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4月初至5月26日。
当时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于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要和批语。原来，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观点上得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马克思生前打算结合唯物主义历史研究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为补偿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起源》一书。
《起源》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它以宏观的视野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家庭形式的变迁和发展，分析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并在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女性的解放路径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这篇文献被列宁认为“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留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恩格斯
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天的女性是否处于从属地位？
有些人会说，现在依旧是男权社会，女性依然处于附属地位，但女性享受这种不平等带来的感觉，她们已然成为男权社会的拥趸，认为男人天生就应该挣钱，女人天生就应该花钱，她们努力维护着这种局面。
有女性确实甘愿享受这种依附，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贤妻良母多好，避免职场的争锋，享受避风港的温情。女性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以至于当有些女性主义者还在为女权而斗争，还在高喊女性解放的时候，有的女性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一切似乎表明，女性地位的问题，本身已经无法达成共识。不争的事实是，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女性追求解放的精神却并未同步增长。在这种社会情境下，我们不禁要问，女性是否已经和男性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是否已经完全合理？
很多具体的事例确实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更多的事例只能说明还远远不是。我们不能从个别方面看到女性已经优越于男性，就得出整体上女性地位已经与男性平等的结论。我们不能看到女性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就认为女性已经完全获得了解放，女性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境遇确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女性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所受的奴役和压迫已渐渐褪去。但女性的从属、屈从、依附地位并没有完全转变，职业选择和竞争、生育抚养孩子、传统性别观念等等都还束缚着今天的女性，这是我们探讨一切女性问题的前提。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相对的，并不是跨时期恒定的，不能固定地、静止地去看，我们必须具有历史的视野和时间的维度。只有透过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我们才能真正回答：女性的地位究竟如何？女性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吗？女性的地位还有多少值得提高的空间？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恩格斯
女性为什么会处于弱势地位，是什么原因让女性遭受如此境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观点多样，即使在女性主义内部也是如此。关注女性主义的朋友会发现，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在指认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尚能保持一致，但在分析原因时则很难取得共识。
多种多样的观点无怪乎分为两大类。属于第一大类的可以称为“生理根源论”，认为女性从属于男性是自然属性使然，是女性先天的身体、心理特质导致的。这种观点在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在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看来，只有男人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完美人性在真正的男人身上才体现出来，而女人是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本身就低男人一等，因此地位必然是低微的。
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观点相似，也认为男人天生比女性优越，女人不成熟，缺乏逻辑和理智，所以不能成为公民，不能参政，更加不能谈论哲学。男女关系就像动物中雄性和雌性的关系一样，必然是雄强雌弱，必然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雄性统治，雌性被统治。
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实际上还有残留，一些人认为，相对于男性，女性体力弱小，感情容易波动，缺少抽象思维能力，缺乏进取心，往往只关心琐碎的事情，而且女人就是女人，必须得生孩子、照顾孩子，谁也没有办法，这是天生的，是无法摆脱的命运，这决定了女性的地位注定无法超越男性。
属于另一大类的可以称为“社会根源论”，即认为导致女性地位低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然的或天然的因素，而是社会的因素，男女之间的差异或区分不仅仅是由生理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
一些女性主义者明确区分出性别有“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前者指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后者则指社会化了的关于性别特质的差异。
你是女人，从一些生理特征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你有乳房，这是生物性别。但如果说你是女人，就应该温柔体贴，应该笑不露齿，应该洗衣做饭，应该显示母性的光辉，应该相夫教子，这里的“女人”就是社会性别，因为它是社会所要求、所规范出来的观念。
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自然的差异并不会带来女性的从属地位，因为女性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们在特定的社会里从事某些工作，妨碍她们的往往是社会和文化的束缚。女性主义者爱波斯坦就认为：除了性和生育功能外，男女生物上的差别对他/她们的行为和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对男女所处不同地位不同社会状况的影响，要比他/她们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差异的影响大得多。
我们不能否定男女之间存在的自然差异，正如不能否定男人不会生孩子，男人的体力往往比女人强一样。我们更不能认为女性的弱势地位就是天生注定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不能解释群婚制下母权制的曾经存在。我们不能堕入到性别的自然主义中，一旦承认了自然如此，也就预定了性别问题的不可解决。
女性作为女性，不仅有自然属性、身体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文化属性。不能抽象地谈论女性和女性的差异，谈论女性地位的弱势，而应该把性别问题放在特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探讨。
马克思有句很精彩的话：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盖尔·卢宾深受启发，用此分析女性的地位：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
重要的不是指认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而是搞清楚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是什么样的关系让女性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改变性别的自然属性，却能改变性别的社会属性，能改变产生性别问题的社会关系。你永远不能改变黑人，但你能够通过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改变他作为奴隶的地位。你永远不能改变女人，但你能够通过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改变女人的弱势地位。
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不是固有的，而是生成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关系导致的。只有考察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关系，才能窥探到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根源。
对性别问题而言，生产劳动组织方式起着决定性的、基础性的作用，但并不起着直接性、可见性的作用，直接决定女性地位的是私有制以及与之伴随的阶级对立。
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内部，人们依存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女性的地位和男性是同等的，根本不存在性别问题，恩格斯有如此描述：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
但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财产开始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人就有了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分，社会也就出现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原始氏族社会再也难以维系，被以国家机构维系的阶级社会取而代之。
国家因此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出现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之后，为了缓解对立和冲突而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有国家这种力量来宣布冲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就不会陷入到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中。
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它的存在本身也恰恰说明文明社会是存在着对立、存在着冲突的社会。国家总是试图缓和文明社会内部的对立，但同时也掩盖着文明社会的对立。
文明社会的对立不仅仅有阶级的对立，还有性别之间的对立，两者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恩格斯的研究发现，群婚制走向个体婚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个体婚制却是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出现的，个体婚制的性别压迫是同阶级压迫同时产生的。“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我们今天所讲的含有脉脉温情的家庭，也不表示夫妻及子女等家庭成员，而是表示奴隶。这说明家长制家庭起初就蕴含着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
马克思指明了这一点，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最早的家长制家庭包含着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自由人的家长强制着农奴去田野耕作，少数人统治着、压迫着一些奴隶。正是在这种阶级压迫中，专偶制家庭的家长任意支配着年轻美貌的女奴隶，而正式的妻子必须要容忍丈夫随意纳女奴隶为妾，并要严格保持贞操和对丈夫的忠诚。
家庭中女奴隶的出现，贬低的不仅仅是处在被统治阶级中的女性，还包括同属于统治阶级阵营的妻子。在被统治阶级阵营中的女性成员，不仅忍受着统治阶级成员的压迫，而且也不得不忍受着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灌输“君为臣纲”、“各安天命”这些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的理念，也灌输“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这些让女性服从的理念。
阶级对立必然伴随着性别对立，反过来说，家庭中性别的对立也正是整个文明时代不同力量的对立和矛盾的反映。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式，根据这种形式，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性别压迫从属于阶级压迫，只要还存在阶级压迫，女性就不可能获得她应该获得的地位。因为阶级对立的文明时代，其最根本的表征就是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正如它不可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会使一部分人实现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且还建立在侵犯别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上一样，阶级对立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和解，女性要想获得她想要的地位，就必须牺牲男性的权益，结果只能是要么男性统治，要么女性统治。
因此，女性地位的问题，要以解决阶级问题为前提，解决不了阶级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性别问题。
完全从生产领域、阶级视角来分析女性地位问题，显然是不够的。恩格斯深谙这一点，他知道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导致女性地位弱势的不仅有生产方式和阶级对立，还有关于性别的制度和观念。
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理论发扬光大，她们认识到只将阶级作为分析女性地位的主要范畴，将会无法分析女性受到的特殊压迫。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瑟琳·麦金侬提出的问题是：既然阶级差异是性别压迫的基础，统治阶级又是怎么可能奴役同一阶级的女性呢？如果仅仅是阶级对立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可能奴役统治阶级的女性，资产阶级中的女性按道理不会成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而事实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女性，而且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女性。
即使同在社会的最底层，女性还遭受社会底层男性的支配，除了和男性共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之外，她们还遭受着性别的不公平，这说明，有一种独立的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约着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在中西方的国家里都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带；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甚至有女性主义者研究发现，在亚马孙河流域和新几内亚高地，当通常的男性威胁机制失效时，经常靠轮奸迫使女人守本分。这些都是经济分析、阶级分析所不能解释的。
结论只能是，在社会阶级统治体制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性别统治体制，即独立的父权制体制，这是女性与其他群体受到的压迫有所不同的根源所在。
什么是父权制？广义上理解，就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尤其是心理结构组成的整个体系，狭义上理解，它仅指以男性为尊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父权制对男性和女性的身体、行为和思想进行了规制性的塑造，形成了一整套的贬低女性、歧视女性的规范性体系，成功将女性置于“第二性”的地位。
女性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如何被建构？就是依靠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社会预先设定了标准，对女性的身体和气质进行要求，要求女性必须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不然的话，就会被当成怪物，被社会所蔑视。古代社会的小脚女人，现在的美女、女神，社会不断地重新界定女性美，重新确立对女性之为女性的新规范。今天的时代更是利用商业来运作“美女经济”。
我们关于性别的观念实际上暗含着对女性的贬低。比如，当我们说男人就应该像男人，性格软弱，就轻蔑地认为他像个“娘们”，长得清秀，就把他称为“伪娘”；看到男孩乖顺听话，就充满忧虑地认为男人越来越缺乏阳刚之气，看到女孩做事利落泼辣，就把她称为“女汉子”；怕老婆的丈夫，被称为“妻管严”，实际上已经假设了男人不应该怕女人，女人应该像绵羊一样的逆来顺受；看到美女很能干，赞扬的话却是：本来可以靠脸蛋吃饭的，偏偏还要靠才华？表面上是对女性的欣赏，实际上暗含的是美女就应该靠美貌，要那么多才华干吗啊？
父权制确实能够解释现代社会性别意识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父权制的观念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不能解释一切，阶级问题不能完全涵盖性别问题，也要看到父权制也不能完全解释性别问题，更不能把父权制当成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
一些女性主义主义马克思者试图综合两种分析法，认为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共同制约着女性地位，女性在当代社会处于依附地位，其原因也正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实现了紧密结合。有女性主义者干脆选择“资本主义父权制”一词，强调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性等级结构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的家庭，它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就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划分等级，制造出低廉的劳动力，在父权制条件下，女性地位低，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充当廉价劳动力。父权制也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只有从事社会劳动的男性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女性的家庭劳动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这就保障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将经济分析、阶级分析与性别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将生产方式与父权制结合起来，无疑是分析女性地位值得努力的方向，但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不能看作平行的两个要素。
生产方式、私有制、阶级对立决定着性别制度、性别观念，后者归根结底受制于前者，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一定会马上改变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女性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提升，父权制必然会改变。
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这种父权制的变化，它与曾经的家长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恩格斯
女性何以获得解放？如何才能摆脱从属地位？
现代社会借助的途径是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促进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赋予女性与男性共同的公民权，保障男女同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适当保护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独特权益。
这是解决女性从属问题的有效路径吗？恩格斯的答案是：是，但还不够。
现代法律体系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女性能够公开参与政治社会事务，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在工作中不再被公开歧视，享有的特殊权益被切实保护，侵犯女性的暴力行为被严厉打击，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伟大进步，不能不给予积极的肯定。
但问题是依靠法律的规范，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从属地位问题吗？以两性的婚姻为例，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婚姻如果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双方必须是自由结合、自愿缔结契约；二是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恋爱、婚姻自由被宣布为人权，是女性和男性都享有的权利，是不能被人强迫、武断干涉的！每一个女性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可以选择和这个人结婚，也可以选择和另一个人结婚，只要你是自愿的。婚姻是一种契约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一旦选择结婚，男女双方就必须遵守法律对两人肉体和精神的规定，必须承认对方和自己平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
就形式上看，如果这两种要求得到实现，女性就有了她们所希望的一切，就可以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地位。
但纯粹的法律保障是不足以使男女双方在婚姻中得到平等地位的。法律上保障的公平不代表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公平的，法律给你自由的权利，不代表你在现实生活中就拥有自由；给你公平的权利，不代表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得到公平；给你自主的权利，不代表你就能自主地选择与你结婚的人。恩格斯挑明了这个问题： 在婚姻问题上，法律，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让人把他们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记录在案，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
不能光看台前，还要看幕后，舞台的光环有可能掩盖幕后的黑暗。法律上保障双方完全平等，现实生活中女性可能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在大多数情形之下，男人是挣钱的人，养家的人，是一家之主，因此他自然就有了在家中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无需任何法律保障。法律保障的平等因此总是与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并行。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法律规定所有人都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无论是打工仔还是老板，都没有特权，都不能随意占用别人的财产，侵犯别人的自由。劳动契约只要是劳资双方出于自由意志订立的，双方就会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契约对双方来说就是公平的。
也就是说，这种社会认定，只要法律做出了人人平等的规范，社会中的人就是平等的，社会本身就是公平的，它不管现实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或者明明知道不公平还会公然宣称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
至于本来存在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存在实际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经济地位迫使工人把表面上的平等权利放弃掉，也是与法律无关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是在法律上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在现实社会中前者依然还是享有特权。事实说明，仅靠法律保障的平等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保证，在经济关系中保证。
在性别关系上也是如此，法律条文不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即使法律规定男女双方是完全平等的，大部分女性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种平等。如果不解决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如果女性自己在经济上不能自主，她们是不可能获得法律规范所保障的权利的，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她们想要的解放的。
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经济领域，回到生产领域，理顺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才能够决定政治法律制度目标的真正实现，这一点是主义马克思最核心的理论逻辑，也是主义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自由主义的着力点。
实现女性的解放，不仅仅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着手，消除不平等的性别制度，还要寄希望于生产劳动领域的变革，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改变。女性从属地位的解决，要落脚到解决“经济基础”的问题。
你从事的工作，从事的生产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决定了你本身的地位。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应该是让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让其在生产劳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摆脱其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恩格斯的观点是：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女性如果只从事家庭劳动，将注定处于依附地位。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本顿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个观点。在她看来，家庭劳动是前资本主义的幸存物，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它不产生剩余价值，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显得无足轻重，从事这种劳动的女性主体就不重要。
如今，主张“女性回家”的观念又重新出现，一些男性（应该也包括女性）的想法是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即使在单位工作也不要太努力、出风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有些女性更愿意做专职家庭主妇，一些职业女性也表示很羡慕，不用挤地铁，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不用整天想着挣钱，多惬意啊！
对这种现象也有理论的分析，女性主义主义马克思者莉丝·沃格尔认为家庭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出剩余价值，因此它是非异化的劳动，女性因此在家庭中过着非异化的生活。她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非异化的家务劳动能够预示着未来社会图景的劳动形式，而女性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批判意识，从自身非异化的劳动经验去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从而形成投身革命最前沿的觉悟和力量。
我们不去分析这个结论，只指出她的分析的不足，那就是她同很多现代女性一样，过于强调了外出工作劳动的辛苦，低估了女性家庭劳动的问题和困境。社会劳动是辛苦，但并非家庭劳动就不存在问题，只从事家庭劳动的女性，很容易与社会脱节，缺少精神层面的成就感、价值感，出现心理障碍、社交能力弱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她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男性，这就使她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弱化。
人是社会的动物，家庭不是女性的全部，如果女性不去从事社会劳动，也就体验不到社会生活的乐趣和价值。现代女性不可能将自己封闭在家庭中，必须从家庭走进社会。现代大工业为女性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女性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并越来越有机会从事一些专属于女性的高层次工作，越来越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这为女性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经济基础。
女性回到公共事业中去，既要从事社会劳动，又要做家庭劳动，会不会遭遇到双重劳动的压力？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过来自某位“亲”的“牢骚”：
俗话说，女人都是水做的。但在现代社会，不少女人却是钢筋水泥做的！现代女性要想在职场上取得成功，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她们要照顾好家庭，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提防被岁月偷走健康和容光，真正做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家庭和睦、工作显著又自得其乐的女性实在是屈指可数。
确实如此，现代社会，男性比起女性在家庭劳动中投入的精力要少得多。女性在同男性共同从事生产劳动之余，还要更多地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既在工作中做出业绩，又能照顾好家庭，对职业女性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就此而言，只让女性回到公共事业中去，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解决女性双重劳动的问题，女性不但不能获得解放，反而会遭遇到更大的障碍。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女性回到公共事业中，并不是唯一的条件，还要把家庭劳动变成公共劳动，把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家庭劳动不再是夫妻之间的私事，而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业。从事家庭劳动也就是从事公共事业，与从事其他社会劳动一样。这就打破了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区分，打破了工作和家庭的区分，也就保障了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平等性。
能够实现这样的局面，有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那就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不是私人占有，不是一个个个体的家庭私人占有，这就要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因为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意味着有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之分，意味着男女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不可改变。
恩格斯也承认，这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寄希望于之后的经济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劳动发生变革，才有可能改变女性的地位，它确实没那么容易实现。但至少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重视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强调人自身的生产的重要性，尊重女性主体在现代社会生产秩序中的地位。
实现社会生产劳动领域的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转变，需要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行动的实施、主体力量的展示。历史唯物主义既讲客观发展规律，也讲历史主体维度，哲学理念要转化为实践，必须依靠主体力量的中介。
主义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是抽象的，不是纯理论的，就是因为它选择了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它相信无产阶级能作为自觉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能通过阶级革命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航向，使人类通向理想的未来社会。
但在当今社会，一些人不仅不相信无产阶级，甚至还去质疑阶级理论本身。我们对“阶级”这个词很敏感，甚至过度敏感，它稍微露头，好像就会激发一些人内心的恐惧。它像一个“雷词”，一个语言中的地雷，一碰到它，好像就能引起大爆炸。套用那首叫《勇气》的歌的歌词，谈阶级“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阶级分析法是主义马克思分析社会的重要方法，无产阶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社会通往彻底解放的必然途径，我们不能故意躲避，视而不见，必须做出回应，当务之急，就是理解主义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深意。
其中要强调的应该有几点：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是要让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更加公平，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没有理顺，阶级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第二，身在底层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没有进行统一的阶级行动，没有展示强大的阶级力量，只靠呼吁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是不可能推进社会公平的；第三，革命的目的和结果是阶级的消亡、国家的消亡，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阶级之分，这一结果的出现需要漫长的过程，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主体力量只能起到推动的作用。
阶级理论对性别理论有借鉴意义，阶级问题的解决与女性问题的解决有相通之处。女性的解放，只靠个别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研究、只靠少数女性群体的呼吁和“行为艺术”是不够的，它需要整体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行动的开展、女性独特力量的展现，也需要男女两性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男性与女性对相互权利的平等认可。
女性的解放，不是针对男性的革命，不是要来一场性别的革命，来一场不是女死就是男亡的斗争，不是将男性打倒在地，实现女性的崛起。女性的解放，是男女两性的解放，是男女对立关系的解决，关键的还是要合理处理性别之间的关系。而性别关系只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关系的普遍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理顺男女两性关系。
在存在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女性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同等的政治权利，而作为社会成员的男性本身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地位，女性可以通过运动实现目标，但注定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是有共同交叉点的，不解决阶级问题，也就注定不可能解决性别问题，不能实现阶级对立的消亡，就不会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女性努力的目标因此也应包括通过积极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制度的完善，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
问题的关键是，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又重新回到了主义马克思的国家观。我们说，当然有。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国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时才出现的，随着生产发展阶段的演变，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力量的推动，阶级对立的局面将会消失，作为维系阶级秩序的国家自然也将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在新的历史阶段，阶级的消亡、国家的消亡将是历史的必然进程，阶级的问题、性别的问题，应该也包括种族的问题、宗教对立的问题等现代社会中的突出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到时候，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出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真正地在现实中呈现。
会有人问，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吗？你是不是写错了？
没有写错。恩格斯给我们科普了，自由、平等、博爱并不是资本主义革命才出现的，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它们就是根本原则，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使这些信条呱呱坠地，但它们还只是停留在信条上，并没有在社会中真正呈现，而建立在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的、按新的方式组成的社会，将让它们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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