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捕鱼，当地男女比例失调，男子可以娶多个老婆，没有上限
我叫黄晓德，1998年出生在云南文山，目前在非洲安哥拉捕鱼。我从小家里就很穷，而且父母残疾。五六岁那年，我在拣废弃的饮料瓶时，被埋在土墙下面，腿上缝了十几针。10年前突发的变故，又迫使我不得不辍学去打工。我踩过缝纫机，做过皮包，也做过网红，分拣过快递，后来听信中介，到遥远的非洲安哥拉捕鱼。两年里，家是我回不去的远方。我的家乡在云南文山，那里盛产中药材三七，但我的家里只能种植谷物，因为家里穷，没有钱去规模化种植三七。而且，我爸妈都有智力上的残疾，只能务农为生，他们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从五六岁起，就开始在村里拣饮料瓶子，一个空瓶可以换取一毛钱。有一天，我和邻居家的小孩，在一面墙跟前拣瓶子，而墙后的这家人正在拆房，没有看到我。土墙突然倒下，我被埋了，剩一条腿还露在外面。只记得，当时有个人在拽我的腿，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昏迷了三天三夜，腿上缝了有十多针，缝针的疤痕直到现在还留在身上。也许生活，就是想让我从童年开始体会刻骨的痛。年少不识愁滋味。等我再长大一点儿后，会帮着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十一二岁时，放了学，就先做好饭，然后去田间地头叫父母回家吃。那时候，我不会想到，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地坐到一起吃饭的情景，在我14岁之后，就再不会有了。父亲虽然不识字，却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我人生的道理，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该怎么做。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放牛，路过一片果园，树上挂满了果子，父亲对我说，不是自家的东西，不能随便去拿，拿了就变成偷了，想要就赚钱去买。我本以为，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我和妹妹至少可以在父母的关注下健康成长。然而，安静的生活，就是不能如你所愿，它总想生出点儿事。从不吸烟的父亲，被检查出了肺癌晚期。很快，父亲就走了，那年只有52岁，而我，十四岁，初中二年级。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就没了。面对瘦弱多病的母亲，还有小我四岁的妹妹，我动摇了继续读书的想法。那时候我认为，读书虽然以后会有更多选择，但早点进入社会，有能力的人也可以早点赚到钱。于是，我来到广东，到姑姑所在的工厂打工。工厂主要制作皮包，在那里，我学会了踩缝纫机轧包线等。因为年龄小，姑姑成了“监管人”，她担心我不会保管工资，就替我保管，每个月只给一些生活费。就这样，在工厂一做就是三年。每天除了按部就班的上班，业余时间我就和工友一起骑摩托闲逛，同时也认识了一些爱拍视频的朋友。平时，姑姑管教我比较严，也知道她是为了我好。然而，17岁的年纪，年轻气盛，总想挣脱束缚。于是，在一个朋友的召唤下，我离开了姑姑所在的工厂。朋友自己承包了一个小皮包厂，我仗着有三年的经验，以为可以一展拳脚，不曾想经营一年就关门了。好在，生活虽然给我关了门，却留下一扇窗。当时，在厂里上班时，一起玩摩托车的朋友里，有在互联网上发视频的，我发现他们不工作，还能赚到钱。那时，我抱着尝试的心理，也开始做视频，积累了有二万多的粉丝，还觉得挺有成就感。现在，厂子关门了，给了我转行的决心。于是，曾经一起骑摩托，玩视频的我们，组成了六个人的小团队，其中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拍摄。我准备在互联网平台里“轻松”赚钱。我们租了一个套间，住在一起。吃住的费用，都是均摊。每个人需要在头天晚上，考虑好自己要拍摄的内容，以及其他配合人员的分工。第二天，大家轮流拍摄自己构思的剧情，自己做主角。拍摄好后，将作品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我那时候，每天费心费力地筹划搞笑视频内容。这是一个有自律性要求的工作。除了合作拍视频，我们各自也做直播，运营自己的账号，所得收益也是自己的。就这样，持续了有两年。当初聚在一起，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能一起赚钱，然而，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所以后来发展的速度也就参差不齐。其中，最早做互联网视频的一个同伴，粉丝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人，后来有商家找他合作，就离开了。接着，另外一位想组建自己的团队，也离开了。持续了两年的队伍，就这样分崩离析了。经历这一切之后，我发现真是同富贵难，同患难易，也许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后来，在电子厂没呆都久，我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收到了村里的尾款补贴。那时，农村有个政策，困难户有房屋补贴，先给一半款，等第一层房盖好后，才会给剩余的一半。于是，我带着打工和拍视频赚的四万多元积蓄，回到了家乡，准备加盖第二层房子。为了省钱，可以不用工人的地方，我就自己来。期间，我也集合村里的伙伴，拍一些家乡风土人情的视频，赚钱的渴望一直就没停过。房子盖好了，却没有钱装修。于是我再次踏上了出门务工的路。我在浙江的一家快递公司，做分拣快递的活。做了三个多月，工资却始终发不到位，我虽然焦虑，却也无计可施。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喜欢刷视频。有一天，在视频里看到一条招募工人去海外的信息，视频中宣传，出海做满两年，可以赚26万，而且，满20个月就可以回国，我动心了。对我来讲，26万可以做很多事，不但可以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完，还可以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毕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我也担心网上的这个信息—会不会是骗人的，就像别人说的，出去了根本拿不到工资，可能生病了就回不来了。于是，我就和视频发布者—中介机构，进行了联系，经过了解，这是一家国内的私人贸易公司，招募去海外务工的人员。我在网上搜索到了这家公司，并且到这家公司的基地进行了参观，他们招人去海外是真实的。接下来，中介机构承诺护照一个月就可以办下来，结果等了快三个月。这三个月非常煎熬。因为我没有收入来源，要吃喝，还要支付办证件用的体检费等。然而，生活再难，我也是从14岁离家开始，就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这次也一样。好在中介费伍仟元，可以从上班后的工资里扣除。对于宣传视频中说的26万，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两年也就18万元（大约1380万宽扎）。按照保证合同中的约定，如果做不满两年，就要自己承担前往安哥拉的，近三万多的机票钱和签证费。当时国内疫情严重，工作也不好找，对我来说，没有更好的选择。公司在海外从事海鱼捕捞作业。拿到护照后，公司安排我们一行人飞往安哥拉。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这么远的地方。然而，在走出国门后，我才知道生为中国人，是多庆幸的一件事。我是2021年7月到的安哥拉，这个国家因为靠近海边，常年气温比起其他非洲国家要低一些，但也在二三十度以上。我上的这艘渔船有二十五六个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大部分来自东北，只有七八个本地黑人。在异国他乡，还有这么多中国人一起工作，让我的陌生感减轻很多。在船上，什么活都要干，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捕鱼，用机械化的捕鱼设备，进行下网，起网。鱼打捞上来后，我和其他工友将成吨的鱼，手工进行分拣，放入冷冻机后，再将冻好的鱼装进一个个纸箱。我们的船一般出海二十来天，就回一趟首都罗安达，停留两天。两天里，我们卸货和补充生活物资，始终住在船上。鱼货基本都是在本地销售。每天生活在船上，进出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难免会枯燥乏味。好在，我性格比较开朗，闲的时候，继续录制视频。我向黑人工友学习他们的葡萄牙语，他们有时也学一点简单的汉语。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相处。他们说话非常直接，说你好就直接讲出来，不好也直接讲。比如一次，我请了其中一个黑人喝啤酒，他就说我好，下次没请他，请了别人，他就说我不好。不像在国内，说不好也不会当面说，大概这就是文化差异吧。捕鱼有淡旺季，最忙最累的时候，有一次我两天两夜没睡觉。虽然很苦很累，但好在工资从不拖欠，我们一般三个月结一次帐。而且，我对自己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海上生活虽然枯燥，但是我经常能看到一些之前从未见过的鱼或虾。有的鱼一人根本抱不起来，甚至还捕到一条一百多斤重的石斑鱼。这些都增长了我的眼界，也调剂了枯燥的生活。有忙就有闲，闲的时候，我一般会看看电影或拍拍视频，把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发到网上。在海上，手机有时收不到信号，我们会在电脑上看电视打发时间。这里和国内有七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想家的时候，我总会默默计算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尤其是和母亲、妹妹视频通话的时候，时常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那个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现在成了最想回去的地方。海上呆久了，就向往陆地的生活。虽然每回进港，只能做短暂停留，但我还是会带着好奇，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人非常穷，住的都是些土房子，而且穷人家的孩子不上学。我们的船停泊的时候，经常会有十一二岁的小孩划着“小船”到我们跟前来。这个小船是用泡沫做成的，泡沫里挖个槽，小孩坐在里面，没有船桨的，就用其他物件代替划水。他们是来讨食物的，我们会拿一些吃的，或者把剩饭装一些给他们，有时候也会装一些饮用水。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虽然安哥拉不缺河流，但是饮用水非常有限。每天早上，水龙头跟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装满水的盆盆罐罐，被妇女们顶在头上，或者提回去。另外，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提防这些小孩爬到船上来，因为他们会见啥拿啥。钱是更不能给的，如果给了就会经常来。每次看到这些孩子，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相比之下，我们自己有多幸福。每次船停泊的时候，也会有成年男人划着小船来售卖水果、蔬菜、烟和饮料等。船舶公司虽然负责吃住，但我们住在船上，吃的很简陋。所以，我们时常自掏腰包买些蔬菜瓜果之类，调剂生活。当然，船上的鱼，可以随便吃。如果想预支工资，购买生活物资，也可以打个欠条，借的宽扎会在发工资的时候扣除。当地的货币，叫宽扎。1万宽扎，折合人民币大约130多元。20个橘子大约需要1500宽扎，折合人民币大约20元，一个西瓜2000宽扎，人民币大约26元。我们每次购买物资，也是需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在这里，最大的威胁，是社会治安。当地治安很差，经常有抢劫的，甚至会危及到生命。船舶公司规定，我们不能私自下船，这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人生安全考虑。然而，有一次到陆地采买生活用品时，我还是被抢了。当时是在一家商店门口，一群当地人在打牌下棋。我比较好奇，就想用手机录下来。我很友善的面对他们，举起手机拍摄，那些人也友善回应。后来，就在我低头看时间的时候，猛然间有个人影从我眼前一晃，手机就被带走了。那人赤脚狂奔，我穿着鞋也追不上。当地都是些土房子，七零八落跟迷宫一样，抢手机的人转眼就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抢手机的，是刚才那群人里面的。手机丢了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里面有家人朋友的信息，还有手机中的各种绑定等，更何况这是在国外。我当时非常懊悔，之前听别人说过，曾有被抢的，我没放在心上，想着大白天，不会有这种事，结果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当地人，请他去要手机，结果这个人反问我要5万宽扎，折合人民币大约600多元。我没有给，手机如果要不回来，这个钱也是白掏的。最后还是其他船上的一个工友提醒我，让我去找当地的联防队。在当地，大概有十几家中国企业，为了安全，中国企业自己成立了保安联防队，队长正好是个中国东北人，而且会说当地的葡萄牙语。所以，当我把情况告诉他的时候，他叫来了当地的警察，请他们喝了瓶饮料。荷枪实弹的四个警察，不到半个小时，就从村子里要回了手机。而我们自己当时用了三个多小时，都没要回来。我很感激那位联防队长，想送他一些钱，结果他不肯收，说是联防队就是保证自己国人安全的。在那一刻，我真的特别感动，不是所有人，都只认金钱的。这里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如果有经济实力，一个男子可以娶多个老婆，没有上限。女方出嫁也没有什么条件，只要有吃的就行。有的时候，是否娶亲也不重要，如果女方有了孩子，男方只需要不时送去吃的东西就行。完全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也并不是一年到头都在海上。休渔期一般是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在这期间，主要对船舶进行全面保养，比如将船上生锈的地方，重新打磨上漆等等，而我们依然住在船上，因为船是最安全的地方。船只要停泊，我们都会24小时轮班职守，防止当地人趁着黑天上船偷东西。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有到期离开的同胞，船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老板开始雇佣本地人。因为，当地黑人的工资大约1天30元人民币，而雇佣一个本国人的费用，可以雇佣5个黑人。在国外务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赚到钱。也有人耐不住船上的寂寞，参与赌博，结果空手回国。时间飞快，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回国了。近两年的历练，让我思考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当初上船，东北人比较多，如今我学会了包饺子。因为我是云南人，偏食辣，东北人吃辣少，如今饮食上我也不再挑剔。也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置我于险境的，也有无偿帮助的。我准备回到家乡后，先把房子装修好了，接下来，去学门手艺，也许会开个小店，总之让自己稳定下来。村上春树曾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谓成长恰恰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失去又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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