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7. 419 文献标识码: A
《金瓶梅》评点是小说批评家披文入情、沉潜会思的文学接受过程。崇祯本评点者、张竹坡和文龙作为《金瓶梅》文本艺术的耕耘者和传播者，他们深谙奇书的才子文心，重现作者审视生活的方式和展示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努力还原小说文本的艺术价值，打造一种开放、积极参与的批评模式，拓宽了《金瓶梅》的阅读空间。他们传承《金瓶梅》的文化精神，构筑了斑斓璀璨的古典小说理论话语阐释世界。强烈的主体精神灌注、洞幽烛微的文本分析，《金瓶梅》评点成为其生命存在的形式，并促进了我国小说观念的深化和批评体系的完善。
一、《金瓶梅》的文本定位和价值取向
文本接受是一出多声部的奏鸣曲。《金瓶梅》刊刻时的序跋，明代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金瓶梅跋》和谢肇淛《金瓶梅跋》就奏响了反驳淫书论的轰鸣，客观体认了《金瓶梅》的艺术新变。崇祯本评点者是全力以审美视角解读《金瓶梅》文本的第一人，他直接启发了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高峰。《金瓶梅》甫一问世，种种有关其文本定位议论就折射了社会接受心态和小说理论自身的发展。崇祯本评点者一再以“世情书”来称誉《金瓶梅》，虽然以“世情”来评价小说冯梦龙已著先鞭，但其未及崇祯本批语如此突出。黄霖认为“《新刻》评点者用‘一篇世情语’来概括小说的现实主义特点是颇为精辟的，并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产生了影响。”[1]( P292)齐鲁青认为崇祯本评点者“承接‘寄意于世俗’的认识线索，以及为‘秽’辨的思路，更为自觉、明确、简捷、精粹地提出了‘《金瓶梅》非淫书也’(第九十七回批语) 的理论命题。”[2]齐氏肯定了崇祯本评点者之于小说文本的定位。《金瓶梅》作为一部打破世情、批判社会的杰构，具象了《金瓶梅》序跋的寄意时俗之论。王汝梅是一位孜孜于“金学”躬耕不倦的学者，20世纪 80年代就积极探究《金瓶梅》的评点艺术及评点家的生平。《金瓶梅》是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性学典册，崇祯本评点者大胆肯定了性描写的艺术价值。王汝梅认为崇祯本批语“突破传统观念，以新的审美视角欣赏、肯定《金瓶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3]立足世态人情，就砸破了淫书说的笼盖，有利于全方位地审视东方稗史的文化品格。
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从小说理论的高度给予张竹坡以中肯的评价:“竹坡的评点就不仅是对《金瓶梅》最好的评论研究和中国小说理论的宝藏，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红楼梦》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当这部被忽视的评点作品得到公正的评价时，张竹坡也就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赢得一个重要的位置。”[4]( P5)芮效卫的超时代预言，因为国内学者的锐意攻坚得到了应验。王汝梅《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从文质相合的形象体系角度去考察张竹坡体认文本之功:“继承和运用发愤而作、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史公文字，而不是淫书。”[5]暴露世情黑暗的泄愤之作《金瓶梅》何尝不是一部直斥时事的《史记》，这表现了张竹坡的叛逆精神和进步文学观。 1985年王先生进一步推举张竹坡评点是小说批评史上的里程碑，申论为: 张评“驳斥了‘淫书’ 论，开创了《金瓶梅》评论的新阶段。”[6]张竹坡的世情奇书认定，疗治了传统淫书论的毒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张竹坡《金瓶梅》批评体系，推动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张竹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继往开来的人物，吴敢认同张评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其一，系统提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给《金瓶梅》以合法的社会地位，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第二，指出《金瓶梅》‘独罪财色’，是泄愤之作，具体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倾向性”。[7]诸如此类的文本思想的体察，彰显《金瓶梅》的才子文心。
《金瓶梅》是明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具体反映，贺松青认为张竹坡推崇《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既是一个总体评价，也体现了《金瓶梅》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8]以此为度，《金瓶梅》就是一部史公文字和性理之谈，冲刷了小说文本头上的“淫书”恶谥。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以“寓言———写实”来阐释张竹坡的小说理论，他认为张竹坡以泄愤来对抗肤浅的淫书论，主要在于“苦孝”、“奇酸”、“冷热”、“真假”这四方面的主旨阐述，比较符合文本实际。[9]刘辉作为文龙《金瓶梅》评点本的发现者，最早发掘文龙的《金瓶梅》批评观。对于《金瓶梅》的“淫书”恶名，虽有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体性证道式的纠偏返正，收效仍相对有限。文龙更多地从读者接受态度的角度审慎地正视小说的淫秽描写，刘辉觉得“文龙并没有把《金瓶梅》仅仅局限于影射时事之作，而是认为通过西门庆一家的罪恶史，概括了整个的社会生活”，[10]这种着眼于“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愤嫉”[10]的《金瓶梅》主旨言说显然要比张竹坡全面而深刻。程小青就文龙的正统心态切入文龙批语，“他认为《金瓶梅》体现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它的主旨具有很强的境界，是通过淋漓尽致地描绘世情而达到暴露和警世的目的。”[11]如实地记录市井琐事，显示了对黑暗社会和人性堕落的无情拷问和鞭挞。
二、《金瓶梅》的人物特色和写实艺术
人物塑造是小说艺术的灵魂。较早涉及人物特色的研究还得归属于近代的文龙，文龙沿袭张竹坡的批评路径，却不满于张竹坡的褒孟贬吴做法。文龙批语有24 处提及“批书者”、“批者”、 “阅者”，就有 21处明白与张竹坡的人物看法相抗衡。时处小说观念近代化中的文龙，立足于小说理论演变的长河中反观张竹坡批评，其观点多显理性考察的色彩。吴敢认为:“文龙毕竟只是闲中消遣，只是对作品的赏析，而没有像张竹坡那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因而没能站在小说理论的 高 度 去 认 识 张竹坡，便 不 能 不 失 之 狭隘。” [4]( P3)毋庸置疑，文龙对文本人物形象的分析是理性大于感性，而对人物形象艺术的挖掘深度和广度显然要比张竹坡逊色。贺根民《文体自觉: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和《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一组论文侧重时代境遇、文人遭际、文体演变本身三方面探究了文龙之于张竹坡人物评点分庭抗礼的原因。特别是就文体自觉的分析，洞彻了人物艺术演变的脉络。
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审美观照而获得精神愉悦往往是小说理论家心志具化的表现，崇祯本评点者已注意到人物形象的传神和个性特点，“这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早在明末时，对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已经具有相当的认识了。”[1]( P298)照此而论，在人物个性化理论方面，崇祯本评点者是古代小说理论演变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齐鲁青总结崇祯本关于人物形象评点，主要表现为三端，其一，评点者特别注重人物激宕的生命力———神韵;其二，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中分析人物性格;其三，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细节，透视人物心理活动、内心面貌。[2]人物不只是静止的肉体符号，而是灵韵流动的生命载体。陈昌恒的《“西门典型尚在”———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兼与朱星先生商榷》、《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和《〈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理论拾慧》三文可为一组，从“因人用笔说”、“抗衡说”和“犯笔而不犯说”三方面来爬梳张竹坡所拈出的典型理论，认可张竹坡提出典型概念的创造意义。《金瓶梅》人物塑造打破了《水浒传》类型说的藩篱，注重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很好地总结了小说这一方面的创作经验，他特别抓住了人物性格的发展。”[7]张竹坡的个性化理论给后来小说人物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陈果安的《张竹坡对典型理论的贡献》和《“东方丑学”张竹坡审丑理论初探》细心探究张评所构建的典型理论，其所标榜的东方丑学更具民族文化的色彩。刘辉认为文龙推许西门庆———作为丑恶的反面形象集大成者，其名同样可与日月不朽，亦是非常有胆识和见地的主张，[10]阐释了化丑为美的典型化进程。各具特质的话语言说，表现了学人潜心挖掘的理性色彩。无可讳言，文龙对市井人物典型性的挖掘，却不断流露出男权思想色彩，象其对潘金莲、宋蕙莲等形象的分析，就是时代风云和文人心志的具体折射。
客观地描摹世情是作者创作意旨的显现，黄霖据此认为崇祯本评点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描写现实、暴露黑暗的意义，这比之时人把《金瓶梅》当作一部淫书或笼统地肯定其‘曲尽人间丑态’来，无疑是高出一筹。”[1]( P293)崇祯本评点者具有开拓性的写实理论言说，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成熟。文学本位属性的发扬是文学自觉的突出表现，从史学、哲学阴影下突围而出的小说对其文类特征及地位的认可更是小说观念自觉的显影。《金瓶梅》作者操笔伸纸、借海扬波，构筑一幅欲浪滔天的市井世态。王汝梅非常看同张竹坡“从对文学作品和历史的区别中，提出文学真实性的观点，加深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5]依乎人情天理，张竹坡理清了世情生活与艺术真实的差异，客观地把握了文本的写实艺术。《金瓶梅》作者基于社会阅历，生动而逼真地反映市井生活，王汝梅认为张竹坡“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观念”。[6]对市井琐事的当场描绘，洞若观火的世俗描摹，无疑是小说写实艺术的突出表现。取材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本艺术的变更，吴敢认为张竹坡把捉《金瓶梅》美学风貌的基点恰是市井文字说的提出。[7]罗德荣在宁宗一主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之第三编《小说美学》直接称许张竹坡为写实理论的奠基者:“以 ‘市井文字’规范人情派小说题材，这就鲜明地突出了人情小说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直接表现时代风云的特点”。[12]( P626)同样的意旨亦见于罗德荣《张竹坡写实理论的美学贡献》，该文从选材、艺术手法等方面对张评的写实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关于文龙之于《金瓶梅》写实艺术的体认，刘辉将其概括成真实性和典型性二端，[10]特别是文龙对于反面人物西门庆、潘金莲的审丑以及化丑为美的论述，开创了古典小说理论领域的一个新命题。
三、《金瓶梅》的技法模式和结构章法
对于古典小说形式美学的探究，素是古代小说理论家致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一般说来，小说评点所论的技法和章法大多表现在人物审美和情节组织上。小说艺术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世情书的文化品格给诗化小说《红楼梦》以诸多启示。戴不凡《〈金瓶梅〉零札六题》云:“张竹坡评语有其酸腐、穿凿处，如苦孝说之类，然艺术上不无见地。《红楼梦》脂批除仿圣叹笔法外，受张氏此书之影响已甚明显。” [13](P143)清晰地道出张竹坡批评技法对脂砚斋的影响，肯定了张竹坡批评技法的文学价值。金圣叹是我国小说理论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分析和总结小说技法往往会追溯到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其实崇祯本评点者早已默默耕耘在前，其所论的躲闪法、捷收法和绵里裹针法直接或间接启发了金圣叹，“可见《新刻》批判者确是我国小说批评史上总结创作之法的一个先行者。”[1]( P300)能在复杂的人物系统之中发掘人物各异的性格特点，设置人物对立就是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王汝梅认为张竹坡的《金瓶梅》“抗衡”和“危机相依”人物技法适得要领。[5]张竹坡评点人物形象，并非孤立地考察某一人物，而是将其放到小说艺术世界的整体网络之中去考虑去挖掘。周书文认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人物技法主要表现在:人物都处于艺术整体网络中、借相关人物等来烘托人物、写出人物多面统一情状。[14]以朴素的系统观念贯穿《金瓶梅》评点，也就扣住了人物塑造技法的神髓。一个偌大的人物网络，并非只是一种均衡用力地平行刻画，张竹坡评点的“球、的之说”形象说明了人物的主次关系，体现了人物技法的实用目的。《金瓶梅》中有姓名的人物达470余人之多，特别是塑造如此众多的女性形象，势必会出现某些重叠。蒲安迪认为这类既相像又不相像、既对称又对立的形象迭用是文人小说体裁的一个主要特征，若以潘金莲与李瓶儿为例，“崇祯本评注者不止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她们先后投入西门庆怀抱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张竹坡甚至走得更远，他在谈论这两位人物时，把 她 们 看 成 基 本 上 是 一 丘 之貉。” [15]( P92 -93)人物形象的配对组合更有利于表现其个性特点，同时人物形象的对峙和交错映照则强化了作品的反讽意味。
享有“天下第一奇书”美誉的《金瓶梅》，藏针伏线的奇妙结构是其艺术之奇的重要表现。王汝梅极力赞许张竹坡清楚地发现了《金瓶梅》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特点，“给《红楼梦》网状结构的创新开辟了道路”。[5]在网状结构的整体观照下，又可视每十回为一结构单元，每一单元内部各自存在着相应的情节起伏。蒲安迪认为张竹坡多次将这种基本结构划分看作理解作品的关键，[15](P61) 小说文本可以第 50回为界划分为热冷的两部分，小说最后的空虚感亦与小说开端的四大皆空的论调遥相呼应。蒲安迪虽然承认张竹坡所认同的精细章法构思直接师承金圣叹、毛宗岗和崇祯本评点者，但无论如何，“张对这部小说的精心研读，已使它跻身于中国小说评论为伟大的范例行列”。[15](P69)若但就小说批评形式而论，以《杂录小引》、《冷热金针》和《竹坡闲话》等专论形式来进行小说评点，张竹坡的开创健全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组织结构体系，吴敢认为张评“全面细致地点拨《金瓶梅》的章法技法，形成系统的《金瓶梅》艺术论”，“完备了古代小说评点的结构体系，对古代小说理论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创造，开发了近代小说理论的先声”。[7]从小说理论的近代趋向上把捉张竹坡的创辟之功，就客观凸显了张竹坡形式美学的艺术魅力。
张竹坡对《金瓶梅》结构艺术的论述为读者提供一把进入文本艺术迷宫的钥匙，俞为民认为此类度人的“金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大处着眼，鸟瞰全局，对《金瓶梅》的整体结构加以探讨与评析;其次，张竹坡将《金瓶梅》的结构与《水浒传》的结构作了比较，总结出了《金瓶梅》在结构上“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特点;另外，张竹坡还结合《金瓶梅》的具体情节总结和归纳了作者在安排情节时的一些具体的结构方法，象对锁章法、草蛇灰线法、遥对章法等。[16]张竹坡十几万字的评点话语，形成对小说文本的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吴敢认可张评《金瓶梅》从大处着眼，总体立论，由一家写及一县，形成了穿插曲折的网状结构。[17]贺松青特以结构说来标举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在其看来，设置小说的大框架、讲究行文的首尾照应和合理安排穿插都是《金瓶梅》结构突出表现。[8]《金瓶梅》穿插手法的运用，致使其对生活进行纵横组合式的叙述，呈现开放性的艺术结构，罗德荣称之为“趁窝和泥”结构方法。他认为“‘趁窝和泥’的提出，不仅标志小说美学风貌的重大转变，而且也促进小说艺术结构更具写实之长。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上，这无疑是结构理论的重大飞跃。”[12]( P635)文龙倍加赞赏《金瓶梅》的白描技法和心细如发的紧严结构，刘辉认为这正是其继承和深化前人小说美学理论的结晶。[10]相较于张评而言，有关文龙批本结构章法的论述略显贫乏和肤浅，这应当是《金瓶梅》评点结构艺术务力挖掘的一个领域。
四、余 论
数千年小说观念的演变就是一部又一部小说的文本艺术不断被体认和无限扩张的历史，随着时光的迁逝，有关《金瓶梅》评点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断加重旷世奇书《金瓶梅》的艺术色彩，其评点艺术所蕴含的文学魅力越来越得到学界的承认。我们初步统计，自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09 年关于《金瓶梅》评点艺术的单篇论文达 101 篇之多，而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1981 至2009 年单从篇名来看，有关张竹坡的论文有 92 条记录，关于崇祯本批评的有 22 条，而有关文龙批评的论文却只有 11条。显然有关张竹坡研究占据了《金瓶梅》评点艺术大半江山，这既是学界研究走向的具体反映，也是张评艺术的客观体认。正如吴敢所论:“《金瓶梅》研究被尊为‘金学’，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被视为热点，张竹坡研究不但成为金学，而且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分支。”[4]( P16)一些晚出的文学批评论著或小说理论著作，往往以专节、专章等形式介绍张竹坡、文龙，象复旦大学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清代文学批评史》和《近代文学批评史》就以一定的篇幅阐述张竹坡、文龙的小说理论。而一些小说理论著作如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和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均有对张竹坡的专门论述。凡此种种，均表明《金瓶梅》评点艺术作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乃至中国文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彰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盘点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学人多斤斤于《金瓶梅》评点者的题旨言说和写实艺术，较少考察评点者所归纳的技法模式;实际研究中甚至援引社会学视角来代替文学研究，忽视小说评点的文学本位;对《金瓶梅》评点艺术的梳理，多是针对崇祯本批语、张评、文龙批语某一方面或各自为战，缺少对三者的整体统摄，更少从小说理论的演变史上全盘分析;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多，富有新意的突破少。职是之故，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研究视角，在中国小说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凸显《金瓶梅》评点的文化定位，参以比较小说学理论，寻找文本阐释和理论言说的民族文化生态，让《金瓶梅》评点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建构符合小说文本存在的相对独立的艺术发展空间，以一种《金瓶梅》评点学的自觉姿态来张扬其文化意蕴，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只是量的突破，更有质的飞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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