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忆家史（20）
王生碧
二零零二年四月
怀孕百里来探望，病友恩情最难忘
从一九六八年起，我的工作担子加重了。以往上班只要认真上好几节课、管理好班务工作、带好几十个小孩就行了。可当上一个公社的文教基层干部，要求和贡献就大不同了。
当时大仪公社又是一个大公社，实际上就是现在大仪镇的管辖范围，二十六个大队、一个农科所，还有街道，计28个单位。全公社近5万人口，中小学校40多所，中小学教师460多人，学生5000多人。大仪中心小学就有十四个小学班、两个幼儿班，30名教职工。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积极主动争取上级的支持，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在全社各学校分别建立了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迎合当时的“大气候”，积极带领师生由复课闹革命，逐步过渡到努力搞好校内的教育革命。接着党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们闻风而动，在以后提出的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等工作方面，我都能适应历史潮流，紧跟上级部署、扎扎实实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还特别注意到不脱离群众，相信和依靠学校干部、教师搞好各方面的工作，事事处处尊重老干部老同志。在大仪中心中学、小学工作的肖其泉、陆德春二位老校长，有一定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空闲时我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平时从各方面都很关心他们，在集体场合，比如开会的座位都尽量让他们坐在前面或当中，从不突出我自己。由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在日常工作中顺手多呢。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到七一年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是搞得很不错的，可以说是看到成绩的。那么大摊子，能弄的四平八稳的，算是不简单了。得到了当时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德海及其他领导的多次夸奖，原县教育局的领导也经常表扬我们大仪革命教育工作。相应地说，我在仪征教育界上下增加了知名度。
由于一心一意地忙于工作，劳累过度，加之年幼时家境贫寒缺乏营养，带下了一些毛病，身体状况与同龄人相比就比较差了，有时得了小病又不能及时治疗，从而使自己的身体逐渐衰弱。一九七一年春上，我得了甲型肝炎病，在大仪医院田振亚医师的治疗下好了，后究病根，查出是因为患血吸虫病引起。照理生长在山区的人是不会得血吸虫病的，但应相信科学，是当时仪征有名的化验师欧阳芬亲自化验打出的报告。可能是一九六六年暑假参加县文革工作组，随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等人到朴席中学工作，下雨天受感染患上的。
在田老医师的建议下，一九七一年暑假又通过县血防站介绍到十二圩医院住院治疗血吸虫病。出院后，领导上决定我调任香沟中学校长。
在十二圩医院治疗血吸虫病期间，还有件趣事，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那年我二十九虚岁，晓鸣三虚岁，晓琴还在她妈妈肚子里，大概已怀七八个月了。我出院的前几天，她妈妈带着大肚子，从大仪乘车到仪征北门车站下车，又从北门车站跑到南门泗源沟大码头，再从泗源沟轮船站乘船到十二圩去看望我，又是大暑天，天气那么热，吃的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路不熟，她从未去过圩区，得边走边问，到了医院后，使我深受感动。连同病房的病友和主管医护人员对她的这种精神，都大为赞许。真可谓，不辞劳苦，百里迢迢来探望丈夫。
说真的，我一个外乡人住在医院治疗，生活上有诸多不便。特别头疼的是，暑假中大热天，每日要换洗衣服。医生根据我感染的血吸虫病还比较轻的情况，采取了服用一种名叫七二七三药片的治疗方案。先做全面检查后，开始服用，其方法是第一天吃试验片，第二天医生查房后，在身体各方面正常的情况下服两颗药片，第三天服三颗，以后每天递增一颗。开始几天还能应付，服药到第四天后，身体逐渐虚弱，六天后更是难受之至。一直要连续服用到第十二颗，才可逐日递减一颗到日服两颗量，才算一个疗程结束。我因年轻，当时体质应该说还可以，中途未停服药。好多人因身体吃不消中途停服，修养几天后，再重头开始服，直到一个疗程结束为止。我是按治疗计划如期服药治好血吸虫病的。
这当中，使我难忘的，除了医生给我精心治疗外，病友的互相关心，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十二圩街上一个小青年，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家在十二圩中街上开个茶水炉子，当年他也治疗血吸虫病，与我同住一个病房，十二圩、朴席那些地方人感染血吸虫病的人比较多，大人小孩一不注意就会感染上。当年尚未彻底根治，县血防站每年都在查治血吸虫病。此人虽年轻，二十出点头，待人很厚道，住院不多时，我们俩就相处的很好。他因为靠家近方便些，经常有好吃的东西，他都送给我吃，每天晚上还带我到他家洗澡。
记得在十二圩医院看病期间，千棵顾正兰为了其丈夫吴诗科当年犯腐化错误一事，特地带二十只鸡蛋到十二圩去看望我。其用意不难猜出，可理解有两点：一是关心我，二是上门请我帮忙说情，能给吴诗科从轻处理。当时我在医院大门口见到她，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人家大人情专门来医院探望我，当时感到极为难的事，她当日无法赶回去，在医院又怎么好招待？那年头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工资收入又比较低，上街找旅馆又比较困难，就是找到旅社其费用也难以付出。后来还是那个十二圩街上的好心青年帮我精心安排，热心接待了她，带顾正兰到他家吃晚饭、住宿，第二天早上送她上船回仪征。为此，我很感动。
在十二圩医院还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女青年，她叫吕自兰，当时她二十二岁，患的是一种寒湿病，骨节疼，也住十二圩医院针灸治疗。她是江南人，她家与十二圩是一江之隔。据她自己讲，她是句容县下蜀公社下窑大队人，因为当时都是青年人，住在病房中无事就串串门。她识字不多，但喜欢看小人书，我住院前曾在大仪小学带了好几本连环画小书及其他一些书刊，由当时同在大仪小学工作的张春林老师背到医院，随便翻翻看看，消磨时间。吕自兰得知后，便常与我借书看。后又常在一起交谈起来，她是个独生子女，虽生在江南农村，家境还好。因病多年，未能上多少学，初中尚未毕业，就在家务农。虽是农家女，为人很厚道，重感情，熟悉后，她对我很关心。
在医院她每天都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拿过去洗，晒干后再叠好送给我，后来连我吃饭的碗都带去一同洗，并说她想在江北找门干亲，以后有闲到江北来玩玩，所以，她暗地里边喊我干哥哥。她家里人从江南带好吃的来，她都要送一半给我吃，或一道吃。她要我教她学文化，并约我出院后到她家作客，顺便到江南再玩玩。那些日子，虽然在医院生活，相处得真像兄妹一样，她很自重，平时的语言动作，处于那个年代既大方又文雅，绝不像现代一些轻浮的女子形象。她是先出院的，因为是慢性病，虽有所好转，以后还得长时间服药和保养。出院前，她真的把我当着兄长，谈了不少的知心话，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舍不得她。
临走时，我特地赶到江边码头为她送行。她乘坐一艘过江的小划子船，船身很小，坐几个人就满了，是一个老艄公用手划的那种小木船，是她坐惯了的。要是我，肯定怕，不敢坐。船上面盖一张芦席以遮风雨、挡太阳光，还没有划呢，就在江面颠来颠去的，一遇到大船靠近，简直像要翻到江中似的，叫人实在担心。她见我特地赶到江边来送她回家，她流下了眼泪，依依不舍地上了船。小船走好远了，我在江堤埂上看到，她还站在船头上望着岸边的我。记得她出院前，还送我一把江南农村用的小芭蕉扇子，上面还歪歪斜斜写了两行字，内容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下面写了“吕自兰”三个字。过了几天后，我又出院了。回家后我们还互通了三四年信，以后连书信也不来往了。现在也不知道她在何方，因为是姑娘人家，很难说还在原籍，也不知道她的病是否根治好。如今，即使有可能见到面，大概也都认不得了，因为我们都老了。我想，像这样的好心人，应该活的自在，但愿她和我一样生活在各自的幸福家庭中。
那几年，我在外拼死拼活地干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星期、节假日休息之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白天在家。有时一大晚回来，天一亮就骑车走了。累坏了自己身体不谈，照顾家庭也很少。用母亲的话说“你忙得像野人似的，家里事情一点都不顾”。对此，母亲从未有过怨言，在家里整天拖着个病弱的身子忙个不停。当时家里还搞了不少副业，养了老母猪，养了鸡子鸭子等。
一九六九年古历六月十二日生了儿子晓鸣，为什么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当时我是动了些脑筋的，因为那年生孩子属鸡，确巧小儿又是天亮之前公鸡叫时出生的，故起乳名为晓鸣。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一日，生了女儿晓琴。一男一女，非常理想，家有一对儿女真是喜出望外。奶奶更是欢喜，大的带到小的，由于我母亲她老人家精心照料和关爱，两个小孩小时候长得很棒，奶孙们的感情好的不得了，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奶奶自己舍不得吃，都留下来给孙子、孙女儿吃。可以这么说，两个小孩小时候一时都离不开奶奶。在上学前，白天奶奶带他们玩，晚上他们同奶奶一道睡觉。记得有一天，我们夫妻俩想一个孩子同我们睡觉，在吃晚饭时，我们说，我们用二角钱买晓鸣到我们床上来睡，晓鸣答应好了，可是晓鸣一觉醒来发现身边不是奶奶，哭闹不止，只好又抱起来送到奶奶被窝里。
当时农村经济条件差，学校规模又小，也无能力办幼儿班，两个孩子都未受过学前教育，他们兄妹俩未上过幼儿园。八虚岁上小学一年级，晓鸣刚上小学时，都由奶奶接送。因为当时的大队小学离家较远，在现在的鸡塘队，原老奶奶庙处，路又不好走。再加上有些顽皮的孩子经常欺负小同学，时常把比他们小的孩子，打的哭哭地回家。
学校无桌凳，学生要自己带大凳做课桌，自带的小凳子做凳子坐，每学期开学带去，放寒暑假再带回来。有时放学回来，调皮的学生肩膀上扛着凳子，边走边喊：“磨剪子，铲菜刀……”，除了星期天节假日，学校正常放假外，两个孩子上学从不无故缺席。奶奶每到中午、晚上放学时间，早早地就跑到上庄小路上接他们回来。记得有一次，本庄的一个比晓鸣大些的同学欺负了晓鸣，奶奶见孙子哭着回家，便顾不上一切，跑到那个孩子家里，大吵一顿。追其情由，实属同学之间大欺小，先是闹来玩的，后来成真了。好在没有什么大事，过几天，我母亲又到那个人家打招呼。总之，我们家这两个小孩的幸福童年，说得确当点，主要是奶奶她老人家给他们的。用她老人家的话说，“孙子孙女儿就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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