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不关心阳历，只关心阴历，特别是阴历的年。
一到腊月，爷爷奶奶讲究就多起来，不断叮嘱腊月里的禁忌。离年越近越多，不许大声喊，不许与人吵架，不许摔碎东西，不许说“烂”字，即便包子饺子烂了，也要说“甑”（陕西话与“挣”同音）了。老辈人口中琐碎的念叨，小辈都认真听，并认真执行，谨小慎微，生怕破了禁忌。偏偏有一年腊月三十，我手里提的热水壶，刚到院子中间就鬼使神差的爆了，爷爷的脸瞬间就黑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奶奶着急跑过来检查看烫着我没有，确认没事后赶快扫去玻璃残渣，谁也不再提一个字。那么神圣的新年，这打碎东西可是个大事。
女孩子年前讲究要新衣服新鞋子花卡子，男孩子啥也不讲究，就是要鞭炮，大的小的，带花的，独立的，成排的……总之多多益善。看着弟弟天天缠着大人要买炮，再多也不够，我只暗暗骂他傻：一响就没有了，还要？没办法，“姑娘爱花小子要炮……” 过年么，就得个响动。
初一起得特别早，弟弟就惦记着放响村里第一炮，大人给他把鞭炮绑定在长长的竹竿上，点着，他从后门扛到前院，炮声炸响，他像个胜利的王。吃过饺子，我妈给我梳了小辫儿，换上新衣裳，大棉袄罩上一件或花或红的上衣，配一条或蓝或绿的裤子，新新的棉鞋，出门可以炫耀啦！不许我弟这臭小子靠近，怕他放炮的手脏了我的新衣。
吃的东西并不丰盛但讲究多，女人们从腊月二十三后就开始在厨房忙碌了，蒸花馍，包包子，支油锅炸果子，煮肉装碗子……给大年上把吃的送的都准备停当了，一盆盆的包子馒头，一笼笼油果子麻叶，一碗碗的肉块丸子……小孩子不管这些麻烦，只知道吃的香，却不多想奶奶妈妈的辛苦，长大后才明白，年的热闹与喜庆大多是靠她们在支撑着。
大年初一一般不出门，从初二开始，舅舅家，舅爷家，一家家拜年，给“上司衙门”拜完年，又给姑姑们一家家去送灯，待客也是两次，一次待拜年客，一次待送灯客，出门待客就交替进行，我们家客人多，每年出门出到初十后才完。我和弟弟跟着大人一家家去，去过几年就有经验了，知道谁家吃的好，谁家给的压岁钱多。
说到压岁钱，挺尴尬的。人家给了，明明心里想要，却不敢去接，得了大人的眼色许可，才敢伸手。想想那时我是不愿意拿钱的，人家给了，我装在口袋里，晚上才能悄悄掏出来交给大人。一整天里总操心丢了咋办，就不能尽情玩耍，几个碎银子还真成我的负担了。
最喜欢初二去外婆家，我妈肯定是最盼望的。对于出嫁的姑娘，回娘家是一种永恒的美好，娘家是根基，娘家是底气，娘家有女人少女时代所有的回忆……姨妈说过一句话：“女人熬娘家，一只脚刚踏出家门，另一只脚恨不得就在娘的炕上。”我一直觉得姨妈是语言大师。
我妈兄妹五人，到我们这一辈算下来表兄弟姐妹十八个，大大小小站一院子，门中的表兄弟姐妹也会来凑热闹，那阵势是我记忆里最大的排场，外爷发压岁钱得排队。后来外爷外婆不在了，我们这辈人陆续也成了家，拖家带口继续去给舅舅拜年，孩子们满地跑，名字叫乱了，有的还叫错辈分了，舅舅发压岁钱的队伍越排越长……
直到正月十五，元宵吃过，晚上红灯笼亮起来，家里角角落落都得点蜡烛照亮，称“亮灯”。我很喜欢这个日子，拿了蜡烛火柴，到处点蜡烛照亮，水道口，门墩旁，厕所里……家里无一处遗漏，临睡前再检查一遍，齐齐收了，防止深夜起火。舅舅送的灯笼在这天夜里要出去“战斗”的，和村里孩子们碰灯笼，碰着火了也不生气，反倒是好事情，预示来年红红火火。灯笼着了，年也算过完了，正月十六，一切慢慢恢复常态，步入正轨。
年的所有细节都成了历史，现在的孩子们认为老讲究都是繁文缛节，太啰嗦。时代在进步，年也在简化。仪式简化了，人心好像也简化了，年在生活里慢慢浓缩成了一个符号，从岁月里轻轻走过，打个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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