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我喜欢告诉那些问我的人，我是从鬼门关来的。我会进一步说，如果查《辞典》鬼门关这个辞条，就会看到，上面写着，鬼门关，在今广西北流县。那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地，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苏东坡流放海南，就是从北流经过，停留了十几天。现在那里还有一个东坡亭，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还有一口八角形的水井，我小时候经常去那玩。
我八岁之前住在龙桥街，八岁至十三岁住在沙街，两条街都靠近河边。河叫圭江河，世界上的河流大多向东流，但圭江向北流。沙街有码头，有水运社和农业局，对岸有一个船厂，造大木船。经常有船队从上游浩荡而下，然后停在沙街的码头上。我母亲的单位是妇幼保健站，房子狭长幽深，有三进天井和三层楼。听说是旧时的客栈。而隔壁曾是盐仓，墙皮剥落，渗出一层白色的盐碱。保健站经常没有人，阁楼上常年堆放着塑料做的生殖器模型。
广西已是边远地区，从北流到省城南宁，还要先坐汽车到玉林，再从玉林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如果要去北京，则要坐三天三夜火车，先从玉林到柳州，再倒火车。北京跟北流本来毫不相干，但我隔壁住了一户北京人，有着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家的女儿跟我同岁，知道画家兼革命者何香凝。她跟我说：我姥爷家有何香凝画的一只大老虎!她姥爷是京城画师，跟何香凝曾有交往。
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蛮荒之地。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
碎片 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片断式的。长中短篇都有。我知道这不合规范，看上去零乱，没有难度，离素材只有一步之遥，让某些专家嗤之以鼻，让饱受训练的读者心存疑虑。
但我热爱片断。
片断使我兴奋，也使我感到安全。
是谁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呢?只有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有呼应、有高潮的东西才是好的，整体性高于一切，碎片微不足道，而我们只能在这样一种阴影笼罩下写作?
在我看来，片断离生活更近。生活已经是碎片，人更是。每个人都有破碎之处，每颗心也如此。
《说吧，房间》如果不是片断式的，我将会没有写作的热情。一个离婚下岗的女性，生活、情感、工作、婚姻，一切都已经破碎，而一个光滑完美的叙事离现实是多么遥远。《万物花开》也如此，一个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的乡村少年，我不愿意把完整连贯的故事强加给他。
生命气质 生命气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吧。一个人写的东西为什么跟另一个人写的不一样，正是因为气质有所不同。所以永远也不要去模仿别人，不要听从外面的潮流。世界如此浩瀚，你只需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或者说，你站在你所在的位置，用你的心，同时也用你的皮肤和五官来感觉这个世界，然后把你内心的话说出来，这样就行了。如果别人不理睬也不要委屈，不能发表出版，没有多少读者，没有人评论，也没有人选进年选，都不要委屈。不能得奖就更加委屈了。得奖的幻想要早早就断念，越早越好。这样你心里就安静了，像一片天然的草地那样干净明亮，该发芽就发芽，该开花就开花，即使一场大火烧光了，到春天仍会生长。
这样就好了。
对底层的关注是必须的，但我希望不是站在外面的一种张望，而是置身其中，也就是说，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散发出自己的生命气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
我有代言的能力么?我有代言的权利么?似乎都没有。重要的是，我觉得，在我的创造中，自白比代言也许更有精神性。
近期的短篇《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就是这样。我看到有文章说，这是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但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林白只是一个在沟边俯瞰的女知识分子。我明白，文章是把我当成底层女性的代言人以及底层生活的反映者来要求的。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但这种光荣不属于我。
在我看来，《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是另一部《一个人的战争》，虽然写的是下岗女工，跟社会问题有关，但跟我个人的生命本体却有着某种一致性，一种叠合。这两篇小说，在精神上是一种自白，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在生命本体上，那个弱势的女性，跟我本人，有着一种一致性。那个受到体制的、男性的、科学的控制的女人，她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作者沉浸其中，感受到人的处境，孤独无助的人类的处境。就是这样。
每个人写什么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的生命底色就在那里，写作不是杂耍，今天耍这个明天又可以耍那个。每个人的风格都只能从她自己生命的深处长出来，像植物那样缓慢地生长。快速更新的是什么呢?塑料。
恐惧 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小时候的同伴对我后来当了记者相当吃惊，她说记得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女孩，不怎么说话，看上去特别害怕。害怕、惊恐、恐惧，说的差不多是同一种状态。因为从小失去父亲，没有安全感，一个人要独自应付所有的事情，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
不仅仅是鬼，任何东西对我都有压迫。我怕狗怕猫也怕人，既怕生人也怕熟人，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我害怕母亲，如果我在屋子里，母亲进来了我就会找借口出去，如果母亲在屋子里，我则尽量不进屋。长大以后我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现在有些怕已经被克服了，有些怕永远不能。
而世界是冰冷的，亲人那里也无法给出足够多的温暖。内心寒冷而黑暗，我作为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存在于世，面临各种困难，常常感到自己脆弱、无助、绝望。
我向来觉得，文学是弱者巨大的依靠。靠着文学就温暖了，靠着文学就有亮光了。现在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感谢上天让我成为一个跟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文学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惧，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而我注视自己的恐惧，把它写出来，就成为了我这个人的文学。
焦虑 我以为自己已经不焦虑了。是啊，有什么要焦虑的呢?一切都好，天又塌不下来。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从未看过我的小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他第一眼就发现我是一个焦虑的人。我很吃惊，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焦虑。我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语言?动作?或是神情?他说是眼睛。
一个曾经焦虑的人，她的眼睛里就永远都会有阴影么?
1996年我特别焦虑，因为我没有工作了，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如果我病了呢?会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辞的吧，怎么会没有饭吃的呢?又不是旧社会。但我坚持认为，如果我病了，就的确会没有饭吃的。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粮谋，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么?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
千真万确，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而且我不相信别人会帮助我，也不相信我的作品能继续出版挣到稿费，每出一本书我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本，我会多买几本自己的书，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了。我会设想多年以后，一个人抚摸着几本书回想自己一生的情形。对于光明和温暖，我向来是怀疑的。
有时也会想通了，于是大义凛然地决定，就让自己饿死好了，就当自己是圣徒吧。当然这很可笑，但也没有缓解我的焦虑丝毫。
人跟人不一样，我有一个女同事是个博士，办了个文化公司，搞演出和画展，结果亏了一百万，但她举重若轻，照样谈笑风生。一个朋友很崇拜她，同时又担心她将来成为邪教领袖。人和人的心灵质地是相差很远的，同样是失败，同样是没有饭吃，或者同样是对没有饭吃的想象，反应却完全不同。
还有一次是在2000年，那年年初刚刚出版《玻璃虫》，手头无事可做，感到无限空虚，听说中青社要弄几个人去走黄河，每人发两万块钱当路费，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回来交一本书。我头脑一热，也报了名。但我一拿到两万块钱就开始焦虑，我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写不出来怎么办，我肯定是写不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有何向阳、红柯、李敬泽等十几个人，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焦虑的一个人。当时我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又交不出书稿，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对自己毫无信心，我跟黄河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高度怕人，完全没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么艰苦的行程，两眼一抹黑，又不是写小说，我的语言、梦想、感觉、回忆，一点都不能派上用场。
总之我一路焦虑，四进四出北京，回来之后还没有把握。我对编辑说，我可能要一年才能写出来。结果两个月就交稿了，比谁都快。这本书叫《枕黄记》，我心里想着是应付任务的，还没有好好写，以后还要写《骑河记》和《杯水记》。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写。
那位新认识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有关焦虑，萨特如何说，某某又如何说，其实道理我知道，焦虑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懂我的人自会懂我，不懂我的人会认为我夸张。
焦虑被认为是一种性格的缺陷，不会再有平静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焦虑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这个人是出问题了。写作缓解了我的焦虑，我想，我已经好多了。
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我对女权或女性主义的理论知之甚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买过波伏娃的《第二性》，九十年代又买过李小江的《性沟》，但我并没有读。我不太喜欢理论，我买波伏娃的著作是因为喜欢她与萨特的生活方式，与《第二性》相比，我更喜欢她的《越洋情书》，那幅与情人依偎着坐在秋千上的照片令我艳羡，我梦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那灿烂的笑容。
对于批评界把我归入女性主义文学，我非但不介意，反倒窃喜。归入什么主义我或者都会窃喜的吧。学术界会有自己的道理的，如果我的作品通过各种主义得以传播，我觉得是好的。
女性文学是有的。女性对世界的把握跟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的优秀跟男性的优秀也不太一样，女性的美跟男性的美更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种种不同有可能都是男权文化给我们每个人的暗示。而个体差异比性别差异更大，更值得变成文学。
生命梦想 我不是一个攀登文学高峰的人，从不给自己订过高的目标。对我来说，生命的热情和梦想比文学更重要。一部长篇小说像不像长篇小说，一部中篇，一个短篇，它们是否符合它们所应该的那样，我不喜欢这些问题。所以不为难自己。我的好处是，我从未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当初没有上中文系是上天要成全我，不让我长学识，有敬畏。老天爷看出来，这不是一株当盆景的材料，就不给她剪枝算了，让她野去吧。
对过分精致的东西，那些太讲究、太风雅、太细腻的东西，我都无福消受。从味觉上感到太甜。我觉得苦瓜好，芥菜(云南叫苦菜)也好。我最受不了的是茶道，好好的一杯茶，偏要左三圈右三圈地转，把茶完全搞晕了，我要是茶我就不愿意。
我要是小说，我也不想起承转合，塑造典型人物，写一个好故事我也不愿意。如果我是林白写的小说，我希望我就是她黑暗的生命热情中生长出来的那一个，面目不清的、混沌的、有时上天入地，有时满地打滚，时而精彩时而乏味的那个人，那个鬼，那个人鬼不辨的什么。
从1977年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我发现自己的热情依然如故。我还会写下去。
对我而言，生命热情是一种无尽的渴望，它潜伏在黑暗中。很多时候，我写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学。写作给我内心带来光明，也带来食品、书籍、衣服和朋友。我还希望，通过写作，我能找到我前世的朋友和爱人，那些当我还是一棵草的时候，给我浇过水的人。我的作品将散发出特有的气息，前世的爱人会认出我，悲喜交加。这是可能的，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在给某个人的书上，我能写下以下文字：
那一年
写下《万物花开》
不为文学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或者：
那一年
写下《妇女闲聊录》
不为文学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然后，我再郑重写下：某年某月某日，仿仓央嘉措赠某某某。这就是文学给我的无上恩宠。
200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