晚于第一阶段，可归入春秋晚期晚段。第三阶段为西岗M11（图一，23）所出与西岗采集（图一，24）野猪纹饰品，西岗M11野猪纹饰品野猪仅呈现为一个大致轮廓，不见尾巴，身体矮胖，其年代应该更晚，上限应略晚于春秋晚期晚段，下限不晚于沙井文化的最晚期——战国中期，因此将其定为战国早期较为合适，西岗采集野猪纹饰品与其构图方式类似，均为圆环立兽形，野猪形态也已非常简化，年代应大体相同，属于战国早期。
辽西地区凌源五道河子墓地，原报告将这批墓葬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43]王立新先生根据出土铜戈认为其墓葬年代大致应在战国早期偏晚，[44]笔者对此说表示认同。据此，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M1所出野猪纹饰品年代大体相当于战国早期。敖汉旗铁匠沟墓地原报告认为这期墓葬年代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至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的“春秋末至战国初”[45]，杨建华先生认为这期墓葬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期，[46]此说可从。铁匠沟墓地M1所出野猪纹饰品（图一，26、27）野猪形象与五道河子所出的较为相似，但前者野猪吻部及四肢更加细长，整体形象更为清瘦，年代也应该早于后者，因此铁匠沟所出野猪纹饰品年代应春秋晚期晚段。
此外在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小黑石沟也发现有一种动物饰近似的野猪纹，后期没有再出现，而中国北方地区的野猪纹饰品由玉皇庙YYM18的发展而来，因此小黑石沟的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从野猪纹饰品的年代和发展演变来看，图瓦地区的野猪纹饰品最早出现并且向周边传播，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明显受到其影响。而中国北方地区的野猪纹饰品最早出现在冀北地区，且出现这一地区独有的Cb型野猪纹坠饰，之后逐渐向北方其他地区影响扩散，春秋晚期晚段开始风格上已有较为明显的简化趋势，越向西越简化抽象，至甘肃中部地区已简化成野猪轮廓形象。
2.零星采集品的年代推断
参考前文已述具有明确出土单位或地点的的野猪纹饰品年代分析，可将其他地区零星采集的野猪纹饰品做简单的年代范围推定。
蒙古国发现的11件野猪纹饰品中，按照其造型和写实性分析，科布多省（图二，1）、巴彦洪戈尔省（图二，2）和乌兰巴托（图二，8）与阿尔然2号王冢的（图一，4）较为接近，应大体同时，不晚于春秋中期。而巴彦洪戈尔省（图二，3、4、5）、南戈壁省（图二，6）、乌兰巴托（图二，9）和中戈壁省（图二，10）的野猪吻部更短、身形略微肥胖，年代应略晚一点，因其写实性仍较强，归入春秋晚期早段较为合适。中央省（图二，7）与南戈壁省（图二，11）的野猪纹造型接近鄂尔多斯征集的（图一，17），年代上可以归入春秋晚期中段。此外，蒙古国的鹿石上也有野猪纹。蒙古国科布多省鹿石上的野猪图案（图三，1）[47]吻部与四肢细长，细部描写清晰，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野猪纹饰品（图一，2）形象相似，后杭爱省鹿石上的野猪图案（图三，2）[48]形体略显微胖，写实性强，与新疆地区发现的野猪形象（图一，6）相似，年代应该大体同时。
图三 蒙古国鹿石上的野猪形象
1.科布多省 2.后杭爱省
我国内蒙古中南部野猪纹饰品大多为采集或征集而来，类型多样。包头所见（图二，12）与鄂尔多斯第二件（图二、14）的野猪纹有细长的吻部与四肢，与春秋晚期中段的西梁垙YXM5、YXM25（图一，7）的较为相似，年代应大体同时。而鄂尔多斯第一件（图二，13）的野猪整体造型更为瘦长，年代可能稍早一些，归入春秋晚期早段较为合适。鄂尔多斯第三（图二，15）、四（图二，16）、六至二十一件（图二，18—33）野猪整体形态与鄂尔多斯征集的（图一，17）较为接近，归入春秋晚期中段较为合适。鄂尔多斯第五件（图二，17）野猪纹矮胖程度上与鄂尔多斯征集的（图一，18）较为相似，年代应较为接近，可以归入春秋晚期晚段。
我国陕北地区野猪纹饰品发现较少，形制单一。陕北第一至四件（图二，34—37）与鄂尔多斯征集的（图一，17）野猪整体形态接近，年代应该大体同时，可以归入春秋晚期中段。
3.分期研究
中国北方地区各遗址是根据共生器物的年代建立的较为细致的分期研究，很多共生器物都是有明确断代的中原青铜器，而草原地区的年代判断较为笼统，因此中国北方的分期在与草原地区比较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根据以上对野猪纹形态演变可以将其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一时期的野猪纹饰品仅发现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图瓦，年代最早，类型仅A型一种，数量1件。野猪头部宽长，四肢较长，整体风格瘦长，写实性强。
第二阶段，即春秋中期晚段。这一时期是野猪纹饰品的第一次传播期，分布范围扩大至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及中国新疆、内蒙、冀北地区，但主要集中发现于图瓦地区，各种类型都有，数量多达百余件，野猪形象与上一期相差不大，只是类型增多，分布范围扩大。
第三阶段，即春秋晚期早段。野猪纹饰品继续在蒙古国和中国冀北地区发展，并传播至内蒙古中南部，除B类之外其余类型均有。野猪整体稍显肥壮，主要见于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冀北地区。
第四阶段，即春秋晚期中段。野猪纹饰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较为流行，并向西传播至甘肃东部地区，且西传过程中愈发矮胖，风格愈发抽象。
第五阶段，即春秋晚期晚段。野猪纹饰品由我国冀北地区向东首次传播至辽西地区。各地野猪矮胖化明显，风格也更加抽象简化，而辽西地区的野猪纹本土化特征明显，相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要更加写实、野猪形体更加瘦长。
第六阶段，即战国早期。只在甘肃和辽西地区有所发现，两地野猪纹整体形象与上一期相比更加矮胖，风格简化，但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别，辽西地区的野猪纹相比同时期的甘肃地区要更加写实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欧亚大陆还有各种野猪纹形象，例如洛雷斯坦的野猪纹可以早到公元前3千纪，[49]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野猪纹就是最早见于图瓦阿尔然王冢和鹿石所见的野猪纹的发展与演变。
四 野猪纹形态演变与分布所反映的文化交往
从公元前1千纪初游牧的出现到公元前7世纪游牧化的普及，[50]此时的欧亚草原上各地联系日益紧密，整个草原文化有极大的共性，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也随着整个北方文化带经济类型的趋同和游牧化的发展，不同文化间频繁接触，各地的青铜器遗存亦呈现出逐渐的一致性，野猪纹饰品的发展演变与传播也正是这种紧密联系与频繁交往的体现。
不同地区野猪纹造型的演变既有共性，也有本地土著化的特点。在对前述野猪纹饰品年代判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野猪纹饰品在包括中国北方地区在内的整个欧亚大陆东端的发展演变过程。
从野猪纹饰品的整体形态演变以及分布区域，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路线，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最早出现于俄罗斯图瓦阿尔然1号冢时期，阿尔然1号冢的A型野猪纹是装饰在实用的刀剑的顶端。这种做法是商周时期与草原卡拉苏克时期兽首刀剑的延续，只是在造型上从兽首发展为立兽。这种做法在玉皇庙文化中延续下来（图一，7）。阿尔然1号冢的野猪纹不仅在本地有所延续发展，还影响辐射至周边地区。其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大致分为两条线路，一条是向南、向西传播，影响范围涉及我国新疆地区北端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在野猪形象与安装方式上，由最早装饰于剑首的A型圆雕野猪纹饰品（图四，1）发展为金箔压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状野猪纹（图四，2、3），以及背部以桥型钮或铆钉为带穿的Ca型浮雕带饰野猪纹（图四，4）。另一条是向东南由蒙古国西部逐渐东传至我国冀北地区，并在野猪纹的本土化中出现了以全身为带穿为装饰特点的Ca型浮雕带饰（图四，9）和中国北方特有并流行的Cb型浮雕坠饰（图四，8），其中的Ca穿带的方式与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相似，反映了两地的文化往来。[51]之后野猪纹饰品再由冀北地区向整个中国北方区域扩散，野猪整体造型逐渐向矮胖及抽象化发展，这一变化特点在野猪纹饰品由冀北地区的西向传播中尤为明显。在野猪造型上，哈萨克斯坦东部野猪四肢下垂，与阿尔然1号冢表现手法较为一致，新疆以及蒙古国大多数前后蹄足并拢内收，与阿尔然2号冢相似，这些相似的特点也反映了萨彦—阿尔泰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而中国北方地区的野猪纹，除辽西地区之外，均为四肢直立或微蹲状，这也是野猪纹在中国北方地区本土化的发展特点。
图四 野猪纹饰品的发展演变与源流示意图
1、16、17.A型；2、3、32.B型；4—7、9、12、15、18、21—24、28—30.Ca型；8、10—14、19、20、25—27、31.Cb型
中国北方地区的野猪纹饰品最早于春秋中期晚段出现在冀北地区（图四，8、9），并在当地一直延续存在于整个玉皇庙文化的发展之中，之后一度受到虎纹的影响，特点表现为野猪尾部较细长、蹄足与尾巴多用圆圈纹表示（图四，15），也正是此时冀北地区野猪纹饰品出现了圆环立兽形象（图四，15）与作为剑柄装饰的表现手法（图四，16），前者的出现尚属首次，后者的手法早在图瓦阿尔然1号冢就已存在，只是具体位置不同，一个位于剑首之上，一个位于剑首两侧。已有研究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多数器物可能受到了玉皇庙文化的影响”[52]，野猪纹饰品在春秋晚期早段之后开始向西传播至内蒙古中南部以及陕北地区，即长城地带中段，此时除原有的野猪形象之外，出现了具有联珠饰特点的野猪纹饰品（图四，23），这种构图手法应该是受到同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发达的双排联珠饰的影响。在春秋晚期中段至晚段继续向西传播至甘肃中部地区时，野猪形象的矮胖化及抽象化特点已尤为明显（图四，24、28），至战国早期甘肃地区的野猪纹已仅剩一个轮廓，Cb型野猪纹饰品背部长提钮已简化成提拉型圆环（图四，30、31）。野猪纹饰品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西传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反映了整个中国北方文化带不同地区内部之间的密切交往。
辽西地区野猪纹饰品只发现于敖汉铁匠沟与凌源五道河子两处遗存之中，属春秋晚期晚段及战国前期遗存单位，这一时期随着燕文化的北扩，冀北玉皇庙文化的居民被迫向东北迁徙到这一地区，[53]但是这一地区的野猪纹形态特征独具特色（图四，29、32），有别于其他地区，可能与这两处遗存分别属于“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54]和“可能出现了游牧业”[55]的经济特点有关，野猪纹饰品随玉皇庙文化传至此地土著化明显，但是其野猪身躯矮胖化的演变规律与其他地区相同，这说明中国北方以及辽西等地作为整个欧亚大陆最东端一部分，尤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整个中国北方文化带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文化趋同性明显。
从前文分析基础上，可以将整个欧亚草原上的野猪纹大致分为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以阿尔然图瓦地区为中心，包括哈萨克斯坦东部、中国新疆北端，这一区域野猪纹饰品出现最早，且流行金箔压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状野猪纹饰品，野猪背部较平直，四肢多为前倾或内收，重视蹄足的表达，长尾下垂，整体形象偏瘦。第二个区域是以冀北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Cb型野猪纹坠饰为这一地区地区独有，野猪背部由平直到上拱，四肢多为直立，蹄足不明显，尾部形态多样，风格由写实到抽象化发展。这两个区恰好与林沄先生根据卷曲动物纹所划分的中区和东区大体对应。[56]通过以上野猪形态比较，在结合野猪纹饰品的地理分布上来看，最早出现并流行于阿尔然及其周边地区，然后经由蒙古国中西部向我国冀北地区传布，我国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的野猪纹饰品明显是受到了冀北地区的影响，只是造型更加多样化。在野猪纹饰品的传播过程中，蒙古国高原既是图瓦到冀北之间的桥梁，也接受中国北方地区的反馈，例如南戈壁省（图二，11）的野猪纹应是中国北方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公元前1千纪以来，随着人群的频繁交往与联系和游牧业的发展，欧亚草原第一次构成一个以南西伯利亚为核心的大的整体。[57]而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也使中国北方内部文化具有趋同性、相似性，形成一个大的整体。本文以野猪纹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东周时期以南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动态联系，丰富了这一地区各地的文化交往内涵，也证实了中国北方地区内部之间文化的交往与影响。
[1] 本文系吉林大学2020年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沙井文化青铜器研究”（项目编号：101832020CX029）的最终研究成果。
[2] 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97页；《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255页。
[3]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95页。
[4]〔德〕Michail Petrovic Grjaynov，Der Groβkurgan von Arzan in Tuva（图瓦地区阿尔然I号库尔干），Südsibirien，Verlag C.H.Beck·München，1984，p.31.
[5]〔英〕Davis-Kimball J.，Bashilov V.A.，and Yablonsky L.T.，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214.
[6]〔英〕Joan Aruz，Ann Farkas，Andrei Alekseev，Elena Korolkova，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0，p.250.
[7]〔德〕Fassbinder，J.W.E.，and H.Becker，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zan 2 in Tuva（斯基泰时期图瓦地区阿尔然II号土丘冢）:Die Magnetometerprospektion，Archäologie in Eurasien，26.2010，p.185.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第4～14页。
[9] 王炳华：《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考古》1986年第10期，第887～891页。
[1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511～512页。
[1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87～292、1239页。
[1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428～430、1239页。
[1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287～292、1210页。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327～332、1210页。
[1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龙庆峡别墅工程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第40～41页。
[1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龙庆峡别墅工程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第40～41页。
[1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744、1210页。
[1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第13～24页。
[19] 杨建华，赵欣欣：《内蒙古东周北方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52页。
[20] 郑隆：《大青山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第50～51页。
[21]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图版八八。注：因线图与实物图不甚相符，笔者以图版八八实物图为主。
[2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5、177页。
[2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94～95页。注：原报告线图将其出土地点标记为采M：01，这与文字描述不符，笔者以原报告文字描述为主，将其归入M364:3。
[2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175、177页。
[2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94～95页。注：原报告线图将其出土地点标记为采M：01，这与文字描述不符，笔者以原报告文字描述为主，将其归入M341:2。
[2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94、96页。
[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第95、96页。
[28]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52～61页。
[29] 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Z1期，第84～96页。
[30] Erdenechuluun P.，Erdenebaatar D.，The Sword of Heaven-culture of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Bronze Age and Hunnu Empire，Ulaanbaatar，2011.图二，17、10、11出自此；李文龙：《戎狄匈奴青铜文化》，文物出版社，2017年，图二，8、9出自此。
[31] 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二，15、16、21、28出自此；王飞：《北方草原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图二，13、14、18、24、25、30～33出自此；鄂尔多斯博物馆：《农耕 游牧·碰撞 交融——鄂尔多斯通史陈列》，文物出版社，2013年，图二，17、19、20、22、23、26、27、29出自此；李文龙：《戎狄匈奴青铜文化》，图二、12出自此。
[32] 李文龙：《戎狄匈奴青铜文化》，图二，34～37出自此。
[33] 乌恩：《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155页。注：俄罗斯学者楚格诺夫（Konstantin V.Chugunov）在2021年11月的一次讲座中提出阿尔然1号冢的年代为公元前807～前772年的可信度是95%。
[34]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5页。
[35] 于建军，马健：《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墓地初步研究》，《文物》2013年第3期，第53～57页。
[36] 邵会秋，侯知军：《百兽率舞——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装饰综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88页。
[37] 洪猛：《略论玉皇庙墓地的分期与年代》，《考古》2013年第10期，第99～104页；《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27～58页。
[3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第13～24页。
[39] 郑隆：《大青山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第50～51页。
[40]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62页。
[41] 郑隆：《大青山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第50～51页。
[42] 水涛先生认为沙井文化可谓二期四段，年代约为西周到春秋晚期。李水城先生认为沙井文化早期相当于西周早期阶段。洪猛认为沙井文化分早晚两段，整体年代上限在西周晚期，下限在战国早期，且少数遗存年代可以晚至战国中期前后，早晚段的年代界限在春秋中期前后。任瑞波认为沙井文化早期在公元前1500～前900年这一范围内。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5～71页；《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07～216页；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3～524页；《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8～153页；洪猛：《双湾墓葬及沙井文化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14～19页；任瑞波：《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234～238页。
[43] 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52～61页。
[44]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43～270页。
[45] 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Z1期，第84～96页。
[46] 杨建华，赵欣欣：《内蒙古东周北方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31～434页。
[47]〔蒙古〕Ц.Тѳрбат，Монгол ба бΥс нутгийн буган хѳшѳѳний соёл（Ⅱ）.УБ.，2018，p.239.
[48] 〔蒙古〕Ц.Тѳрбат，Монгол ба бΥс нутгийн буган хѳшѳѳний соёл（Ⅱ）.УБ.，2018，p.173.
[49] Г.Н.古洛奇金（Г.Н.Курочкин）著；孙危译：《斯基泰野兽风格艺术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欧亚译丛》（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3～75页。
[50]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216页。
[51] 金东一，杨建华：《石板墓文化与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及其意义》，《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59～170页。
[52] 赵欣欣：《内蒙古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第75页。
[53]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54] 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Z1期，第84～96页。
[55]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第258页。
[56] 林沄：《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林沄学术文集》（二） ，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142页。
[57]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265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编排：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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