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位作者人生经历上的差异
为什么曹雪芹这么精通中国传统工艺品，而高鹗却难已胜任呢？推测起来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有的能剖析清楚，有的限于史料，也许说不清楚。可是根据大多数史学家、“红学”家的发掘和调查研究来看，这两个人的出身经历迥然不同，生活环境及遭遇的命运也极不相同。这些不同，使得两人在认识、表现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广度、深度上必然有鲜明的反差。
据清代的朝野史料记载，高鹗，字兰墅，汉镶黄旗内务府人。1788年“乡试举人”，1795年考上“第三甲九十名进士”。任“内阁侍读”，1801年为“顺天乡试同考官”，1809年当上江南道御史，1813年升为“刑部给事中”。高鹗生于何年，卒于何年不甚清楚。从1788至1813年，前后25年他一直较为顺利升迁，仕途颇为“红运”。假若，在他乡度举人时还是豪气少年的话，那么那时大约也不会小于十五、六岁或二十左右。那样的话，高鹗的出生很可能是1768年前后（即乾隆33年左右）。这种推测只是从人的自然年龄上逻辑演算，并非有什么充足的史料根据，出生时间会有出入。但是比较众多的说法，在乾隆28或29时（1763-1764），文学巨匠曹雪芹病郁而亡。也可以说，高鹗是曹雪芹死后才出生的。据考证120回《红楼梦》（曹氏前80回，高鹗后40回，程伟元排印出版）是在曹雪芹死后30年左右问世的。如果出入不大的话，高鹗应当不足30岁，或30左右。
高鹗：“嘉庆时，汉军高进士鄂酷嗜此书（指80回《红楼梦》手抄本。笔者注）续作40卷附于后，自号红楼外史。”（清·李放《八旗画录》）
另外，高鹗（高兰墅）的妹夫张问陶曾有《赠高兰墅鹗同年》诗。诗中赞高鹗是“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在诗中还注明“《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出补。”有关高鹗的历史资料仅限这些。
从这些资料中，很难看出原红楼80回中那些富贵豪华、大家望族的王府国公的生活与高鹗有什么关系，也难以看出后续者有江南生活经历的根据，更缺少“江宁织造”、“苏州织造”那种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而“织造”一职恰恰是为皇宫内府搜集宫中用物，珍奇异宝，名产名物的皇上“奴才”。高鹗缺少这种经历和生活，所以他就是再“酷嗜”《红楼梦》，竭力去续补后40回，也不可能达到前80回的水平。
另有一说，曹雪芹也似乎不只是写了前80回就悲病而亡。按书中第一回中自述：“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这就是说曹雪芹并非未写完《红楼梦》（《石头记》），而是写完了写全了。不知何种原因，是被焚毁或散失了呢，还是被人故意隐藏密收起来，不好猜测。单纯从工艺美术品的角度看，似乎在80回后有些能够得到的曹雪芹原著残稿，很可能在后40回中吸收进来了。如第92回中的某些语言，人物心理、动态，尤其是对工艺品的描述，在整个后40回中就与众不同，鹤立鸡群，较为出色，或许其中有曹氏部分残稿。不言而喻，今人不应无端责怪怀疑古人。在评议高鹗时也应当根据事实和史料，推测分析，毕竟只是一种研究性质，并不能成为根据。
与高鹗的出身、经历显然不同的曹雪芹，其一生分为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这两个不同阶段与当时的封建社会，皇权争夺，家庭巨变，生活环境，国内外文化经济交流，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及曹雪芹个人的品格素养，综合交织，互为牵连，彼此影响，铸成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和产生了伟大的作品《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别号雪芹、芹圃、芹溪。不过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雪芹，而他的真名，其他的字、号，到疏淡薄记了。
根据大多数史学家、文学家的考证，曹雪芹生于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另一种说法是生于康熙54年（1715年），出生于南京大行宫利济巷织造署内。死于清代乾隆29年（1764年）除夕。另一说是乾隆28年（1763年）在北京逝世，安葬在香山脚下白家疃村，终年40岁。按另一说，即48岁。两种说法，何为确实，尚有争议。
关于曹雪芹的祖先、祖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曹頫的伯父是曹寅，頫后又过继给曹寅为子。因为曹寅的亲生儿子曹颙，不幸中途死亡，经奏请康熙皇帝，才把曹頫过继。曹寅的父亲是曹玺，曹玺的父亲是曹振彦。
曹振彦的先祖为汉族，后入旗籍，为汉军正白包衣人。由于他作战有功升官，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法道。后来，曹玺的妻子当过清圣祖康熙幼年时的奶妈。曹寅小时候又给小康熙当过“伴读”。因为这样一层亲密关系，所以当康熙称帝的整个时期，前后几十年，康熙皇帝对曹家格外恩宠信任，把人间一流富贵之地的肥缺始终赐予曹氏家族。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先后三代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还兼任过“苏州织造”。曹頫的母舅，即曹雪芹的舅姥爷也长期担任过“苏州织造”。
“织造”，在清代虽非什么政府大官，却是只有皇帝的亲信左右才能担当的内务府重要职务。“织造”一方面要为皇上、宫廷、嫔妃及内府办理征集内宫所需物品，另一方面又需充当皇帝的政治耳目，收集各地的经济、政治、民心、民情动态，监督当地地方官吏，随时“密折奏报”。实际上充当皇帝的经济政治密探。所以，曹寅家族的地位之显赫自不必言，其家中过往的金银财富、珍奇罕物也自然是难以数计的。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巡视玩乐，其中四次竟是住在曹家，以织造署为“行宫”。由此可见信任密切的程度。在接待皇帝南巡时，一方面是须遵循必要的后规官例，同时也为讨皇帝的欢心，仅接驾侍候所耗费的金银用得“象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第16回）
据档案资料证明，曹雪芹的幼年、少年时期正是在这种天下富贵的环境中度过的。后来，上台的雍正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和前朝宠臣，多次有计划地清洗，寻隙清除打击敌对力量，连前朝功臣，甚至皇帝亲兄弟也难遭幸免，在这场皇族、皇权内讧火并中，曹家被牵连抄家，被迫从南京（江宁）迁居北京，其势已经颓降。虽然中间可能有过一小段中兴的日子，似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了乾隆年间，由于目前还不甚明了的缘故，曹家又遭到一次更猛烈的打击，再度抄家，这一次终于彻底败落贫穷。
如果讲曹雪芹只活了40多岁，那么从历史资料透露的端倪来看，他的前半生是“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钟鸣鼎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半生潦倒”、“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悲惨境遇（第一回）。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朋友敦诚评述他晚期生活状况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确是贫困潦倒，“转眼乞丐人皆谤。”虽说还不至于沿街乞讨，也是与贫民一样了。
由于曹雪芹有了这种活生生的极为痛苦的生活“逆差”，一落千丈永不复逝的人生经历，就是作为一般人也会发出无限的感触和痛肤的呻吟，更不用讲已经初步具有民主思想萌芽，接触过西方文化知识的曹雪芹，他势必站在比常人更高的角度，用比常人更冷静深邃的敏锐目光，以比一般庸人俗子更加深刻透骨的思维分析力来回忆思索，追昔抚今，以已度彼，反思难眠，痛苦、愤懑、怀念、反抗、后悔、失落、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死离散、人生无常等等复杂痛切的感情，郁闷于胸，充塞心田。在苛政残酷的封建社会环境下，难以直述痛说，只能在心底深深掩埋。当一旦寻找到适当的形式，便猛烈喷射冲发出来，其喷发之情无法压抑，又浓又烈。
因为曹雪芹的了这种生活的坎坷经历，又受社会家庭的文化影响，诗文书画，多才多艺，多知广会，才华横溢。当他一俟决心以小说作为抒发自己情感的舞台时，势必是再用自己的血和肉去塑造不朽的艺术形象。又迫于窒息的社会空气及周围种种经验教训，他只是采取隐晦曲折的艺术笔法来吐胸中“块垒”，“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用心用功之良苦。名垂千古的《红楼梦》明显地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乃至使他在40多岁，正应风华正茂之时，过早的悲惨谢世。
作为催人泪下的著名人情悲剧史《红楼梦》的作者，本人的一生是充满人情的悲剧。
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来看，前半生的幼年是在江南的江宁织造中度过，少年青年之时迁居北京后还有过一段不错的生活，虽比不上“织造”时富贵，由于尚有余势、余威、余财，还不算彻底垮台。在这两个时期，他的家庭的特殊地位，都有可能使他有机会接触、使用、鉴赏过许许多多的传统工艺品。尤其是那些专门进贡皇帝内府的奇异宝物。再加上他的祖父、父亲也是当时的文儒之士，擅诗文，与当时的文人名流交往甚密。在这种“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曹雪芹，对皇宫艺术、传统工艺品，自然是知道甚多，了解极细。实际上，从曹雪芹的朋友对他的评论来看，他的确是性格豪放，文采横溢，熟悉金石书画、诗文调曲；饮酒作赋，酒量过人；知识渊博，才艺超众。“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尊；上已前三日，相劳醉碧茵。”（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敦敏《题芹圃画石》）。“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
白眼斜。”（敦敏《赠芹圃》）“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怀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敦诚《赠曹芹圃》）。曹雪芹好友张宜泉的《访芹溪居士》诗中更直白道：“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从这些挚友同窗的评颂怀念之语来看，曹雪芹的傲、豪、酒、诗、画、书、文、贫、志、悲、愁、恨、谈、德具备，其人活生生地站在世人面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副虽从富贵中跌落，贫穷潦倒，却看破世俗，白眼傲骨，不甘屈服，凛然的文人塑像。
首先，这种前半生的经历，曹雪芹有，高鹗却没有。其次，曹雪芹由公子哥、贵族皇亲子弟一下败落到罪人，再而变成受人歧视的贫民，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政治、经济、感情、家庭不幸的打击，一次次落在他身上的后半生经历，高鹗也没有。“家业凋零”，“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真的那么“干净”吗？惟留下侥幸活下来，痛不欲生的曹雪芹，似醉更醒，份外的警神深思。所以，当他决心用笔来抒发这种情感时，就绝非仕途顺畅的高鹗所能比拟模仿的。从前80回与后40回的工艺品的描写来看，没有曹雪芹的那种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经历的人，是万万写不出来的。后40回能粗浅的接触某些工艺品，已经是相当不易了。要求他与曹雪芹那样重视并轻而易举，熟悉、自然，准确生动地描写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而且赋予强烈的文学色彩，实属苛求。正如古希腊的断臂维纳斯塑像，除非哪时代的原作者，任何人企图再现那已经铸塑成型，又断去双臂的美神原来形象，都会露出蛛丝马迹，为后人看出破绽，发出无穷的责难和议论。
不过，本文并不想，也无力支议论《红楼梦》前后的各方面差异，只是试图通过对书中出现的我国传统工艺品，补充一下别人早就明断的观点：前80回确实是曹雪芹著写的。后40回中的绝大部分是高鹗或假托之人续补的，绝对不会是出版曹雪芹的笔下。
当然，就是单从工艺美术品的角度去鉴别前后写作的差别，上述的分析也是初步的、肤浅的，并没有逐一详细具体的加以鉴别，也未能得出更加充分的结论。或许能够对“红学”的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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