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

商业与竞争同在。作为商人，西门庆的血液里浸透了竞争进取的商业文化因子。在习惯了中庸之道、文雅敦厚的农业文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清河县，当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潮流袭来，他带着充满野性的商业竞争气息、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活力四射地开始其发迹变态之旅。这位仅仅只承继了一间生药铺的药材商的传人，奉行一切以逐利为原则的竞争哲学，拥有立足竞争、敢于冒险的商人素养，更具不择手段、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他以竞争为主旋律，展开了“若猛兽鸷鸟之发”（司马迁语）式的商业出击。

在逐利的旗帜下，西门庆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他以“机深诡谲”的手段疯狂地实施商业资本的掠夺性积累；他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知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因而不择手段地扩增店铺，放高利贷、长途贩运，执着于资本的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高度关注市场信息，且善于抢夺商机，买贱卖贵，使经商规模越做越大；他敏感地意识到封建垄断经营的高额利润，于是勾结官府，牟取盐引，独揽为官府买古董的生意，凶残地排挤、打压生意竞争对手。仅仅六七年光景，他就从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生药铺老板一跃成为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流动资本和大量不动产的“山东第一个财主”。

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商人一直居于四民之末，他们必须不断地突破封建抑商政策的束缚才能前进。对于这一点，充满竞争热情而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了然于心，在把握了依仗封建特权发迹暴富之奥秘后，他把商业的竞争特性更多地带入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领域——官场。从贿赂官员开始，西门庆走上了一条疯狂而无耻的敛财之路。因为累次送礼，他蒙蔡京赐官，这对并不希求仕途发达的西门庆纯属意外之喜，但嗜利之心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更加恶性膨胀，做官后的西门庆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别人无法偷漏的国家税款他能漏，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他轻易可取。总之，为在商业竞争中牟取暴利，他不惜重金、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向封建经济秩序发起凶悍的进攻，以行贿和其他经济手段，买官鬻爵，结党营私，巧取豪夺，与封建政权展开了疯狂的利益争夺。在与贪官污吏的合谋中，他将畸形发展的商业竞争的特性演绎到极致，并从中培养起邪恶的从商信仰：结交官府即暴富。

暴富后的西门庆没有执着于传统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行为模式，他秉承商业文化重消费、重“欲”的满足的理念，将依仗封建特权获得的巨大财富基本用于奢侈淫糜的生活享受，将商场、官场的一切争夺都定格于情场的恣意纵横：婚姻成为他商业经营的项目之一，娶孟玉楼、李瓶儿都有明显的谋财企图；他把妇女当做可以从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买卖越富有挑战性，他进攻的冲动就越强烈，譬如采用卑劣的手段夺娶李瓶儿、毒杀武大占有潘金莲、栽赃来旺以图长期霸占其妻宋惠莲，如此等等。在那个人欲横流、拜金盛行的时代氛围为他提供纵欲温床的同时，他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情欲，将性享乐追逐史演绎为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在这里节节败退，商人的竞争愉悦从未如此酣畅淋漓。然而，欲望的满足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使西门庆在占有的同时承受着精力的无尽虚耗。财色竞争的狂热导致占有与自毁的逆向互动，西门庆的生命迅速消亡，他那进取的勃勃野心也随风而逝。作为现实生活特定群体的代表，他的死无疑深蕴了悲剧内涵。

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

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事实的确如此。尽管西门庆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他的竞争手段亦卑劣至极，但他以个人为核心、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较之以宗法为核心、以虚伪的道德荣誉为目标的传统价值取向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正是这种“贪欲”催生的经济运行手段使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震荡的频率加快，而其财富的不断转化为商业资本而非土地资本更破坏了封建体制运行，客观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动力作用。应该说，这在隐性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已传递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鲜气息。

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人，西门庆从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吸取发展商品经济的智慧和力量。但他虽然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却从来没有树立起真正的商业理想，更不懂得作为个人与社会进步动力的商业竞争必须是以正途进行实力、智力和能力的角逐，他把行贿受贿、作奸弄巧当做商业竞争的捷径，在历史不能提供外在环境的前提下，公平、公正、诚信、法则等商业文化题中应有的竞争理念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全面缺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至死都带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所拥有的也只是附庸权力牟取暴利的贪欲，是以占有和享乐为终极目的金钱意识、权力意识，他根本不理解资本增值的更深含义，把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赚取的巨大财富都用于奢侈的生活享受，欲望与丑恶联袂，使他的竞争与进取过程同时成为逆向的沉沦过程。更可怕的是，以他为代表的官商群体，以手中的封建特权更改竞争规则，无情打击真正的新兴商人，从根本上压制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进取的勃勃生机就这样泯灭在无尽的贪欲和与官僚政治的结盟中。

商人的本性就应该竞争，西门庆却在展现勃勃进取精神的同时步入歧途，走向毁灭，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商人自身的缺陷使然。由于先天的不足和现实的局限，在封建正统文化具有绝对中心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西门庆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获取商业利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雄才大略，而他所生活的封建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沾染上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放浪、淫靡、变态等种种恶习。就这样，他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冒险自由竞争的创业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业伙伴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从而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西门庆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悲哀。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并非如此。兰陵笑笑生创作一部《金瓶梅》，不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却以《水浒》故事引起全书，是不是想借用当时《水浒》就已经有了的巨大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迄今为止，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当然谈不上了解作者，也就无法肯定笑笑生是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如果推情详理地想一想，也许作一否定结论并不会完全是错。因为，如果是一个文才不高的人，自己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借用别人作品的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是可能的。但《金瓶梅》并非泛泛之品，谓之为艺术技巧高超、思想内容博大的不朽之作，是不过份的。能作此书者，其自信与自尊是不待言的，决不耻于借用别人影响荫庇自己。
　　那么，是不是笑笑生想以相同题材而用完全不同的创作构思来“反对”《水浒》所体现出来的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也同前一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妄作结论。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金瓶梅》与《水浒》并非同一题材。《水浒》是演史，《金瓶梅》却是描写市民生活（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但与《水浒》所演之史是有区别的）；《水浒》描写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金瓶梅》却是描写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其着眼点与题材范围均迥然相异，怎么也谈不上是同一题材。如果说创作构思，《金瓶梅》确实与《水浒》大相庭径。《水浒》写好人经过多灾多难的折磨以后能取得胜利，都能痛痛快快地报仇雪恨；《金瓶梅》却是坏人得逞，好人沉冤无告；《水浒》写朝廷还能赦宥梁山英雄，并招安封官，认真当作一种力量去使用；《金瓶梅》却写始终是奸臣当道，昏庸政治无可救药；《水浒》既写黑暗又写光明，既写坏人又写好人，正义拥有相当市场;《金瓶梅》写权势金钱万能，乱伦败俗成风,无正气可言，一片黑暗世界，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好人，也是没有好下场（如御史曾孝序）;……等等。总之一句话，《水浒》是带有浓厚的作者理想和人民愿望的作品，《金瓶梅》却是一幅封建末世现实生活的画卷。二者创作构思确实截然不同,就此而言,《金瓶梅》确是对《水浒》的一种“反对”。但是,这何止是对《水浒》的“反对”!这是对《金瓶梅》之前所有小说创作构思的“反对”。全面“反对”，就不再是“反对”,而是创新!事实上，《金瓶梅》从题材范围到创作构思，都是一种划时代的首创。既如此，又何必要借呢。
　　同时，创作构思不同，并不等于笑笑生与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二人对生活的理解都差不多，而只是创作意图各异，一个旨在倡导正义歌颂英雄讴歌理想倾诉愿望，一个旨在如实反映现实暴露批判黑暗，也未尝不可。
　　因此，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笑笑生在阅读《水浒》读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时，突然联想到现实的市井生活，顿时萌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借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引子，演绎出洋洋百万言的《金瓶梅》巨著?不能排除偶然产生灵感的可能性。但，偶然灵感的产生，创作一篇短文或作一首诗一阕词是没问题的，而要作出如此一部长篇巨制，没有事先的思想基础单靠灵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从《金瓶梅》的丰富思想容量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写看，也不是偶然灵感的产物。故，这一设想照样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金瓶梅》到底为什么要借取《水浒》?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是演史,或是歌颂英雄，或是倡导正义，或是讴歌理想倾诉愿望，或是反映现实，或是暴露黑暗批判谬误，或是抒发感情，或是吟景咏物，或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品,总是有着某种创作意图的。要弄清《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必须首先弄清《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一个在不了解作者之前很难结论的问题。但就《金瓶梅》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创作主旨还是可以窥见的：反映现实，暴露批判现实政治的昏庸、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世风颓败，发泄自己的不满；记载保留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史料；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借作品倾诉作者自己在极不得志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如果这样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无大错的话，则《金瓶梅》完全可以不作任何借取，直截了当地开篇即可。不过，怎样开篇为好，笑笑生却面临着两条道路：要么直截了当抨击时政，代价是坐牢，甚至杀头，更甚至是九族遭诛；要么借古讽今，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致招祸。当然地，凡不是傻瓜者均会选择后者。
　　借何时之古讽今? 借什么样的古讽今?借来之古与今毫无相似之处则不能讽今；借古而无半点古之史实则令人一见即疑；全用古史而不掺入今事，亦不能讽今。这一系列问题，笑笑生早已见到。
　　第一个问题便是借何时之古，借什么样的古?明嘉靖、万历间，人们最痛恨的事莫过于严嵩一党奸贼弄权，弄得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不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排挤打击，因而他们更是痛恨刻骨。要抨击时政，要讽今，当然地首当其冲的目标是严嵩一党奸贼及其遍布全国各地的爪牙━━贪官污吏与地痞流氓。那么，何时之古与此相似?通观明以前的中国历史不难看出，北宋末年蔡京一党专权误国最相似不过。于是笑笑生便选取了蔡京奸党误国的历史作为“古”而借来讽今。
　　借古而一点不叙古事，一是情理逻辑不合，二是讽今之实便昭然若揭；叙古事太真太多又易把读者引入歧途，达不到讽今的目的。《水浒》所写故事，既据历史，又有虚构，真真假假，且当时已有很大影响。借取《水浒》某一情节引起全书，并在书中不时穿插一些《水浒》人物，赋予他们一些行为情节（《水浒》上未曾描写的行为情节），既象是确确实实在写宋事，而又不会让人看不出讽今的主题，这是再妙不过的。《金瓶梅》看似写宋代事，却描绘出一幅明代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社会风貌、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等丰富多彩的画卷；书中既有宋代职官名又有明代职官名；既有宋代史实又有明代史实，或是与明朝历史相似的宋朝史实；等等，都是笑笑生借古讽今原则的体现。
　　《金瓶梅》不愧为借古讽今的优秀之作。
　　借古讽今就是《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理由。
　　其次，《金瓶梅》通篇的山东方言与山东生活习俗，说明笑笑生可能就是山东人。山东人写山东事当然便宜得多。而《水浒》故事也是发生在山东,借取《水浒》便显得更加自然，更加得心应手。这是《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的次要理由。虽然《金瓶梅》中也有北京和吴地的生活习俗与方言，但却不是主要的。这说明笑笑生可能还在北京和吴地生活过，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用上了，或是有意用上，以给后人考证作者留下一些线索。
　　至于《金瓶梅》为何不借取《水浒》的其他故事而独独借取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这是不难理解的：这是《金瓶梅》的题材内容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