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其实共享的是一套叙事,那就是“有文化的上等人”和“没文化的下等人”。
而“下等人”要获得“上等人”的认可、怜悯、感动、反思,就必须依靠“上等人”认可的“文化资本”。
比如海德格尔、微积分、写诗、搞数学,总而言之,一切在大众固有印象中,“下等人”本不会做的事,只要有“下等人”做了,就成了“上等人”怜悯他、感动他的资格。
而这背后,其实是“上等人”对自己认可那套文化秩序的体认,依然在用自己的目光来区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于是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看微积分会被人报道,会被认为是有选题价值、有令人感动的资格。
可是农民工的本职工作,甚至整个劳工群体,务工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没有报道价值的,缺少知识储备的,不具有浮出地表、获得话语权的资格的。
这意味着,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读海德格尔比做工更高贵,写诗比养猪更困难。
这就像一个学者、官员觉得做家务没有价值,可他懒得做家务,于是家务推给老婆做,然后他好感动啊,说老婆你做家务不容易。
好感动,可他不做。他下意识觉得家务是下等人该做的,寒窗十年苦读,治国兼济天下,才是他上等人的使命。
于是劳动也被分化出阶级属性,市场定价和社会眼光也随之浮现,占据话语权的人定义什么是高贵的劳动,什么是低贱的劳动,而他们对“下等人”廉价的感动就是,啊,你做了我们上等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可为什么读海德格尔就比工地做工更高贵,更有了报道价值?为什么工人的本职工作、技术含量就被认为不值一提,阅读海德格尔、写文艺青年的诗歌,就成了感动的通行券?
厘清这一点,就会明白问题的所在。在这感动的背后,仍是阶级的凝视。
当人们说,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不值一提,当媒介源源不断泡制着农民工学哲学、保安自学上名校、大学生养猪时,感动、点赞,都是朴素的善意。
但在感动之后,当社会秩序不变,劳动的定价分化不变,社会中“上等人”对“下等人”的凝视依然在,恐怕身为工人群体的自己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行为(阅读海德格尔)会被认为具有选题价值,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却淹没在无声之中?
当人们共享了“上等人”对高贵的定义、对劳动尊卑的界定,我们中有多少人,又真的是所谓统治阶层,而不是被统治者,和被报道者一样的工人群体?
以及,在二本学生、数学系学生、农民工等身份符号背后,为什么总是农民工会出现在标题,当人们注视农民工,人们在观看什么。这种猎奇的目光背后,共享的是怎样的身份认知。
这层叙事的讽刺是,如果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既养过猪,也干过农民工,我们的媒介就可以生产两种叙事——
北大学生养猪没什么稀奇的。
一个农民工决定去读海德格尔。
读海德格尔本身不是问题,朴素的感动也不是问题,讨论一个议题,不是批评读者善意的感动、记者做选题的努力,而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是否只允许感动,是不是只有“你好了不起,我为你感动”就完了,比呈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不被重视、不被呈现。
具体到这个议题,当我们说单篇报道,仅仅是“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这件事,它当然具有感动性。
但是,如果媒介持续、重复地在生产这种“景观”: 农民工写诗、读海德格尔、保安上“名校。
配套操作: 北大学生养猪、做农民工、抖音网红,把一个具体的人,缩写成“农民工”、“名校生”这样单调的符号,却极少赋予那些不读海德格尔、不考上名校的工人报道资源(除非赶上突发热点、重大自然灾害),这种景观的重复性、它背后的大众需求和目光、定义这种审美和劳动尊卑贵贱的上位者,就值得被思考,甚至是批评,而不只是——感动。
除非你说,这世界就没有上位和下位之分,没有阶级,没有话语权的区分,我们已经进入美丽新世界,读者只负责感动。
进一步说,读海德格尔的工人的处境,和不读海德格尔的工人的处境,是否有高下之分?他们承受的生之重负,孰轻孰重?
如果那位被拜访者不透露自己读海德格尔、业余做翻译,仅凭他农民工的经历,是否就没有被报道的价值?
而作为打工人的保安,又是否只有考进“名校”,或者学“微积分”,才有了被刮目相看的权利?
所以,批评的从不是劳动者本身,或身在局中、选题受限的记者,而是在社会分工与工种技术含量、社会人群分布都不是前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上位者生产的审美秩序,却依旧无视大部分人的存在,不去,或者很少去反思审美背后的权力结构,而是遭遇了这一审美和感动叙事。
于是,只有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他才具备了报道价值,他的生存重负才被呈现。
只有保安上“名校”,他才被人刮目相看。
可不读海德格尔的呢?不上名校的呢?
他们的劳动是不是就必然是重复的、单调的、没有意义的,他是不是就不具备浮出地表的权利。
假设,一个工人不仅仅打工,他也帮助社区的老人,他参与公共事务,这样的劳动,又是否比阅读海德格尔卑贱?
另一方面,这一审美和对劳动的定义,进一步压低了市场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定价,降低了工人的生存待遇。
因为大众审美也被上位者固化了,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民工做的事不具有技术含量。而比工资更凉薄的,是大众审视事实上,并不真正尊重农民工,如果它尊重,就不会是同情,而是平视的目光。
因为不尊重,并不发自内心觉得农民工,乃至大部分工人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才会选择自上而下的同情。
可是当代中国有多少人不是工人呢。有多少人真的是有闲阶层,而不是每日应对单调、重复工作的人。
对农民工的实然歧视,其实是工人对自身处境的回避。是许多人身在工人处境,却以上位者的目光审视着众生。
所以,可以感动吗?
可以。可是如果公共舆论只有感动。
那这种感动也值得被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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