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郝富全参加修建红旗渠的往事
文/郝顺才
修建红旗渠被称之为十万大军战太行，何止十万人呢？其实可谓更多，只要在那个年龄段的劳力，基本上都参与过红旗渠的修建。
我与郝富全是同龄人，他大我一岁，并是我本族的一位哥哥，从小上学到修建红旗渠，我们经常在一起；因此，我特意去采访了他。
郝富全是东姚公社下庄大队西窑岗自然人，今年78岁 ，1960年时，我15岁，他刚刚16岁，还有本村郝玉吉，他与富全同岁，是我的堂叔伯哥。我们三人都正在东姚伯文村上初中，是初二读三册书。
过春节后，一般都是正月十五过罢元宵节后开学，开学后，同学们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就到了学校，当上课的钟声敲响后，同学们坐在教室上等着老师来上课。但老师来到了教室，并没有上课，而是说：“学校接到领导的通知：县文教局根据县委的安排，决定从全县的初中学生中抽调一部分师生到引漳入林工地参加建设，我们也在其中，今天就不再上课了，大家现在就回家准备准备，要带上铺盖和日用品，可千万不要忘记带语文和数学两本书和文具，我们到工地还要上课哩！明天上午，家住在学校南边和西边的同学统一集中到学校一起走，家在北边的同学到公路上等齐，大家一起走。”
老师说过后，同学们就各自回家去做准备。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就赶到了学校，但我们西窑岗村的几名学生都在李家湾村东的公路上等候。下庄村、小岭村、西良村都在学校北边，同时这三个村的同学们也未到学校，都和我们在李家湾村东的公路上等候。等南边的同学过来后一起走。当时，东姚公社除第六中学外，还有东姚、洪河、伯文、洞上四所民办初中，这四所民办初中统一归属六中领导。在引漳入林工地上，东姚的学生统一由六中校长傅宏和教导处郝计林老师带队，其他各学校也有负责人，我们伯文学校就是由班主任郝新喜老师带队。
这次六中去引漳入林工地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叫罗俊英，是四川人，是六中的音乐教师。她爱人叫何中善，是退伍军人，不知怎么到了林县六中当老师，主要是教地理的。他曾在部队当过参谋长，基本上走遍了全国各地。因他对全国各地都比较熟悉，所以上课前不用备课，上课时不用带课本。因此，在六中老师会上没少被斗争过。
我们到工地没有多长时间，傅宏校长因工作调动，就换成了韩千祥任校长，但韩校长也到了红旗渠工地参加劳动。当时的交通条件比较差，根本就没有公交汽车，虽说我们是学生，年龄还小，也同大人们一样，无论路程有多远，也是靠两条腿步行。当时，大家都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大约直到上午10点多才集合齐，从李家湾村出发，一直走到下午6点多才到了姚村，晚上就住在四中的教室里。晚上，罗俊英老师还到学生休息的教室里查看学生休息情况。
第二天一早就又出发了，当时，东姚公社的施工地段在任村西露水河两侧的山上，老师事前就把各大队的驻地搞清楚了，把我们分到了自己的生产大队。学生就由各班班主任带着分开走，到哪个大队的工地？那个大队的学生就留下来。
郝富全说：“当时，下庄大队和西良大队是一个大队，西良大队的程林保是合并后的大队长，在工地任连长兼司务长也是西良村的叫程雪山，炊事员差不多有十几个人，有西窑岗村张官福，小岭村王天青，下庄村一队有位我们的女同学叫李竹芹在伙房房帮厨，二队程玉金（奶名黑三），三队黄成吉。西良村程金周，还有个妇女叫东先，姓啥记不清了，其他也记不清了。 无论在驻地打饭，还是往工地送饭都按组，两个生产队为一个组，下庄是一二队、三四队、五六队三个生活组，西良村是怎么分组的我就记不清了。”
在工地上，无论劳动和生活，都同本大队的民工在一起。当时，下庄大队与西良大队已经合并为一个大队，大队仍叫下庄大队，下庄大队就住在露水河支流浊河北岸的马家岩村，比起杨耳庄等几个村就远得多了，所以一直到了七、八点钟才到了马家岩村。下庄大队在工地上共有近400多名民工。学生到工地后，马上就投入了引漳入林的建设队伍里。工程是白家庄空心坝，当时民工正在挖基和准备垒砌的石料，我们这些学生就参加到清基往外运的河里的沙石施工中，主要帮助大人们装车拉车，或到烘炉是去把石匠们用纯的手把钻和钢钎煅锋利。后来，开始垒砌，无论抬石头和垒砌都有定额，而我们学生只有任务却没有定额。我们的任务共有三项：一是有五分之三的学生负责供应大人垒砌使用的沙子，只要能供应上，不耽误他们垒砌就行；二是为了使民工都能完成自己的定额，抽个别学生负责给运料抬石头的民工记号；三是当时工地的生活很困难，民工都是从家带口粮，工地上再补助些，更困难的是没有菜吃，通常吃的是在秋后刨红薯时，从地上耧起来当柴烧火的干红薯叶，虽是这种难下咽的干红薯叶，也是县里派采购人员从商丘和内黄等地买回来的。因此，开春后从地上长出草开始，就每天都从学生中抽出几个人上山采野菜，就可以用野菜调节民工的生活。有时候也抽几名学生去石料场把打钝的钢钎扛到烘炉上，然后再把煅锋利的钢钎扛回石料场。
因学生平时在家干活就不多，小推车根本就不去动它，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推车，好在我们没有定额，就五个人组成一组，推车时，一个人管推车，两个人管帮车，两个人管拉车，就这样有时候还发生人倒车翻的事，虽没有伤着人，车也没有损坏，但沙子供应不上，就会影响垒砌施工。因此，大人们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并把推小车的口诀唱给我们听：“推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活。推起小推车，就要把屁股扭着点。”
时间一长，我们在运送沙子的实践中，也就逐渐掌握住了推车技术。偶尔有谁翻了车，大家就一齐高声唱：“推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活……”
郝富全说：“我在空心坝工地，挖基时装车，拉车；垒砌时运送沙子，去白家庄村北河滩抬石灰；上山采野菜等等，基本上啥活我都想去试试，因我二嫂程用娥也在工地，她与程秋荣、程焕存等几个青年妇女负责在从山上炸下来的大石头上打炮眼，炸成能垒砌的料石，我就想学学打锤，结果我抡起八磅锤，狠狠地往下砸去，并砸到钢钎时，把锤往回一拉，就把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拉断了。虽谁也没有说啥，但我总觉得自己把钢钎弄断了，总感到不好意思。”
郝富全接着说：“上山采野菜这种活是学生们的强项，所以每天都要从学生中派几个人上山采野菜。在往山上走时，每个人都到伙房去领一条麻袋，到山上后无论是野草还是树叶，只要能吃，药不死人，见啥采啥，半天采回一麻袋，扛到伙房后，炊事员把采回来的野菜分类处理，像榆叶、桑叶、楮叶、刺甲菜、米谷菜、大叶鬼圪针苗等等，随时都可以煮着吃，炊事员洗一洗，做野菜面片一锅焖，像洋桃叶、椿叶、白杨叶、桐叶等等，都是很苦的，要先放到锅里煮一煮，然后再放到河里沤几天以后，才将这些菜捞上来，把水挤干，切碎用盐腌一腌，配小米饭吃。在山上采野菜时，发现满山遍野有很多的山韭菜，当我采的野菜差不多快装满大麻袋后，乘机还可以捎带着采撷些山韭菜，再从供销社买些咸盐，将山韭菜腌制起来，每到吃饭时，我们这学生便成了大人们的中心了，就纷纷围过来，吃我的山韭菜。”
这批学生一直在红旗渠工地干了4个多月时间，直到6月中旬，才从工地返回学校。在往回走时，第一天就回到了县城，住在林县一中的教室里，就是文化街的老一中。安排好住处后，就到对面林县人民大学食堂去吃饭。晚上是面条汤，说是汤其实很稠，但里边绝大部分是茵达菜和倭瓜等蔬菜，而面条大概只能占一少半吧。第二天早饭是小米稠饭，还是菜多小米少，但学生却吃得很香甜。
全国“百日休整”后，1961年秋后，红旗渠重新上马，这期工程是杨贵书记提出的四改三工程，就是南谷洞十孔渡槽至分水岭这段工程。这时，生产队派人去修红旗渠，我们队一同去的有郝福拴，他是我本族大伯，已经50岁了，还有郝秋昌，和我是同龄人，但他比我大一个辈份，我是叫他叔叔的。我们三人推了一辆小推车，是生产队里的，说是工地需要，让我们去时带到工地。这样正好把我们的行李捆绑在小推车上，一个人推，一个人拉，一路上我们替换着推车和拉车。我记得太阳快落山时，我们走到了姚村公社，这时富拴大伯说：“再往前走就没有店房了，咱们在这里住一宿吧，明天再往前走。”当我们住下后，发现有不少人也来投宿，一问原来都是去修红旗渠的民工。车马店里没有食堂也不卖饭，住宿的人都是自己做饭吃，是用店里的炉火。用自己带的小米加点菜，做一锅稠饭。由于一路的疲劳，吃过饭后就躺下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天起来又做了一顿像昨天晚上的饭，吃过后就又上了路，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到了杓铺村，找到了我们下庄连的住地，当时只有伙夫在家，其余人都上工地去了。晚饭是每人两大碗稀饭，饭后郝福拴和郝秋昌拿上行李来到一户人家，是人家的一小间厨房，厨房一看又旧又破，就这么小的地方还挤了6个人，其中一个人睡在锅台上，剩下的五个人睡在地上，厨房虽小但还算暖和。
郝富全说：“在这期工程中，我是司务长，同炊事员住在一起。第二生产队程来全(奶名傻子）是炊事员，第一生产队程玉林是连长。”
天还未亮，起床的号声就响起来了，炊事员也早已将早饭做好，吃过饭往工地走，民工们穿过露水河滩就开始往东山上爬，到工地天也就快亮了。下庄连的任务是凿通半山腰的一个双孔隧洞，单孔有4米多宽，3米多高，隧洞的外面已经砌好了渠墙，在洞外面留有十几米还没砌，是作为凿洞出渣的通道。东山上的石头是白沙石，炮炸过后都是三尖八棱的，一不小心就划破了手，擦破了皮，走在石渣上，没几天就把些帮鞋底都磨破了。为了凿洞工程进度快，只要把炮眼打好了就可以随时放炮，所以打好五六个炮眼就要装药放炮，点炮用的是快捻，一个人点一至二个炮，需要四五个胆大利索的年轻人点炮。因放炮后洞里的浓烟一时不会散去，我们就脱下布衫进洞驱赶，这时往往被呛得喉咙发疼。炮炸过的洞里有很多险石，在上工前必须除掉。有一次，指挥部通知裁减休弱有病的民工，因下庄大队第五生产队有两名民工有病，一是王东生，他经常有病，这次已经在工棚里躺了好几天了，三天没有吃过饭，是水米没打牙的那种没吃饭；二是程四妞，他长期腿疼，往工地走时都要在路上休息好几次。
连长程玉林就与郝富全商量，问道：“这两个病号叫谁回去最合适？”
郝富全就说：“依我看，让王东生回去最好，因为他已经三天水米没打牙了，在工地也干不成啥活，要是死在工地就成大事了！”
所以，最后决定让王东生回去了。并派人把王东生送到回山角总指挥部，乘总指挥部到县城拉货的货车，又到汽车站买票到村东公路上下车，家里有人把他接回了家。
一个月后，我们就把洞凿通了，也把洞外的那段渠墙砌好了，我们连队提前完成了凿洞任务。东山凿洞任务完成后，按指挥部要求，要裁减一部分民工回家，留下一部分转移到露水河西山，我们下庄连的任务在圪针岭村的北山上。这时，全连还剩30多人，我也要回家，事务长就换成了郝秋昌。
1962年10月20日，红旗渠第四期工程穆家庄至南谷洞十孔渡槽动工，下庄大队的任务是杨耳庄后沟渡槽，位于杨驸马坟北边的山沟里，渡槽具体是由下庄和东坡两个大队负责承建，渡槽只有一个桥孔，主要是导流山沟里的洪水，两个大队任务的分界线就是桥孔的正中间，下庄大队负责渡槽的西半部，东坡大队负责渡槽的东半部，两个大队的工程进度基本上是平衡，如果进度不平衡到桥孔合拢时就有困难了。在施工中，除了负责垒砌的工匠外，所有民工的任务是抬石头、担水、和泥。石头是从山上往下抬，水是从沟里往上担。因为沟里有一个小泉眼，泉眼很小，就在泉眼的下边用土石堆了个小坝堰，把泉水蓄起来 ，就是从这个小蓄水池里往工地担水。民工们住在杨耳庄村，离渡槽工地大约三四里的路程，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往工地走，到工地天还不亮，但对抬石头，备料和泥都没影响。用的破灰泥早在头天下工前就把石灰土搅拌好，焖成大堆，第二天上工后只加水把泥和好就行了。
郝富全说：“我记得有一次，总指挥长马有金带着两个人沿渠线来到了渡槽工地，大老远就喊没有坐到泥。当时负责垒砌的技术人员叫程邦拴，他不承认没坐足泥。马有金指挥长拿起手撬就把垒砌好的渠墙掀了。结果，真是没有坐足泥，石头与石头之间有空隙。
马有金生气了，他说：“你是搞破坏的，把他给我捆起来！”说着，他伸手一把就将程邦拴的胳膊拧住，往下一按，程邦拴就蹲在了地上，但并没有将他真正捆起来。程邦拴见确实有没坐足泥的渠墙，也就承认了错误，我们也立即全部进行了返砌。”
杨耳庄后沟渡槽完工后，下庄大队的工程任务就转移到了杨驸马坟南边，负责挖砌明渠工程任务。当时还是住在杨耳庄村，上工时要往西山上走。当时，虽然到了1962年，工地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又是抬石头等重体力活，粮食标准并没增加，连队伙房每顿仍然是分饭吃，所以还是吃不饱，有些不足。有一次，当民工们开过饭后，还剩下一块大红薯，大约不到一斤吧，而且由于红薯大，蒸的也不透熟，里面还有个硬心。这时，第一生产队的王生有说：“我还能吃完这块红薯呢！”有人就说：“你还能吃下这块大红薯？但必须打个赌，如果你吃完了，两来无事。如果你吃不完，你必须给大伙买一盒金钟牌香烟。”
本来王生有吃的就不是很饱，所以他就说：“行啊！如果我吃不完就给大伙买一合金钟烟。”在场的也有看热闹的人，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管见证,一赌论输赢，好！咱们现在开始！”于是，王生有就开始吃红薯，当他快吃完的时侯，有人就想叫王生有买盒烟，所以就劝说王生有：“你别再吃了，你看这红薯心还没蒸熟，别让你把胃吃坏了，真正有了病那就不够本了！”在大伙的劝说下，王生有也就没再吃剩下的那点没蒸熟的红薯心。
到了晚上，有人想叫王生有去买烟，就说：“生有啊！我们都还饿着呢，都没有吃，让你一个人吃了，你又没有吃完，就是你输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去给大伙买盒烟，完了这场打赌的事。”于是，王生有只好去买了一合金钟牌烟给了民工们。
郝富全最后说：“在工地发生的事多着呢，而且啥事都有，就是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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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顺才，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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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郝明亮 刘迷存
编审：马保吉 毕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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