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纸一起相走过的日子
最近在朋友圈里，“纸媒已死”“报纸消亡”这样的字眼出现频率很高，“内容”是否永生？“新闻”是否永生？媒体的朋友们都在发表着各种看法。
可能不是身在其中，对于纸媒的没落感受不到那种切肤之痛。但是，很明显地，报纸对于每天被手机通过移动客户端来获取信息的人们来说，成了越来越不被需要的东西，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曾那么热爱报纸的我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办公室里订的报纸不少，党报、工会报、行业报、本地的晚报晨报，还有朋友赠送的公安报和法制报。但是越来越忙碌的日子里，眼看办公桌上堆的报纸越来越厚，只能瞅着稍微空闲时翻一下匆匆浏览下各个版面的标题。
能够静下心来细细读报的日子，仿佛已经很久远了。
我对报纸的感情，要追溯到很小的时候。
我从认字开始就特别喜欢看有字的纸。在村里能看到的小画书、杂志、小说，甚至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语文课本都看遍了的时候，我偶然又发现了一处看报纸的地方。村里有个大娘是妇女主任，她的两个女儿都和我年龄相仿，她家有一个报纸架，村里订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报纸都放在架子上用夹子分门别类地夹着，也就是《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之类的报纸。隔段时间去她家串门，我也不和别人玩，就拿下报纸架上的一撂报纸，从头开始翻看，特别是有小说连载的，一期也不放过。有时候，能坐在地上看上一下午忘了回家吃饭。
我姥娘家村里，有个本家的舅舅是民办教师，他的家比一般农村家庭都有文化味—为了防止落土，炕周围的黄泥墙都用报纸糊到顶的，好像每到发黄时就再糊上一层新的。我去这个舅舅家找他的女儿们玩，就从北屋串到东屋从东屋串到西屋，在人家的炕上，一会儿趴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来，反复去看糊墙的报纸上那些字。有时候能看到一首好的诗，会背下来，在心里默念好久。
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到报社工作，自己的名字和作品会出现在报纸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家的一个姐夫哥到了县城里工作，成了自办发行的《淄博日报》高青发行站的工作人员。1994年的年初，农历年的腊月里，经他的介绍，我坐着报社送报纸的发行车来到张店，成为了报社发行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本来父母是不同意女孩子一个人出来打工的，但是姐夫说，报社是个好地方，里面都是文化人，妹妹这么喜欢写文章，虽然去那里工作挣钱不多，可是环境好啊。
确实，当年报社的编辑记者，都是多么地受人景仰啊，年老的德高望重，年轻的意气风发，个个看上去都那么清爽明朗，一点也没有后来被广告发行任务折磨被生活蹂躏到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中有很多人以工人和教师的身份考进了报社，放弃了很好的单位，只为热爱文字，追求新闻理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回想当年，我们经历的九十年代真是报纸的黄金时代啊。当时的人们有多热爱报纸呢？上班的人们下班路过报社门口要花两毛钱买上一份晚报回家，如果买不到就像没抢到红包错过了几个亿的失落。附近小区的老人们每天出来散步经过报社门前要驻足阅报栏前浏览，每个版面都不错过。每天在报社门口，会看到来自各区县的各行各业的人，带着车来接记者下去采访的，坐公交车来找编辑送稿件恳请赐教的。那时候在报纸上发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据说有的乡村老人，写了一辈子投了一辈子，也没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了稿子见报，特地提着一篮子鸡蛋坐几十里的车来到报社找到编辑部联络感情。
九十年代的报纸，党报类不必说了，本地生活类报纸有《淄博晚报》《齐鲁晚报》《淄博声屏报》《都市生活报》和后来九七年七月一日那天创刊的《鲁中晨报》。据说当年销量最大的是每周一期的《淄博声屏报》，最高到了十几万份的销量。老百姓看一周的电视节目预告，就指望它呢。最合算的是《齐鲁晚报》，那么厚的一份报纸，才卖五毛钱，在北京都有发行站，报社的人都说人家《齐鲁晚报》可不指望发行赚钱，广告费高着呢。
报纸的发行一般有两个渠道，一种是通过邮局代办发行，另一种就是报社自办发行。《淄博日报》和《淄博晚报》就是自办发行的模式。报社发行部在全市五区三县设有八个发行站。每天早上报纸印出来，由分发人员贴上标签，装上开往各个区县的发行车，送到每个区县的乡镇发行员手中。发行员再把报纸分出来送到一家一家的订户手中。
我到报社发行部的时候，《淄博晚报》刚创刊不久，想发展报摊零售，我就和另外几个女同事负责整个张店城区的晚报零售工作。有一个小姑娘每天在报社门前摆张桌子卖报纸，我和另外两个女同事把张店城区划成三个片区，每天去小报摊上送新报纸，收回旧报纸和他们前一天卖完的报款。
那份工作工资不高，也不算累，因为当年的张店城区还不算大，骑自行车跑一圈也就用两个来小时。那俩同事都是本地人，一个住在城南，一个住在城西，送完报纸就各自回家了。我负责的是东北片。送完报纸没事就回报社在门口帮着在报社门口卖报纸的同事收钱。
那时候报社的自办发行，还代办着一些在本地发行量不大的类似于什么商报之类的几种报纸发行业务。隔两三天就有个工作人员到火车站去提回一捆捆的报纸，按订单发到发行员手中夹在本报中投递出去。那些代办发行投递的报纸都会额外给出损耗量，所以每次寄来的报纸都有多出来的几份，我喜欢挑选一些副刊比较好看的报纸，找出自己喜欢的文章做剪报，没事就翻翻看看，还从那些版面上认识了好多喜欢的作者。然后没事的时候自己也偷偷地买了方格稿纸，在纸上写一些稚拙的文字。在报社工作的好处，就是投稿省邮费。我把写好的稿件装进信封，放在传达室，写上某个编辑的名字，然后躲在一边，偷偷看着他们把它拿走，就开始了忐忑的等待。
刚开始那几年《淄博晚报》还是在中午才开始印刷的（后来和晨报一样改为清晨印了）。每天中午，我们和张店发行站的发行员们一起，等在印刷厂门口等待报纸出厂。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被分发的同事从印刷厂里抱出来，一撂撂地数好，再分到每个人手中。然后，大家呼啦啦骑着自行车涌出报社大门，分散在张店城区的大街小巷里。
还记得1994年5月4日那天的下午，我去百货大楼给人家送了几份报纸，出来的时候无意中翻开了晚报《夜聊斋》副刊，看到自己的一首小诗被刊登在最下角，欢喜得几乎要蹦起来。还兴奋地把那份报纸寄回了家里去。
从那起，我的作品就隔三差五地变成报纸上的铅字了。晚报的副刊《夜聊斋》，日报的副刊《柳泉》，声屏报的副刊（是叫青青草来着吧）都是我经常关注的版面。那些副刊的编辑老师们本身也都是作家，其人其文，让我仰望。
当年发表在副刊上的那些诗歌散文，我都剪贴下来，至今还保存着。2002年旅游局招聘宣传人员，朋友看到替我报了个名，我就凭借着一撂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得到了那份工作，成了各家报纸的通讯员。就和从北京到省城到本地的党报行业报生活类报纸的记者们都有了联系。从副刊发稿到新闻版面发稿，名字的见报率也就高了起来。
慢慢地从记者写稿给我挂名，到我写通稿记者拿去署名。最好的收成是曾经一个月在《中国旅游报》发过三个内版头条，让那个总是板着脸轻易看不到笑容的局长难得地对我露出了笑脸。最糗的是因为群发邮件导致同一篇新闻在同一天发在了齐鲁晚报不同的两个版面上，只好态恳地给人家两个记者分头道歉。
2014年初离开旅游局的时候，发表作品的报纸和刊物积攒了两个大纸箱。
十几年的宣传工作，见证了报纸的逐渐衰落。和本地记者们的交流，从最初单纯的写稿发稿，慢慢到怎么完成征订任务，怎么完成经营任务，合办栏目，收费版面，赞助活动等等。从他们的交谈中，也知道当年报纸上很多知名的记者，慢慢流动去了北京、青岛、济南。报社正在慢慢从重视有才华的人到重视会拉广告的人转变。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自嘲，记者在普通百姓眼里，仍然是一份很风光的职业，报社，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据说报社某批招聘中，竟有人为了能入围竟花到几十万去疏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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