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西游记》的喜剧性主要表现在戏谑的艺术手法运用，喜剧性人物的塑造，以及小说的游戏精神上。作者采用诙谐幽默的艺术手法，突出小说的趣味性，追求文学的审美娱乐性。从而扩大了小说功能，实现了讽世刺史、调谐与娱乐的统一。并且引领神魔小说的创作潮流，改变明代长篇小说、通俗小说的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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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游记》；喜剧性；戏谑；人物；游戏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神话新世界。《西游记》用浪漫主义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神魔人物，这些人物既有社会化的人性，又有各种动物的特性。还有作者通过想象赋予他们的神性，幻中有真，涉笔成趣。通过对形形色色的神鬼怪妖人的描写，展示了西天取经路上的精彩画卷。在艺术结构上，《西游记》以人物列传体和一线贯珠式相结合，以唐僧师徒西游进程为线索，串起八十一难，逐次展开情节。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名著，与《水浒传》、《金瓶梅》相比，《西游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的文学语言显然经过写定者比较用心的润饰，不仅病句少，而且句法、遣词、用语都比同类小说更加规范，人物语言的戏谑风格，更使小说的对话妙趣横生，使之读之忘倦。[1]另外，《西游记》在艺术形式上含有大量的喜剧因素。
一、寓喜剧性于戏谑手法之中
《西游记》里的塑造的诸神形象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尔卑斯山上的诸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非纯粹神圣的化身。宗教天国是尘世生活的折光反射，作者实际上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人情世态，《西游记》也因而成为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2]。《西游记》中的神魔，其行为多半带有小说成书过程中世态人情的印迹。例如小说第十回中的相关描述：太宗道：“病势已入膏肓，命将危矣，如何得保？”征云“臣有书一封，进与陛下，捎去到冥司，付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谁？”征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驾前之臣，先受兹州令，后升礼部侍郎。在日与臣八拜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现在阴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梦中常与臣相会。此去若将此书付与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来。管教魂魄还阳世，定取龙颜转帝都。”太宗闻言，接在手中，笼入袖里，遂瞑目而亡。……那判官看了书，满心欢喜道：“魏人曹前日梦斩老龙一事，臣已早知，甚是夸奖不尽。又蒙他早晚看顾臣的子孙，今日既有书来，陛下宽心，微臣管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闕。”太宗称谢了。
冥间的人情交易跃然纸上，犹如人间的“找门路”，鬼魅的嘴脸显得滑稽可笑，而关于天界的神圣亦被作者所颠覆。这在书中第九十八回可见：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这明明不是传经，而更似奸商在市场上坑人，俗吏在官场上索贿。于是庄严跃向滑稽，崇高沦为鄙俗，小说便是以这种居高临下而又宽容大度的幽默态度，抹去佛祖、天尊头上圣洁的光环，暴露人间世态的虚伪丑态。诸如此类的点缀，看似信笔拈来，却能机锋百出，调侃世情，隐寓讥讽。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看清世间真相，幽默却不肤浅，深刻的思想蕴含于喜剧性的表达之中。
二、寓喜剧性于喜剧人物之中
《西游记》在喜剧性人物的塑造上，丰富多样。历史上心诚志坚、博学多闻的玄奘在《西游记》里却表现得虔诚坚定、幽默无能。作者着力把唐僧世俗化、凡人化。他并非是一个得道高僧，在书中孙悟空时时称他是“脓包”。在第十五回里当唐僧得知他的白马被龙吃掉之后，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行者见他哭将起来，他那里忍得住暴躁，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形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三藏却才扯住道：“徒弟啊，你那里去寻他？只怕他暗地里撺将出来，却不又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一个懦弱爱哭的弱者形象栩栩如生。他是如此的迂腐可笑，在第五十六回里，当孙悟空打死几个强盗后，唐僧念念有词“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局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由此可以看到他的自私，直言不讳的为自己开脱罪责。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讽刺性地得到了统一。
吴承恩对喜剧性艺术的偏爱，在塑造孙悟空和猪八戒时表现得格外明显。相对于唐僧的懦弱无能，孙悟空总是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以内在的嘲讽、戏谑、诙谐和机智，战胜貌似庞然大物的外部敌手。无论对天庭玉帝、佛祖天尊、龙王城隍还是妖精鬼怪，孙悟空都能以自由平等甚至居高临下的态度予以蔑视和嘲笑：天庭至尊他直呼“玉帝老儿”，佛祖如来他敢说“妖精是你的亲戚”，至于山神土地更是他经常戏弄的对象。他从一出场便有令人发笑和振奋的气质，即使是在如来手掌时，依旧调皮，“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他是如此的可爱和可亲。在小说中，孙悟空既是一位精力无穷的英雄，同时又是“空”这一深奥教义的雄辩的代言人。不过，他到底是一位顽皮猴子的喜剧形象。他天生就是一位爱玩的斗士，童趣在他身上十分明显。
猪八戒是小说喜剧的重要成分，他是小说中最优秀的喜剧形象。其贪吃好色、自私庸俗、天真愚笨的世俗性格和出家僧人身份的矛盾冲突，使他在取经路上显得生动滑稽。猪八戒作为放大了的世俗的人，他没有宗教信仰，渴望普通生活，他的一切所为大多是宗教所不允许。在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里，八戒说的最多的是“从长计较”，同时又急切的想要娶妻。面对妇人质疑他的丑貌，八戒道：“娘，你上复令爱，不要这等拣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我丑自丑，有几句口号儿。”如此幽默风趣不自卑的个性贯穿始终。猪八戒是一个具有浓郁生活情趣的幽默形象，猪八戒的喜剧性格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在谈到《西游记》中的人物时，夏志清这样说过：同孙悟空的超然相比，唐僧每一次恐惧、轻信以及对正确行为的狂热偏执、关心肉体舒适而又易怒的表现，就像猪八戒明显的笨拙行为一样，实属有意设计的喜剧的一部分。[3]三个具有不同喜剧色彩的主要人物，在沙僧这个“苦行僧”的陪衬下，个性鲜明起来，正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喜剧性格，使得西天取经的故事变得妙趣横生，艺术价值突出。 三、寓喜剧性于游戏精神之中
《西游记》的喜剧性还表现在它的游戏精神上，它并非一部沉重严肃的历史剧或哲理剧，而是一部充满着想象和浪漫色彩的神话小说。关于它的游戏性娱乐性，历来都有争论，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它曾被拿来当作政治小说来看待，严重抹杀了它本身的艺术特征。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西游记》被三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真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西游记》时，一方面采用胡适的论述，说《西游记》“每杂解颐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5]即认为《西游记》是一部蕴含哲理的书，但不必求之过深。这就从侧面强调了《西游记》的游戏精神和审美娱乐价值。
从小说的第一回开始，到第一百回结束，处处都可见作者天才的游戏之笔在自由地驰骋。在神魔相争的紧要关头，作者往往将紧张的冲突转为喜剧性的场面，化险为夷。于是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功利观念，增加了审美愉悦功能。小说第四十四，有这样一段精彩有趣的描写，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膊上，抗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侧。笑道：“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抗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咕咕哝哝的祷道：“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后来，他们又撒臊溺充圣水，戏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字里行间充满奇趣，在游戏的氛围里自然而然的表达贬道的立意。
轻松愉快的游戏精神非但不是以游戏为宗旨，反而使作品在笑声里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效果，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从而使小说在喜剧化的表现下，耐人思索，引人回味。作为喜剧性表现之一的游戏精神，可以说是《西游记》艺术的精华所在，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西游记》的游戏精神得到了高度的持久的美的享受，也使它不同于一般的肤浅的喜剧性作品，而是一部充满着作者高超的审美理想的艺术作品。
四、结语
正是因为《西游记》的喜剧艺术的巧妙运用，使人爱不释手，给人以极大的乐趣。它的艺术魅力也由此完美彰显，吸引了众多读者。戏谑手法的运用，经典人物的塑造，以及游戏精神的抒写，这三者和谐而统一的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喜剧艺术。它是古典四大名著中最生动活泼的小说，趣味盎然，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灌注了对生活理想和人性的追求——自由。《西游记》的喜剧性艺术形式在表达内容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徐朔方 孙狄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9页。
[2] 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9页。
[3]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123页。
[4] 胡适，《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11月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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