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描写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寺庙林立的盛况。南朝由于佛法兴盛,帝王提倡佛教而造寺塔者颇多,其后妃、公主兴造寺塔之风尤盛,其中以梁武帝时期达到高峰。
梁武帝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萧衍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为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封临湘县侯,官至丹阳尹,母张尚柔。他原来是南齐的官员,南齐中兴二年(502),齐和帝被迫“禅位”于萧衍,南梁建立。萧衍在位时间长达48年,位列南朝的皇帝在位时间第一位。前期任用沈约、范云等名臣,政绩颇为显著,重视儒家思想,梁武帝曾亲自撰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史称“天监之治”。
公元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元“大通”;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梁武帝晚年笃信佛法,纵容邪恶,梁朝人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由于过度崇拜佛教,导致梁武帝无心理政,纵容奸佞入朝。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发动暴乱,史称“侯景之乱”,叛军迅速占领皇宫;太清三年(549)五月,梁武帝萧衍饿死于台城皇宫净居殿,享年八十六岁。同年十一月,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国学大师钱穆评价:“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
图中所示正是铸造于梁武帝晚年太清年间的太清丰乐钱(因篆书“太”字多一横,亦有“天清丰乐”一说),直径22.93毫米,制作较为考究,钱文篆书,背四出文,字体粗犷,传世品包浆,钱币大家孙鼎旧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太清丰乐是少见的南朝钱币,在民国时期因存世较少,故为钱币大珍,近年江南地区出土较多。
孙鼎(1908—1977),号师匡,安徽桐城人,机电高级工程师,全国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孙鼎自幼失怙3岁丧母,11岁亡父,从小由天津的舅父周叔弢抚养成人。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字叔弢,安徽东至人,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周叔弢祖父是清末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的周馥,周叔弢的父亲周学海、四叔周学熙,即周馥是孙鼎的曾外祖父,周学海是孙鼎的外祖父。孙鼎自幼受舅父周叔弢熏陶爱好收藏,尤其以收藏青铜器、封泥、钱币等金石类藏品为主。孙鼎与钱币收藏家马定祥是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研究,对特别珍稀的古币,更是爱不释手。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因素,大批的珍稀货币在市面抛售,却无人问津。但孙鼎因其家族资产丰盈,且自身收入较高,对于只要是自己的喜欢的钱币,任何一个也不错过。马定祥也时常帮助孙鼎搜集高档钱币,杜绝珍稀古钱币外流。例如明末大西王张献忠铸造的“西王赏功”金、银、铜三种非流通赏赐钱币,极为珍罕。当它出现在市面时,孙鼎便掷重金收购此套珍稀钱币,1960年2月,孙鼎响应国家号召,包括这套钱币在内共31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褒奖。“文化大革命”中,孙鼎惨遭迫害审查达8年之久。1975年8月,又被下放到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处于逆境,他仍一如既往,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探索原子能、计算机、风力发电和改进绝缘材料等新课题。1977年9月22日,因癌症逝世于上海,享年67岁。1979年,其家人遵照孙鼎先生的遗愿,将其生前所藏2008件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安徽安庆 陈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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