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和歌曲的区别是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经过一番深刻的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它与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演变关系如此之深。
当我们听音乐的时，我们关注的是声音本身，而这种声音的意义，要从它能唤起的我们心中的感受中来找。
而当我们听到言语时，我们要透过声音去寻找它背后隐藏的意义，而非关注声音本身。
根据以上的描述，《线的文化史》的作者蒂姆·英戈尔德得出的结论是，音乐的本质是声音，而语言是无声的。
但是，言语和音乐的区别原本不是这么划分的。
在古典时代，柏拉图认为，音乐是由歌词、和声与节奏组成的。音乐的本质是一种语言艺术，去掉歌词的音乐是无意义的，因此，词语的意义反映在它的音响上。
中世纪时的教堂音乐，大多以朗诵式风格来演唱，人们关注的不是喉咙中发出的声音本身，而是那些发出音响的词语。
但是现代人却试图努力将言语和音乐区分开来。
蒂姆·英戈尔德在《线的文化史》中引用当代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如果词语被融入音乐，它们就不再是词语，它们不再属于语言；而当音响屈从于语言表达，它的音乐性就会受到损害。
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疑问：歌曲的音乐性是如何从它的语言成分转移到旋律和节奏上的？而音响又是如何被从语言中去除的？
作者在这里又引用了沃尔特·翁的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当我们观察书面词语时，这些词语变成了包含某种具体含义的对象，而脱离了它的发音。
但是对于那些完全不会书写的人来说，词语就是声音本身，而不是将听到的声音转为可视化的文字，再去理解文字背后包含的意义。
因此，如果去掉文字，语言和歌曲是不能区分开的，声音就是意义。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语言和音乐的区分是从书写的诞生开始的；但实际上，很多证据表明，语言和音乐的区分是从书写的消亡开始的。
在有文字的大部分时间里，音乐与语言是没有被拆分开来的，音乐是一门语言艺术，书面词语也是一种书面音乐。
作者提出，如何区分手迹和乐谱呢？
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认为：乐谱是由记号构成的，而且定义了作品；文学手迹既是由记号构成的，其本身又是作品。
从这个观点引申来看，作家和作曲家都在纸的表面上留下记号，作家留下的记号被我们识别为词语，把我们引向它代表的思想或概念；作曲家留下的记号被识别为音符，把我们引向音高和节奏，即声音本身。
但是在很多场合，语言和音乐是不能这么严格划分的。
如果手迹是为戏剧表演而写，那么它到底算不算乐谱的一种呢？
就戏剧作品而言，作品当然不在于手迹本身，而在于按照手迹做出的表演。
同样的道理，那些专为朗诵而写的诗歌也是如此，它既是语言也是音乐。
那么我们仍要继续探究，语言和音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彻底区分开来的呢？
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当我们阅读书写者手写的文本时，我们就像一个沿着地上的痕迹行走的旅行者，在行走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旅程，直到到达目的地，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而当我们阅读印刷品时，就像是借助地图或导航旅行，在出发前就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因此这段旅行只不过是对设计好的图表的一种解释。
因此作者认为，在语言失去音响方面，就是从文字失去了书写者对线条的刻画开始的。
我们在阅读印刷品时，文字只代表它背后拥有的含义，而与它的发音无关了。就如同地图中的世界，失去了行走的探索者一样。
《线的文化史》这本书的作者，从语言与音乐的区别开始探讨，联想到线与表面之间的关系。对于书写的文本和印刷的文本而言，纸的表面可能是一样的，但上面的线条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我们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类的历史，也许可以从痕迹、线缕和表面的方面去理解。
就这样，蒂姆·英戈尔德为我们展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由人们书写的线条出发，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
我们的世界不是由物组成，而是由线组成的。如何去理解这些表达文化的线条、人类生存的痕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线条、表达艺术的线条、人类迁徙的线条……将是《线的文化史》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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