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谋家管仲的争霸谋略

应会员强烈要求写一下“管仲这位大管家”此篇文章整理了一天，现在才发，很久没碰这种长篇历史题材了，有点吃力。

前言：

《史记》有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霸业的成就，得力于管仲的争霸谋略，史上已有定论。管仲的争霸谋略，展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各方面。本篇文章侧重军事、外交方面的谋略来解析。

正文：

贵轻重、慎权衡—运用权谋的精髓

贵轻重、慎权衡，是管仲争霸谋略的精髓。管仲之所以能辅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在军事上审度时势，重视谋略，是一个重要因素。

《汉书．艺文志》有述：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由此可见，春秋之前，天下一统，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中，战争手段是使对方服从为目的，而非彻底消灭对方。因之，所强调的是以德服人的仁义之师，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及至战国时期，诸侯以强并弱，致使军事战略思想产生显著变化。从强调仁德的基础，一变而重视权谋、变诈。这种变化，当然是由局势所决定的。

春秋之前，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当时的周天子，尚有能力控制诸侯各国间的攻伐、兼并。逮及春秋，诸侯纷争时，周天子已无力控制局势。

《史记．周本纪》有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诸侯兼并，争战不息，各国为争强取胜，势必重视权谋，保全自身利益，于是权谋、变诈并作，是时局遽变的必然现象。春秋初期，管仲敏锐地掌握时代变局的特质，率先重权谋，成为贤相，也成就为最有建树的军事家。

《史记》记载管仲：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沬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史记正义》释曰：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这句话，更凸显出管仲为政的特点，即擅于权衡利弊得失，从权达变，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尤其，《史记》所举出的三例：因桓公袭蔡而伐楚、因北伐山戎而令燕修政、齐鲁柯之会不背曹沬之约等，当是指运用在军事及外交上的谋略。

《汉书．艺文志》有言：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管仲的军事谋略，正符合兵权谋家的特点；将军事置于争霸的总目标下，结合政、经、外交，从整体角度审视军事，而非单纯依赖武力。管仲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整肃吏治、礼法并重，就是以政、经来以正守国的策略。管仲的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义于名而有利于实，则是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策略。管仲坚持先修内政，交好四邻，再择乱而征，乃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周密军事权谋。

特以伐山戎一例，来说明管仲运用权谋的精审。

桓公二十二年（西元前 664 年），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左传》有载：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

又：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为了消除燕国的戎患，齐桓出兵伐山戎。举兵前，先与鲁庄公商议，谋求鲁之支持。齐遇有大事，总先会盟诸侯，聚集力量，遂行目的。诸如，桓公十九年为伐卫与鲁庄公会于城濮，桓公二十七年为救郑与鲁、宋会于柽，桓公二十九年为伐楚与诸侯会于阳谷。桓公三十一年为巩固周襄王太子之位，和安定周室，与诸侯会于首止，桓公三十九年为迁杞与诸侯会于咸等是。由是说明，齐桓称霸非自恃其力，乃擅于集诸侯之力以为己用。

如《春秋三传．庄公三十年》集注所述：与公会城濮而后伐卫，与公会鲁济而后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为能，集人之功以为功，遂能力正天下，泽及生民。先定交，然后图所求，正是管仲辅佐桓公对外争霸，用兵举事的基本谋略。鲁济之会，齐、鲁商定共同出兵伐山戎，但鲁许出兵又不果。次年，齐独自伐山戎，至孤竹而还，历艰险大获全胜，解除山戎讨燕之威胁。燕庄公感激，而亲送桓公至齐境。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足见齐桓在伐山戎展示兵力的同时，亦注重仁德感化诸侯。救燕有功，又无骄色霸气，甚至以礼相待又赠地。在这基础上，趁机义正辞严地要求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向周天子尽诸侯之责。齐桓争霸天下，又礼遇诸侯，不计小利，树立霸主的威望，难怪诸侯闻之，皆从齐。为伐山戎，鲁许諾又不出兵，齐桓不怨，又以德报怨。《春秋．庄公三十一年》所载：

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管仲让桓公越礼而为，不但藉以显示齐国威势，又表达交好的意愿，巩固霸业不仗恃武力，其谋略之精审由此可见。《说苑．权谋》亦记载此事：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十里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

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齐桓的越礼，正是管仲通权达变的奇谋异策。霸业的巩固，关键在诸侯的亲附、信服。管仲交互运用军事、外交的手段，一方伐戎狄，征讨不顺，另一方面以仁德感召，利益相赠，结合军事与外交的运作。

《说苑》所述及的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便是管仲足智多谋的效应。因之，管仲的贵轻重，慎权衡，正是其权谋运用的精髓。

以予为取—争取民心，巩固霸业

《史记．管晏列传》所述：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沬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予之为取，乃是管仲为政的基本策略。

所谓予，就是给与。即是把某些利益主动给与民众或诸侯，使民众或诸侯得到利益上的满足。所谓取，是取得。亦即从民众或诸侯那边取得利益。所谓以予为取，即透过给与民众利益，而换取国家更大的利益。或经由给与诸侯利益，而使齐国获得更大利益。予和取原是对立的事物。

但在《管子》中，阐释得很清楚：民而忧劳，我佚乐之；民而贫贱，我富贵之；民而危坠，我存安之；民而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由是可知，欲要取之，必先予之。予中有取，经由予而达成取，而不能一昧索取。也就是说，把索取置于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使他们愿意贡献回报，从而使国家获得利益。

以予为取的政策，管仲对内坚持与俗同好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他如，均田之力、相地而衰征、平准物价、赈济贫民、举贤使能等等，都能令顺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达成国富民强的目标。

对外，则采取交好诸侯、亲近四邻的外交政策。如委派使者和游士，交好诸侯、返还邻国侵地、关市不再征等等政策，赢得诸侯对齐国霸业的归心，为巩固霸业奠定基础。以齐、鲁关系为例，管仲运用以予为取的谋略，获得成功。齐、鲁原为兄弟之邦为周王室的屏障，且齐、鲁世代通婚。

但在齐桓公即位（周庄王十二年、鲁庄公九年，西元前 685 年）前后，两国关系一度而化。而化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齐襄公杀鲁桓公（周庄王三年，西元前 694 年）：鲁桓公与夫人文姜赴齐，文姜与異母兄齐襄公私通。事泄，齐襄公遣公子姜彭生杀鲁桓公，鲁国上下强烈不满。

二、鲁国支持公子纠争位失败（周庄王十二年，西元前 685 年）：齐襄公十二年襄公被弑，公子纠奔鲁。公孙无知被杀，鲁护送公子纠归国即位，公子小白捷足先登。齐鲁干时之战，鲁师败绩，公子纠被杀。齐桓公即位。

三、齐桓公初年，接連对鲁国用兵：如桓公二年（西元前 684 年）伐鲁，战于长勺，齐师败绩。同年六月，齐又与宋聯兵伐鲁，宋兵败，齐无功而返。

从齐襄公四年（西元前 694 年）到齐桓公二年的十年间，齐、鲁不睦。鲁不支持齐国的会盟诸侯，齐桓五年（西元前 681 年）北杏之会，鲁亦不參加。其时，鲁是比邻齐国的大国，在诸侯中自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齐国霸业的成就更有重要的影响。因之，管仲以争取鲁国为盟友，视为重要政策。管仲采取以予为取的策略，争取鲁国。

一、齐、鲁柯之会：齐桓五年，首次于北杏会盟诸侯，鲁不与会。同年冬，齐伐鲁。

鲁师将败，请求献遂邑以平，齐、鲁盟于柯。鲁大夫曹沬劫盟，要求齐还所侵地，桓公许之。桓公又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劝阻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自此年起，管仲着手辅佐桓公，对外盟会诸侯，寻求霸业。这即是以予为取策略的绩效。

二、平定庆父之乱：齐桓公妹哀姜为鲁庄公夫人，与鲁公子庆父私通。庄公卒，庆父接連弑鲁君公子斑与鲁闵公，（周惠王十七年、鲁闵公二年、齐桓公二十六年、西元前 660 年），国人大愤，群起暴动，庆父奔莒，自杀。齐桓为平定鲁内乱，召回哀姜杀之，又派高子至鲁，助鲁立鲁僖公，平定庆父之乱，并助鲁修復城防。《国语．齐语》有载：

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公羊传．闵公二年》有载：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此三君死，旷年无君，……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

平定庆父之乱，为鲁修復城防是予，赢得鲁国上下的拥护是取，对巩固霸业有重要作用。平庆父之乱，在鲁产生极大影响，犹望高子之成语，即出于此。

三、献戎捷于鲁周公之庙：齐桓二十三年（西元前 663 年），为救燕伐山戎。齐大获全胜，回国后向鲁献戎捷。《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载：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说苑．权谋》有载：管仲曰：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不以进周公之庙。齐以德报怨，向鲁献戎捷，既显示齐之威力，又表达与鲁交好的愿望。献捷是予之以利，但取得鲁之愧疚与信服，且得予小取大之成果。管仲谋略之精审，于此可见。

《史记．管晏列传》所述：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太史公世家》：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足见割地给燕是予，令燕和天下诸侯归心是取。

又如齐桓二十七年（西元前 659 年），救邢，迁邢于夷仪。二十八年（西元前 658 年），城楚丘而封卫。四十年（西元前 646 年），诸侯城缘陵而迁杞等存三亡国的例子，都是先予，而后诸侯归之的取。

由此可知，管仲以予为取的谋略，一可缓和齐国内部问题，又可取得诸侯的支持，对巩固霸业有正面的作用。如《論语》所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正而不谲，概括齐桓霸业的特点，且与管仲以予为取的谋略，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

尊王攘夷—维护宗法，保卫华夏文明

在争霸的谋略上，管仲以尊王攘夷为旗帜，来号令、团结天下的诸侯。管仲争霸的两个基础策略，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尊崇周王室，以之为天下共主，且自觉地匡扶王室，维护其权威。所谓攘夷，就是以保卫华夏民族为号召，加强内部团结，共同抵御夷狄入侵中原。管仲明确地指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又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匿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而相恤之谓也。管仲尊王攘夷的主张，乃在团结诸侯，尊崇王室，防止異族入侵，建立霸业。一如钱穆所述：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曰，尊王。二曰，攘夷。三曰，禁抑篡弑。四曰，裁制兼并。管仲尊王攘夷的谋略，精确地审度时势，展现贵轻重，慎权衡的特点。因为，当时的周王室虽已衰微，但宗主的地位仍然稳固。而诸侯纷争，秩序大乱中，人民渴望有稳定的局势。管仲打出尊王的旗帜，号召诸侯，取得霸主的地位，假王命以示大顺。从攘夷角度而言，各国诸侯皆为周王室所封，而且都因宗法关系紐结在一起，自视为华夏正统，周边民族视为夷狄。因之，抵御夷狄，成为诸侯共同的利益与要求。随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的维系亦日渐松驰，抵御夷狄的力量，不断减弱。夷狄入侵中原，带给诸侯覆亡的威胁；管仲攘夷的大旗，正符合诸侯的根本利益。对无力抵御狄侵扰的弱小诸侯而言，攘夷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当然坚决地支持。就如燕、鲁、晋等大国，甚至于周王室深受夷狄侵扰之苦。所以，期能在攘夷的旗帜下团结，共同御敌，解除夷狄之患。于是，攘夷得时顺势，成为华夏诸邦迫切的要求，亦是桓管霸业牢固的基础。

再从尊王的角度言，齐桓争霸一开始就以此为号召。齐桓四年（西元前 682 年），宋国内乱，宋南宫万弑宋闵公。齐桓五年，桓公与宋、陈、蔡、邾等国会于北杏，谋划平定宋乱。桓公六年，宋人背北杏之会，齐与诸侯相谋伐宋。《左传．庄公十四年》有载：

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请师于周，就是争取周王室的认可与支持。当年夏，周王室单伯会同诸侯伐宋。当年冬，单伯与齐桓公及宋公、卫侯、郑伯会于鄄，如《左传》所载：冬，会于鄄，宋服故也。这即表示，齐桓召集平宋乱的军事行动，获得周王室的支持，周王室也认可齐为盟主的地位。齐桓公以尊王为号召，对成就霸业确有重要的意义。因之，第二年春，齐、宋、陈、卫、郑再会于鄄，《左传》即称为：十五年春，復会焉，齐始霸也。此后，齐桓霸业得以逐步巩固。

齐桓八年，（西元前 678 年）冬，齐与鲁、宋、陈、卫、郑、许、渭、滕等九国同盟于幽。会盟之国，明显增多，且凝聚力更强。《公羊传》说：同盟者何？同欲也。

《谷粱传》说：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由是可知，齐以平定宋弑君之乱为契机，以稳定周王室宗法秩序为号召，取得周王室的认可与支持，借尊周来号令诸侯，从而登上盟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此后，齐继续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不断巩固和发展霸业。如齐桓二十二年（西元前 664 年），伐山戎，为燕解除山戎之患，并命燕君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再如齐桓三十年（西元前 656 年）伐楚，管仲以夹辅周室为己任，责楚不贡包茅，后与楚盟于召陵。成功地扼制楚国北上之势，巩固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又如齐桓二十七年，率诸侯筑夷仪以迁邢。齐桓二十八年，率诸侯城楚丘而迁卫，存亡继绝。齐桓三十五年，葵丘之会。周天子使宰孔赐胙，都表现了周天子对齐桓称霸的信任与赞许。《谷粱传》有载：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葵丘之会，盛况空前，显示齐桓盟主的威望，达到霸业极盛的标识。

简言之，齐桓在霸业的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以尊王攘夷为谋略方针，也是管仲审度时势，确立争霸战略的成效。

管仲确立尊王攘夷的谋略，是争霸战略的总原则，不容诸侯公开地违背。以下四例，就可证明：

一、齐桓二十五年（西元前 661 年），北狄伐邢。桓公耽于安乐，不愿救邢。管仲桓公：戎狄豺狼，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而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邢是小国，其兴衰存亡，对齐桓霸业影响不大，但应与诸夏同而相恤。因此，管仲请救邢，坚决的打击戎狄的入侵，显示管仲坚持尊王攘夷的策略。于是齐人救邢。

二、齐桓三十五年（西元前 651 年），葵丘之会。宰孔赐胙，明确转达天子旨意，让桓公不必下拜，桓公意欲从之，但管仲劝桓公下拜受赐。《国语．齐语》有载：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诸侯称顺焉。

葵丘之会后，齐桓志得意满，提出封泰山、禅梁父的非分之想。《史记．齐太公世家》有载：……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足见与尊王攘夷策略背道而驰的举动，管仲坚定反对、阻止。

三、齐桓二十九年（西元前 657 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蔡国将蔡姬改嫁，桓公大怒。桓公三十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齐桓借诸侯之力，以报私怨，确不符霸者之道。当时，管仲力劝桓公不可伐蔡，说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但桓公不听，管仲于是借伐蔡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管仲将齐桓伐蔡报私怨的举动，转而为夹辅周室，不但扼楚北上之势，更稳固齐国盟主的地位。

四、齐桓三十八年（西元前 648 年），管仲平戎于周。《史记．齐太公世家》有载：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管仲在齐尊为齐相，贵为仲父，对周王室又有平戎之功。但他自觉应尊让天子之二守国、高，坚持只受下卿之礼，充分表示对周王室的尊敬。所以，《左传》也载：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

管仲的尊王攘夷，在齐桓霸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顺应局势的要求，更增强称霸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其效应不仅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稳定，保卫华夏文明，从而使齐国霸业建立不朽的历史勋业。所以，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公羊传．僖公四年》也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若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足见，齐国尊王攘夷的策略，成就历史绩业，受后人尊崇。

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成功的用兵策略

据《国语．齐语》所述，管仲辅佐桓公治齐国霸的策略，采取四个层次的步骤：

首先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致力改革内政，发展经济。

其次，是隐军令于修内政之中，富国的同时达成强兵。

再其次，是亲邻国，使四邻大亲。然后，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由是可知，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征之，乃是管仲为齐确立的对外用兵策略。择乱而征的用兵策略，也反映管仲贵轻重，慎权衡的特质。而且，与尊王攘夷的总策略相呼应，所采取的对外手段。尊王，除尊崇周王室的宗主地位外，更维护当时以礼义为重的宗法秩序。所谓淫乱，除指荒淫无道，致社会混乱的意涵外，还指不尊周室、礼乐崩坏的特定意义。因之，实行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的用兵策略，使齐国对诸侯的军事行动，建立在符合道义的基础。师出有名，不仅能争取民心，且有利取得周王室和诸侯各国的支持。对诸侯的号召力，与争取霸权、巩固地位都有相对的影响力。

此外，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的用兵策略，合乎胜于易胜的用兵原则。管仲对外用兵，虽建立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但不恃强硬拼，陷于穷兵黩武。管仲择乱而征，乃在使敌方处于虚弱、被动的劣势。而己方则掌握用兵的主动权，处于无不胜，势不可挡的优势，从而使用兵有必胜的保证。

《国语．齐语》有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的说法，年代久远，史籍阙如，已不可考，但其择乱而征的策略，可以下列事例为管窥一斑：

一、平定宋国弑君之乱：齐桓四年（西元前 682 年）秋，宋大夫南宫长万弑宋闵公，杀大夫仇牧、太宰华督，更立子溺为宋君。诸公子借曹军反击，杀子游，更立御说为宋桓公。南宫长万奔陈国，宋引渡归，醢之。

宋国内乱，正是齐国用兵争霸之时，乱中的宋国，自然成为齐国用兵的目标。而且，臣弑君大逆不道，为周王室和诸侯所不容。于是，为维护宗法秩序，周王室及诸侯皆支持齐国的军事行动，齐桓五年，与宋、陈、蔡、邾会盟于北杏，安定宋国内乱。桓公六年，宋国背北杏之会，齐与陈、曹伐宋。齐请师于周，周派单伯助齐伐宋。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齐请师于周，周派单伯会同诸侯伐宋，正说明齐桓争霸已经获復周王室的支持。

齐桓七年，桓公与诸侯復会于鄄，齐遂被尊为霸主，霸业初成，并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号召。其时，遂与鲁不听号令，拒不与会，齐攻遂，灭之，鲁服。由此可知，齐平宋乱，一战而服数国。这一事例，充分说明，择乱而征的用兵策略，在齐桓霸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平定晋国之乱：晋献公二十一年（齐桓三十年，西元前 656 年），晋献公宠驪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君，诬陷太子申生。申生自缢死，次子重耳奔蒲邑，三子夷吾奔二屈，埋下晋国内乱的种子。晋献公二十六年，献公卒，奚齐嗣位，大夫里克杀之。大夫荀息又立悼子，里克又杀之，迎立夷吾，是为晋惠公，然晋国内部大乱。齐桓闻晋乱，率诸侯至，值秦国发兵送夷吾归国。齐桓命隰朋配合，送夷吾即位。《左传》有载：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齐在这平定晋乱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之前，晋国未曾參加齐桓的会盟。据《左传》、《史记》所载，齐桓三十五年葵

丘之会，晋献公因病未能及时到会，但途中曾遇宰孔。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

然可知齐桓霸业范围，已伸及晋国。齐桓三十八年，隰朋平戎于晋，正说明齐国势力已影响及晋国。齐以平定晋乱，重建齐、晋关系，足见择乱而征用兵策略的成功。

义于名而利于实—名实兼顾的原则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衰微，已无力掌制天下，不再有西周初期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的局面。这一段时期，是诸侯争强并弱的战争。因之，管仲辅佐桓公建立霸业，一方面要抑制诸侯的兼并，团结和率領诸侯共同抵御外来的侵扰，维护华夏中原的稳定。另一方面，还要壮大齐国自身的力量，维系霸业的持久。齐国自身的壮大，是巩固霸业的基础，也是争霸的根本目的。管仲也为之确立义于名而利于实的用兵原则。

管仲义于名而利于实的用兵原则，强调义于名与利于实的相呼应。义于名是为了利于实，利于实是为了义于名。任何行动，兼顾义与利，以义为号召，以利为实际目的。

管仲辅佐齐桓，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以尊崇周王室，维护宗法秩序，抵御夷狄入侵为号召，团结、号令诸侯。管仲的尊王，是上尊天子以便于下令诸侯。尊天子是义于名，号令诸侯是利于实。其攘夷抵御夷狄入侵为义于名，增强对诸侯各国的凝聚力，是利于实。

在齐桓争霸的过程中，管仲义于名而利于实的用兵原则，曾运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诸如：

一、齐桓二十年（西元前 666 年）：《左传》有载：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返。齐国受周惠王之命伐卫，数之以王命，是义于名，

取赂而返是利于实。

二、齐桓三十年（西元前 656 年）：《史记》有述：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管仲声称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楚国北上扩张，以巩固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所以，

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是义于名，制楚国北上扩张是利于实。

三、齐桓二十五年救邢、齐桓二十六年城楚丘、齐桓三十九年城缘陵：齐桓在征伐、平戎狄的同时，存邢、存卫、存杞最受人赞颂。因之，存亡继绝的存三国是义于名，而齐桓同时兼并小国，则是利于实。

而且，管仲在坚持义于名与利于实的同时，若有义、利相冲突时，则及时行动，予以阻止。诸如：

一、齐桓三十年，桓公怒而南袭蔡。桓公因一已私愤，以强凌弱伐蔡，管仲力谏不从，乃借机挥师伐楚，责楚贡包茅不入。从而使师出有名，掩饰桓公因私愤伐蔡，并成功地遏止楚国北上扩张。由此可知，管仲精审地运用义于名利于实，补救桓公的过失。

二、齐桓五年（西元前 681 年），齐、鲁盟于柯，鲁大夫曹沬劫盟，要求归还鲁国侵地，管仲劝桓公守信，不可弃信于诸侯，桓公从之。自此，桓公之信着乎天下。管仲寧可放弃眼前利益，以取信于诸侯，且赢得诸侯的亲附。如《公羊传》所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足见柯之会对桓公霸业的重要性，显示管仲高瞻远瞩的谋略，确实非凡。

三、齐桓二十三年，齐伐山戎救燕之后，以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为由，将燕庄公送行所至之地，拱手送燕。齐国放弃自身利益，乃为了命燕君復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齐桓借机命燕纳贡于周，在当时确具有重大意义，也增强齐国的威望，显示尊王攘夷的霸者风范，真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述：诸侯闻之，皆从齐。

上述事例皆说明，齐国虽牺牲眼前利益，但对树立霸主威望，巩固霸业确实有助，更符合齐国的根本利益。齐桓三十年，桓公因蔡姬伐蔡事，《韩非子》有述：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如《韩非子》所载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一事，先伐楚后，因蔡不以兵从而袭蔡，虽与史书不尽相符，但管仲义于名而委于实的用兵原则，已影响到战国时期的战略观念。

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结合军事、外交的手段

据《国语．齐语》所载，管仲辅佐齐桓公谋求霸业，对诸侯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的策略。足见管仲不主张纯用武力征服，而是以武力示警，用利和信，拉拢诸侯。亦即运用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手段，一方面武力威慑，另一方面以利益引诱，互为补充，从而实现不动兵革，也能使诸侯亲附的目的。

据《管子》书中的〈大匡〉、〈小匡〉篇所记述，管仲重视交好诸侯，在对外用兵之前，都先致力于交好工作。他先派使者从事结交或监视的任务，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友处鲁，卫开方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其次，再以利、信手段，引诱诸侯亲附。

《管子．大匡》有载：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鹿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諾，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諾。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善事者，以重币贺之；从列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

管仲就是依藉与诸侯的密切交往，并以利益吸引，建立霸主的威望，同时，管仲亦重视与四邻的交好，强调先亲四邻，才能对外用兵。

如《国语．齐语》所述，管仲争霸的步骤，先修内政；其措施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隐军令于修内政之中。其后才对外用兵争霸；其主要策略为亲四邻，征淫乱。亲四邻，则是以利与信交好邻国，使邻国亲附。征淫乱，则是诉之以武力征服之。

如《国语．齐语》所载，齐在修内政之后，桓公与管仲曾研商对外用兵之道：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桓公田：若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而返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

足见管仲的策略，不仅以物质利益引诱四邻，还要返其侵地，来取得诸侯的信任。如此，一旦用兵，当可获得更多诸侯的支援，从而夺取更大的利益。此外，管仲也主张结交邻近大国；南以鲁为主，西以卫为主，北以燕为主。齐与邻近大国结成同盟之后，便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达成辅王成霸的目标。

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过程中，屡屡可见以利、信、武结合运用的谋略。诸如：

一、齐桓二十二年，齐人伐山戎救燕，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又献捷于鲁。

二、齐桓二十五年，救邢。齐桓二十七年，为邢迁夷仪。齐二十八年，为卫城楚丘。齐桓四十年，为杞城缘陵。

三、齐桓五年，齐桓与诸侯盟于北杏，以平宋乱。当时，鲁、遂不至。六月，齐与师灭遂，示之以武。齐对鲁，则以利、信、武待之，是年冬，盟于柯。《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载齐、鲁柯之会：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若矣。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愿曰：君许諾。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着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齐、鲁柯之盟，齐并未威逼。即使在曹沬劫盟情况下，管仲仍劝桓公守信。自此，桓公之信着乎天下。足见管仲的坚持，是捐小利以收鲁，从此鲁国成为齐国的主要盟国。因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柯之会后，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由此可知，柯之盟对桓公霸业的特殊意义。柯之盟，也充分显示管仲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谋略的成功。

管仲辅佐桓公以利、信、武的和平手段，得以盟会诸侯，号令天下，且获得相当成效。

《国语．齐语》说，齐桓公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

《谷粱传．庄公二十七年》说：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所谓乘车之会、衣裳之会，都是和平方式的会盟。未尝有歃血之盟，足见桓公至高威望，诸侯对信服。尤其，齐桓三十五年（西元前 651 年）的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盟誓不用歃血，足证诸侯对桓公信任的程度，桓公以和平方式主盟，充分显示盟主的威望，与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交互运作，谋略的成功。

孔子亦曾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35不以兵车，是从儒者的观点，强调仁义之师。实际上，也肯定管仲利、信、武相结合的争霸谋略。因之，《国语．齐语》曾说，这种争霸谋略，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大国惭愧，小国附协。

《史记．齐太公世家》有载，齐桓公说：寡人南伐至召陵，望熊山；北伐山伐、離枝、孤竹，西伐大夏，涉流沙；东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返。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南征北伐，诸侯莫违，建立辉煌的霸业，与管仲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称霸谋略，当有直接的关系。

终上所述：

齐桓公霸业的成就，实得力于管仲争霸的谋略。管仲展现在军事、外交方面的谋略

有六：

一、贵轻重，慎权衡：管仲擅于审度时势，权衡得失，重视权谋，因势利导，是运用谋略的精髓。

二、以予为取：管仲为政的基本策略，乃在先使民众或诸侯获得利益，再换取国家更大的利益，巩固霸业的基础。

三、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尊王攘夷是管仲争霸战略的总原则。尊王，号召诸侯，取得霸主地位。攘夷，团结诸侯，共同御敌，巩固霸业。

四、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择乱而征，是管仲对外用兵的策略，使齐国对诸侯的军事行动，有符合道义的基础。

五、义于名而利于实：管仲义于名而利于实的用兵原则，强调义与利的兼顾和相呼应。以义为号召，以利为实际目的。

六、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管仲利、信、武的策略，是结合军事和外交的手段，得以盟会诸侯，建立霸主威望。

总而言之，管仲辅佐桓公，审度时势，其用兵策略与外交手段交互运用，确为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重要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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