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题材的特定性质,决定了笑笑生必须为自己的故事选定恰当的人物来做主角。这样,作为市井代表且有很高知名度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便异常幸运又自然而然地被笑笑生选定为故事的主角了。首先,看看西门庆的市井本质。他的身份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由财主的破落而到县城去做生意,是个典型的“新”市民,这在明代社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潘金莲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小市民(裁缝)家庭,以后在招宣府、张大户家的使女身份,乃至后来嫁与小市民武大郎,终生都打上了市民的鲜明印记。因此,笑笑生选取这两个人物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除了《水》的巨大影响之外,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身份特质不能不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民众一向有崇拜英雄、憎恶贪淫的心理。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威风凛凛的知名度很高的英雄,而潘金莲则是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前者恪守悌道,视兄如父;后者不遵妇道,淫令智昏。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在后世就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故事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母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尽管潘金莲的追求在今天看来不无合理且让人理解与同情的因素,但为中国民众的伦理价值取向所决定,她是在世人唾骂中成就其名声的。
二
喜欢猎奇是人类的天性,重视故事的生动有趣是古今中外小说家创作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不要说“话本”在宋元勾栏讲述时需要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就连《金》在19、20世纪被翻译到西方时,那些翻译家还在书名问题上煞费苦心,极力突出其故事性、趣味性。如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A.P.巴赞所译的《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纽约出版的《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库恩所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他的六妻妾之艳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让·皮埃尔·波雷所翻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妻妾奇情史》[6]等。可见,笑笑生借径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它本身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纠葛的潜在审美效应。
在《金》产生以前,“水浒”故事已经在知识界与平民社会流传了几个世纪,人们对其中各位英雄的不凡经历耳熟能详。其中武松故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丰富,到了南宋,成了“说话人”讲说的重要素材(如罗烨《醉翁谈录》就著录有“武行者”等“说话”名目),在市井百姓中广为流传,因武氏兄弟而扬名的潘金莲也必然家喻户晓。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匪夷所思的吸引力,更何况在《水》中出现的潘金莲,聪明伶俐,美丽无加,一方面让接触到他的男人(除武松外)心性荡漾,意乱神迷;另一方面她又是给男人带来祸患的灾星,让与她有关的两个男人送了性命,另一个男人也因为她有家难归,被逼上了梁山。所以,笑笑生将其作为自己小说人物与故事的主干,其潜在的审美效应与诱人的“卖点”自然为一般的虚构难以企及。
潘金莲的真正婚嫁生活应该说是从嫁与武大郎算起,但这桩婚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她的戏弄与惩罚。张大户是在自己意欲得到但却遭到拒绝而忌恨的情况下将潘金莲“倒陪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嫁与”武大郎的。而武大郎“生的身不满三尺,为人懦弱,又头脑浊蠢可笑”。清河县人见他“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7](P8)。且不说金莲自己如何觉得命运不公,就连清河县里的一帮浮浪子弟,都产生强烈的不平,觉得“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为金莲的命运与婚姻遭遇叫屈。如果这是一个宗法传统型的家庭,闭塞于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偏僻一隅,潘金莲也可能会在孤寂无奈中消磨自己的一生,但它偏偏处在相对繁华、交通便利、成员庞杂的城镇。武、潘的错配本身就容易闹出红杏出墙的事件,加上武大懦弱的性格,因此只要有了合适的土壤,婚变只是迟早的事情。《水》中为她安排了一个情人——市井之徒西门庆,这本身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正统书生虽然也可能为潘金莲的美貌意乱神迷,甚至不惜性命去追逐,就像后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思出来的那些痴情的书生一样,但如果让他们为着心仪的女子去杀人害命,恐怕一般书生无此胆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施耐庵找到了一个具有合适身份的人物,那就是作为市井无赖、又有钱财、传统道德观念缺失的好色之徒西门庆。一切都顺理成章,天衣无缝,笑笑生也省得费神劳心,轻松自然地借助“名人”“名事”去编织自己的故事了。
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也显得别致。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故事的炒作点在于打虎英雄压根儿就是一个宗法传统道德的恪守者,根本不为女色所动,遑论乱伦!而英雄本人又是侏儒哥哥养大,哥哥的妻子竟然要挑逗视兄如父的恪守宗法道德的弟弟,不成后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别人私通,最后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懦弱的丈夫。这样,杀死奸夫淫妇为兄报仇就成了武松的必有行动。一般的英雄美人故事,即使没有演绎出一段风流佳话,也会用旖旎缠绵、生死离合的感情波澜,博取受众一掬同情之泪。但《水浒传》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双双遭到残酷的报应。这种处理怎么会不格外吸引人们好奇的眼球呢?在笑笑生看来,只要袭用这几个“明星”式的人物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就根据自己创作主旨的需要,在原人物故事的基础上编织新的情节。
潘金莲与西门庆只是《水》中武松杀嫂故事的中心人物,被《金瓶梅》作者借来升格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水》中,奸夫淫妇双双被杀,痛快则痛快,但故事却缺少了必要的悬念。因此,笑笑生别致地让故事改变了走向,即让奸夫淫妇如愿以偿地走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并让他们沉迷于淫纵的生活,最后让其双双为色付出生命的代价,既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又为自己惩戒的主旨做了最好的注脚。其深刻之处还在于,潘金莲遭到武松手刃,罪有应得,而西门庆则死于他快乐无比的纵欲生活,死于他对女色的快意追逐。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沉溺于无节制的纵欲,即使不受报于阳世,也逃脱不了阴司的惩罚。总之,作者始终是围绕创作主旨来安排故事走向及人物命运的。
三
崇拜英雄、膜拜名人似乎是人类的共同天性,世界上多数民族早期神话传说中各色英雄充分亮相,其宏业伟绩的万古流传,正是这种英雄崇拜心理的原型。而人类爱屋及乌的天性,又决定了人们对与英雄关涉尤其是直接影响英雄人物举手投足的人物或事件投以更多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英雄的武松是幸运的,他的事迹为人喜闻乐道,而作为制造武松走上反抗道路契机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以及他们的故事,也同样是幸运的,自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此,西门庆尽管不是施耐庵笔下的造反英雄,但他在客观上却促成了一个造反英雄的诞生,使其最终义无反顾地上了梁山。可以说,西门庆、潘金莲这对“奸夫”“淫妇”因附骥于英雄武松的盛名,从而享有不亚于武松的知名度。
较《水浒传》有别且深刻之处在于,《金瓶梅》中的武松虽有打死大虫的能耐,但奈何不了靠金钱开路、有着官府庇护的无赖;而杀死潘金莲这个弱女子,还是在西门庆纵欲暴亡、潘氏失去庇佑、靠欺骗得的手,之后连自己的亲侄女都顾不得,席卷银两仓皇投奔梁山而去,完全没有了《水》中那种大报仇后的快感,以及作为赫赫英雄义无反顾走上造反之路的风采。西门庆不仅将潘金莲顺利娶到家中,而且在此后生意蒸蒸日上,艳遇接二连三,家道日益兴隆,官运亨通有加。如果不是他荒唐地纵欲丧命,武松为兄报仇简直不可想象。潘金莲自然因毒杀亲夫而十恶不赦,但在《水》中唯有淫荡狠毒的她,到了《金》中则显得命途多舛,屡遭不幸,受尽龌龊社会的摧残,生理、心理、社会等综合原因使她的性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她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误入了歧途,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是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8]。这世道,弱者危殆,英雄失路,美女堕落,无赖逍遥,权钱肆虐,公理不存,这难道不是笑笑生在施耐庵认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时代社会本质的概括,要通过三男一女故事呈现给我们的结论?
英雄美人故事向来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风流韵事往往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感兴趣的谈资。提起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一方面象征着美,是美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女人是祸水的思维定式又牢牢地盘踞在操持话语权的男人们的潜意识中,始终左右着他们对女性的客观定位。所以,在作为社会主宰的男人心目中,女人,往往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尤物,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具有令男人畏惧的一面,被认为是给男性带来灾难的祸根。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身份特殊的女子,不管是代表了美还是丑,善或者恶,她们往往成为男权世界或赏识或戒惧的对象,更不用说两者兼而有之或善恶备于一身的女性了。这样,不管故事中的女性能够或事实上给欣赏她的男子带来了什么命运,他们往往能够双双垂炳史册,流芳或遗臭千古,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像商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范蠡与西施,石崇与绿珠,李隆基与杨玉环,宋徽宗与李师师等等。总之,就其名声来说,男人的功业与女人的美色相互成就,他们的名字与故事凝结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具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松与潘金莲帮了笑笑生的大忙。因为他构筑的西门庆故事,是靠潘金莲映带出的;而潘金莲则是在武氏兄弟相见时亮相的。所以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三回评道:“……《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9](P62)总之是武松带出潘金莲,潘金莲带出西门庆。等到西门庆一登场,英雄武松的艺术使命已经完成,自然退居二线,笑笑生便驰骋自己的想象,让故事顺着西门庆一支自然而然、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四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什么,学界言人人殊。我一直认为,惩戒酒色财气四贪,是笑笑生创作的主要指归所在[10]。在《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只是为武松而设,其本身的意蕴及对整个小说主题的表达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在武松走上梁山之前,必须将他们双双杀掉,他们完成了自己成就英雄的使命,便自然退场了。但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包孕有对色(通过西门庆与潘金莲形象来体现)与财(通过王婆形象来体现)惩戒的警示。因此,这个故事在社会上广为人知,与其本身对人生的警示意义不无关系。笑笑生生活的时代,酒色财气肆虐社会,宗法道德被弃若敝屣,世风日下,人情浇薄。在深入思考人生欲望及归宿问题上,笑笑生似乎受到了施耐庵的启发,醒悟到《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的潜在内涵,发现了它与自己思考并欲通过故事来回答的问题的衔接点,在《金瓶梅》中将其发扬光大,当做了自己的中心立意来加以表现。
《金瓶梅》第一回,作者首先叙述了刘邦、项羽故事,从正面说明贪色的祸患。在故事叙述完以后,作者发议论说: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体。如今这一部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7](P3)]
如果说作者是借刘、项事迹映带创作主旨,相当于话本中的入话故事,那么接下来所讲的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则是对刘、项故事劝诫内涵的延伸与深化,相当于话本的正文。所以有人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长篇小说”[11],自有其道理所在。
我们从西门庆与武松对待女色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不同结局,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劝诫意图。在《水浒传》中,打虎英雄武松能够杀掉仇人为兄报仇,关键在于他遵守人伦,不为潘金莲的美色与调戏所动。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没有武松的膂力,反而能够借助自己的钱财向官府行贿轻松地发配打死大虫的武松,但却因贪恋美色而死于一个弱女子之手。前者杀死潘金莲,后者被潘金莲所杀。这就是贪恋美色与否得到的不同下场。作者正是通过对武松与西门庆不同下场的设置,达到了深化小说主旨的目的。
五
尽管《水》与《金》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说,但并不排除两部小说在思想观念上的相通一致,这也是《金》之所以借径《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有研究者指出,《水》是排斥女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英雄都不近女色,否则便会遭到江湖好汉的耻笑。而像宋江、卢俊义、杨雄、林冲等有了女人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起因都与女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说明施耐庵的女性观是保守的、正统的。笑笑生在继承《水》女性观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干脆将“色戒”“升华”为自己小说的重要立意。这从作者在小说中的大量议论以及对潘金莲、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等主要人物的描写与结局的安排,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淫脱阳而亡,笑笑生用一首“二八佳人体似酥”议论女色的可怕,此诗在《水》中用来形容潘巧云。作者操持着男性的话语权,对女色的亡国败家危害给予谴责,虽然意在强调潘金莲给西门庆带来的灾难,但其承袭《水》所表达的腐朽论调却是不足为训的。
主张礼仪谦让,反对相争相斗,对恃强逞气的劝戒,是《金瓶梅》表达的主旨之一。如第一回在叙述了武大郎为人懦弱受人欺负后议论:“看官听说:世上唯有人心最歹,软的又欺,恶的又怕;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古人有几句格言说的好: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青史几场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巧安排,守分而今见在。”其中格言来自《水》79回的引诗①。既然以格言的形式出现,足见两书的作者在这一观念上何其相似乃尔!
痛恶世道黑暗,揭露官场腐朽,两部小说殊途同归。如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将《水》27回中审理武松杀死西门庆一案中尚存仁义之心的知县改写成受了西门庆贿赂而对武松丝毫不加体恤、动用酷刑、毫无仁义的贪官酷吏,借以揭露明代官场的龌龊。而《水》中尚能秉公审断此案的清官陈文昭在这里也被改塑成奸相蔡京的门生,在蔡太师、杨提督的人情面前,竟然违心地将武松杖责后充军,让杀人犯西门庆逍遥法外。同时在对这一形象的改塑中,让西门庆一案上勾下联,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统治机构的上上下下。相比之下,笑笑生继承了施耐庵的批判精神,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与揭露更加深刻。
有感于世道的黑暗,施耐庵与笑笑生在对其进行揭露与谴责的同时,对现实人生产生了极大的迷茫。宋江们造反固然轰动一时,后来也如愿地当上了朝廷的命官,但最后反而以悲剧告终。西门庆无论官场、情场还是商场,都是一个成功者,但最后落了个家败财散的悲剧。人生的真谛究竟何在?身处这个肮脏的世间,面对生存的种种威胁,怎样度过短暂的人生?他们都在其作品中或隐或显地给予追问与探讨。我们在对两部小说的对读中,发现二者有相当程度的相通之处。如《金》第二十回“孟玉楼义劝吴月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表达的是听天由命、莫太计较贫富得失、及时行乐的思想,它来源于《水》第七回。第五回“郓哥帮捉骂王婆淫妇药鸩武大郎”回首诗“参透风流二字禅”表达了安贫守拙的思想,出于《水》二十六回。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龟儿卦”回末诗“甘罗发早子牙迟”与作者“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的议论一样,表达了富贵不由人、一切命注定的宿命论思想,本自《水》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野闹金沙渡”,吴用拌作算命先生,与李逵到北京去赚卢俊义到梁山入伙时所念。第九十二回“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回首诗“暑往寒来春复秋”慨叹时光短暂,富贵由命不由人,“事遇机关须进步,人逢得意早回头”,表达的仍是劝诫意图,抄自于《水》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九十七回“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出自《水》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宣扬的是贫富由命、穷通在天的宿命论思想和及时行乐的倾向,它在第二十回曾被引用过,这里重复出现,可见笑笑生对其内涵的心领神会。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忿杀陈经济”“一切诸烦恼”出自于《水》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回首诗[12],其表达的与世无争的思想与本回刘二、张胜、陈经济等人因“不忍”、争气而招致杀身之祸形成对比,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旨。总之,如果不是他们创作思想与立身处世观的灵犀相通,很难想象笑笑生会不厌其烦地将施耐庵在《水》中的格言议论类的语言照搬到自己的小说中来。
此外,果报观念、对待僧道的态度等,《金》对《水》也有明显承袭的痕迹。限于篇幅,不赘。
参 考 文 献
[1]袁中道. 游居柿录[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2]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3]张竹坡. 金瓶梅寓意说[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4]刘世德. 《金瓶梅》与《水浒传》: 文字的比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1, (5).
[5]李贽. 焚书续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胡文彬. 金瓶梅书录[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7]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8]张进德. 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J]. 河南大学学报,1987,(3).
[9]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三回[M]. 济南: 齐鲁书社,1987.
[10]张进德. 《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J]. 河南大学学报, 1994, (4).
[11]周钧韬. 《金瓶梅》: 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J]. 社会科学辑刊, 1991, (6).
[12]周钧韬. 《金瓶梅》素材来源[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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