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教学工作后，我们那个学校的乔校长是我当年的班主任。因为是师生关系，我与他之间相比其他老师，在上下属关系之外更亲切一些，说话也更真挚随意一些。
那个时候我刚入行，乔校长作为资深语文老师，没事总喜欢到我的办公室指导一下。有一次他来到我的办公桌前，翻开了我批阅的几本作文本。“文章语言通顺，结构严谨，形式新颖”，他一边念着一边跟我说，“我觉得咱们做语文老师的吧，应该谨慎地使用’文章’而字。古人对文章，使用上是很严谨的。像咱们学生的作文。大多还有错别字，有的标点符号也不会用，有的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甚至从头到尾只有一段。他们只不过是在写作的学习阶段。把这些文字称为文章，有点高抬学生了。他们写的东西充其量是习作而已。”
乔校长作为教师的前辈，给予我的指导很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我都淡漠甚至忘记了。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却历久弥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年来我始终从事着语文教学工作，我也始终在语文教学工作之外笔耕不辍，每次拿起笔来的时候，我都要扪心自问，“我批阅的学生的作文，难得成为文章。我写的东西能叫文章吗？”
在我的眼里能够成为文章的文字。自己的写作必须有个明确的主题。在写作过程中语言文字，框架结构，谋篇布局，一定是斟酌了再斟酌，推敲了再推敲。未必呕心沥血，却一定是字斟句酌，绞尽脑汁。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样的文字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次是刚入职的时候参加一个教育系统的征文。因为上面通知说优秀征文要出书的，所以校长叮嘱我一定要认真对待。为了不辜负校长的信任，那篇文字我写了改，改了写。十多张稿纸被我改得稀巴烂。一天晚上没有晚自习，我在同事的办公室里，两人反复推敲。自己钟爱的细节被大刀阔斧地砍掉，单单文章的题目就换了四五个，为了一个段落，放在第一段好，还在放在倒数第一段好，我们争执得面红耳赤。不到三千字，我和他一起改到十二点。提神抽的香烟去掉了一盒半。虽然征文交上去，泥牛入海，出书的事情也无果而终，但是我坚信我的那篇文字是反复锤炼的产物，多少还是经得起推敲的。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用电脑，我也没有留有底稿。那个我自负地以为称得起文章的东西没有留下来。
另一次我记得是二零一八年，参加了“我与教育同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那时候学校已经有了电脑。为了保证写作环境的安静。一下午我把自己反锁在电子备课室里。电子备课室封闭得很严，我守着一个小煤炉，几乎中了煤气。写完征文的第二天我就感冒了。我不熟练地敲击着键盘，一直折腾了三节课。对着电脑屏幕，我读了写，写了改，边读边改，文字上反复推敲，典型事件遴选出来又忍痛割爱，果断放弃。文字质量我不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问心无愧的是我是用心写的。从写作到交稿我用了几乎一周时间。这篇文字也没有辜负我的付出，最后获得了二等奖。
回到开头的话，我现在写的东西是文章吗？为了延续日更的习惯，有事没事都要挤那么四五百字。篇幅拉不开，文字结构上也不用那么用心，写作的动机主题也没那么明确和强烈。有时候自己写了一篇口水文一样的东西聊以敷衍塞责，自己也不觉得愧疚和自责。文字，标点，结构都缺乏必要的推敲和锤炼，缺乏了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写一篇的精品意识。这样的文字不也像极了我当年批阅的学生的作文吗？称其作“习作”尚可，称为文章不是也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打肿脸充胖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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