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松金
泰伯第十九世裔孙季札(公元前576--前485年)，乃吴王寿梦之幼子，延陵郡继世祖，被后世尊崇为继泰伯、仲雍之后的至德第三人,其人格魅力和感人事迹，一直为后人所传颂、所敬仰!随着二千五百多年悠悠岁月的流逝，与季子相关的史料遗迹大多已湮没消失，现在所能找到的仅是片言只语的残缺信息和颇具争议的一些历史遗迹。为了更好地了解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了解季子的水平轨迹，本文拟对季子的封邑、躬耕地与祠宇、墓葬等相关史料作一初步的挖掘、整理和考证，以求为研究和认定季札的封邑和遗迹等考证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或有用的证据。
延陵邑、延陵县、州来、朱方及淹城
季子延陵封邑：《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但司马迁并没有说明何年何月由何王封季子以延陵采邑?因而后人对此颇多猜议，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只好搜寻书山，勾沉史海，摘录前贤所载，以求相互佐证，寻找真相。
延陵为春秋时季子封邑，《吴越春秋》载：“诸樊......将死，命弟馀祭曰：必以国及季札，乃封季札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咸淳毗陵志》【卷一.地理志】载：“周灵王二十五年甲寅(前547年)，吴王馀祭元年，季札封于延陵”。《江苏省志.人物志》载：“馀祭元年(前547年)，封季子于延陵邑(今江苏常州武进、江阴、丹阳一带)，称延陵季子。他是常州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延陵季子使鲁。”《史记.晋世家》载：“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吴延陵季子来使。”西汉.桓宽纂《盐铁论.论儒》曰:“阖闾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王充《论衡.书虚篇之二》“夫季子耻吴之乱......去之延陵，终身不还。”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置延陵县，属会稽郡，汉高祖五年(前202)改为毗陵县。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南宋《舆地纪胜》、清《读史方舆纪要》均有记载。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毗坛。”唐.颜师古《通典》载：“毗陵，旧延陵，汉改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常州】载：“秦并天下，置会稽郡，延陵等四县具属焉，西汉改旧延陵为毗陵县。”南宋常州知州史能之纂《禹贡》载：“扬州之南境，周封吴国之西垂，延陵季子之旧邑，至汉改曰毗陵。”《元.大德毗陵志》(刘蒙纂)【叙州】载：“常州，毗陵郡，今治晋陵、武进两县，于天文为须女之分，三代夏禹王时扬州之西境，春秋时属吴季子采邑，名曰延陵。”《清(道光)梅里志》(吴存礼纂)【人物】载：“吴公子札，寿梦第四子，封于延陵。”据以上所载，可以确认季子封邑延陵的时间是在吴王馀祭元年，即公元前547年，其封邑范围大致在扬州以南，吴国西边，包括今常州武进、镇江丹阳、江阴和无锡的部分区域。综合其它史料推算，季子从延陵封邑至吴王夫差被越灭国(前473年)而失邑，存世时间仅75年;之后越国即被楚国所亡，而楚国又被秦国所灭，秦王政二十五年，以春秋时季子采邑所属延陵旧地建置延陵县。
那么何谓延陵?延陵之地理位置在今江阴澄西至常州一带，从地貌上看，因此处丘陵绵延不绝，故里人称之为延陵，这就是季子封邑得名的由来。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志》【江南道.晋陵】载：“春秋时晋陵，汉之毗陵也，后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本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据此而知古延陵汉时改毗陵，后又改称晋陵，因隋文帝杨坚灭陈后主陈叔宝，改晋陵之名为常州而沿用至今。延陵是今常州见著史籍的第一个名称。也是吴氏“延陵郡”郡望的由来。
2、江苏的两个延陵县：据清.顾祖禹《方舆纪要》载：“延陵古城在今丹徒县南三十里，古之延陵即今常州是也。”据《江阴志》(1992年版)载：西晋初，已从毗陵分析另置暨阳县，南朝梁时改为江阴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史为乐主编)【延陵】篇中载：“(1)古邑名。春秋吴邑，即今江苏常州市......西汉置毗陵县。(2)古县名，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分曲阿县之延陵乡置，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南三十五里延陵镇，属毗陵郡。隋开皇九年(589年)移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属江都郡。唐武德三年(620年)改为丹徒县，并于今丹阳市西南延陵镇复置延陵县，属润州，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废。”《中国历史大词典》载：“延陵，古县名，西晋泰康二年(281年)分曲阿县之延陵乡置。或因春秋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此地为其采地所及，因而得名。在2001年出版的《丹阳古今》引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延陵(此处指丹阳之延陵)，东至润州(今镇江)一百里，因季子以立名。”“季子所居在毗陵，然今县北(指丹阳之延陵)，有季子祠，或当时采邑所及，故名延陵。”《丹阳县志》(1992年版)“常州武进之延陵县，为季札封邑，即今常州。丹阳之古延陵为西晋重置，北宋时废，部分并入丹阳。”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江苏省两个延陵的建置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丹阳县志所载已相当清楚。历史上，西晋泰康二年所建置的延陵县(今丹阳)在时间上要比春秋吴季子的封地延陵邑晚800多年，比秦始皇在季子旧封邑上所建置的延陵县也晚了503年。其历史沿革脉络清晰有序，充分证明其一为春秋时期季子封邑，一为西晋时所置之县，名重而实不同，所以此延陵而非彼延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3、季子封邑州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中记载：赵文子问屈狐庸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虽然他问的是季子今后是否会当国君的事，但说明在此之前季子已获封州来为其采邑，所以才冠称“延州来季子”。《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载“吴子.....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东汉.王符纂《潜夫论.志氏姓》曰“季札居延州来，故氏“延州来季子。”宋.程公说《延州来辩》“延陵为季子封邑。及季子让国之延陵，吴人尊礼焉，以楚州来加其封邑。春秋疆场彼此所属无常。《左传》曰'延州来季子’，明季子并食二邑意者。”“季子吴之望，州来吴楚之要境。吴以是封季子，示重吴而制楚，义或有焉。”其说确实甚有见地。《地理志》【沛郡下蔡县】云：“古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人取之。至夫差，迁昭侯于此。”说明此前季子的州来采邑，已因吴楚之间的几次拉锯战而导致季子失邑。至王僚再次占领州来后，其所辖权已收归国君手中，所以到了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夫差才能迁蔡昭侯于州来，遂改其名称为下蔡。
细阅有关州来的记载，显然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如赵文子问屈狐庸关于“延州来季子”的事，这说明季子获封州来的时间应在公元前542年之前，而在其治下的时间也不长。据《左传》记载，吴楚争夺州来的战争共有三次，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发兵败楚占领州来，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吴王馀昧发兵败楚，又夺回州来，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吴王僚败楚最终占有州来。
从以上所载来看，吴王馀祭在公元前547年封季札以延陵是史有其载的，但却找不到同时赐州来为其采邑的记录。或许是在此后不久，吴王把州来赐给季札也是有可能的(假设其时州来还在吴国手中，但缺乏相关的证据)。不过，从世人称季札为“延州来季子”来看，在公元前的543年之前，吴王应该是有赐州来为季子采邑之事的。否则，公元前542年，屈狐庸访晋，赵文子何以称季札为“延州来季子”?所以其获封邑的时间肯定比赵文子问话要早些，世人方能称其为“延州来季子”。只是后来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拉锯战，使州来国几次易手，直至最终为吴国所占有。由此可推知季子“采邑”州来只有十多年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46-533年左右，其后州来又被楚国所占领。所以才有后来(公元前529年)馀昧王占领州来之战，之后州来又被楚国夺回，直到公元前519年吴王僚再次与楚国交战，最终占领州来，并将州来收归于吴王手中。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迁蔡昭侯于州来。
春秋时吴国的朱方邑：关于朱方，《史记.吴太伯世家》“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获罪，自齐来礶吴。吴子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吴地记》载：“朱方，秦改曰丹徒。”这证明了朱方(今丹徒)在春秋时并不是季子的封地，而是吴王馀祭赐给庆封的采邑。
5、淹城应是季札的治所: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地传》载“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南宋《咸淳毗陵志》“淹城，或云古毗陵城”。明洪武十年《常州府志》“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明确指出为吴季子所居，但又说是古淹君地，显然有点自相矛盾。)《太平寰宇记》云：“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陆。”综上所载，可以证明春秋时延陵封邑中心区域在今常州，古淹城(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淹城村)应是延陵邑治所的所在地，是吴季子的居住和治理封邑之所。现在淹城遗址内还有相传为当年季子坐船上岸的汲水码头和季子亭的遗迹，在常州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有关季子与淹城的传说故事，这些遗迹和流传几千年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春秋历史的佐证。
古淹城地貌分为子城(王城)、内城、外城为三重，并筑有一道外城廓，城墙外环绕着三道护城河(惜子城河今已湮没为农田)。是国内目前保持最完整的春秋时期古城遗址，历二千五百多个春秋而仍然保持着原地貌而存世，这实在是太珍贵、太难得了。而其独特的筑城形制和科学的设计，实乃世所罕见。淹城优美的宜居环境，科学合理的结构布局和城廓防御体系让人为之赞叹!充分体现了季札公匠心独具的筑城和居住理念。其高超的规划水平，让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人，仍不得不为之叹为观止，钦佩不已!
关于淹城的历史，至今众说纷纭，关键是传世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少，只能对其大胆推理，严谨求证。据传淹城的成因，是周公旦在周成王二年(公元前1045年)率兵平定管叔、蔡叔、武庚的“三监之乱”，之后又扫灭参与叛乱的奄、徐等东夷诸方国，奄国人被迫四处离散，奄国国君则带残部逃到江南，在今常州武进境内凿河为堑，堆土为城，是为淹城。但此说似乎过于牵强，也不合乎事实真相，因为早在公元前12世纪中期，周国的嫡长子泰伯让王位，奔荆蛮，开梅里，创建句吴国，经过几代君主的开疆拓土，其疆域已达宁镇等地区，常州其地紧挨着无锡梅里，为句吴国的腹地。到周武王伐纣灭商，分封诸侯，寻泰伯后裔，封句吴国第四代君主周章为吴国国君，吴国始进入周王朝的版图，其时无锡梅里尚是吴国的王城，所以，周公旦平叛灭掉奄国后，奄君是不可能南逃到吴国腹地上的，也不可能在吴人的地盘上来构筑淹城的，所以此说难以成立，只可能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之说。也有传说说其是春秋末奄国的都城，这或许是真实的，但其时间应该是在越王勾践灭吴之后，甚或是在楚国灭越国之后才发生的事，是要晚于季札筑城好几百年。再者，从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来讲，淹城处于季札封地延陵邑的核心区域，至越王勾践灭吴之前一直属于吴国疆域。所以，淹城应是季札在延陵封邑上为自己营造的居住之所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明洪武十年《常州府志》有与其相关记载)，其筑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45-540年，即季札受封延陵邑之后不久。只是吴国灭亡后，季札的封邑延陵即被越国所吞并，越被楚国灭国后，又被楚国所据有。后来所称的淹城，很可能是被楚王赐给了奄君(此奄君很有可能是周公旦平叛南逃的奄国国君的后人，在楚国立了军功或得到楚王的赏识，故赐其季札旧居之地，而他为了纪念逝去的故国，就把季子的旧居改称为淹城，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论。)其时间大约在战国初期而非春秋之末。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我所推论及见解也许有些另类，但可能会给有兴趣研究古奄国历史的同好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思路和线索，或许能有所收获。
二、季子躬耕处
据《续汉书.郡国志》(西晋.司马彪撰)载：“季札躬耕处，芙蓉湖西马鞍山下”。又云：“芙蓉湖西，季札逊耕于此。”以上记载均指明其地理位置在芙蓉湖的西边。
“芙蓉湖”又称“三山湖，”或名“上湖”、“射贵湖”，为古五湖之一。其大致位置在今无锡、常州和江阴三地接壤处，“芙蓉湖”西(在今常州市郑陆镇吴下桥、翟家村一带)。古“芙蓉湖”因宋室南迁，导致江南人口激增，以致粮食供给紧张，南宋官府遂引水入江，围湖造田，遂导致其湮没消亡，成为一片平原沃野。
“马鞍山”在《毗陵地方志》中称“马凹山”，传说舜帝曾经驻跸此处躬耕，故名“舜山”又名“舜过山”。马鞍山是幸运的，竟然先后留下了舜帝、季子两位圣贤在此躬耕的遗迹，实为中华古代躬耕史上的一段佳话。不过舜山应该只是季子的躬耕之地和体察民情之处，相传季子在此躬耕时居住在舜山山麓的方前村(在今申港镇南)，但方前也并非其长居之所。因为他毕竟还要管理整个延陵封邑的诸多事务，这只有在封邑的中心治所才能做到，而舜山与淹城两地之间的距离并不远，车马往返其间还是挺方便的。
三、季子祠宇与墓葬
季子墓最早见载于东汉.袁康《越绝书》，其卷二《外传记.吴地传》曰：“毗陵，古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城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何为墟，既大丘，坟丘也，此处指季子墓。)三国.魏《皇览.季子墓》载：“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皇览》是中国类书的始典，三国时王象、刘劭等为魏文帝所撰)明确地指出季子墓具体位置在毗陵县暨阳乡(即今江阴市申港镇)。《史记》太伯世家注“季子冢在暨阳西，孔子过之，题曰：延陵季子之墓。”《江阴县志》载“汉初在江阴申港建有季子祠，祠内有孔子书十字碑，后渐湮没。北宋常州太守朱彦重刻十字碑于墓上。”这充分证明了在汉朝初年(公元前220年左右)甚至更早，在申港就已经建有季子庙，在三国之前已有季子冢，香火延绵不绝。晋朝晋陵太守殷中堪《延陵季子碑铭》“虽复世经五代，年积千祀，而坟垅勿剪，庙宇常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江南道.常州.晋陵县》“晋陵县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本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宋.《咸淳毗陵志》【延陵季子庙】载南朝.山谦之《丹阳志》云：“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博落城，西庙在润州曲阿。”此处所谓晋陵东郭外，应是指当时晋陵城(今常州市区)东门外水门桥西的季子庙，既《咸淳毗陵志》卷十四“延陵季子庙”条所载的：“一在通吴门内铁冶巷(即东郭庙)，一在天庆观东。”也就是说，该东郭庙是官府所营造的季子正庙，但其庙后的季子墓应只是季子的衣冠冢，均是为了方便每年春冬官府祭祀圣贤季子所营建。南宋时，平江知府赵彦橚以其破败，遂移建于文笔塔东，(即今红梅公园内。)至于季子真正的墓冢所在地申港的季子庙，应是季札逝世后，其后裔为祭祀而建立的家庙。吴国灭亡时，季子次子征生远避鲁国，族人亦四处逃生，致使季子墓庙荒芜。直致北宋，青田县尉吴原幼子吴梓，于庆历间迁归江阴申港，成为守墓支祖，才使奉祀季子的香火得以延续。宋崇宁间，太守朱彦在《延陵王墓碑记》中写道：“考太史所书历代地志通典图经，得其详矣。又得其所谓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港之侧，曰暨阳乡，而暨阳隶属于今江阴县，乃属令赵士淝者访之，得大冢于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傍有季子庙，与史记地志通典图经合。”《常州府志.艺文》【常州路重修季子庙记】(元.瞿如忠撰)曰：“按《常州志》润之延陵，实非古也。古延陵有晋陵县，墓在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世传圣人书'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名十字碑。”明.顾士登《毗陵高山志》卷二《风俗》载：“乡人每至四月十三日，相传是季子忌日，男妇空巷，俱登其墓，竟日夜，谓之坐夜。”清康熙皇帝曾到申港瞻仰季子墓庙，并题写“让德光前”匾额。据无锡《吴氏大统统谱》季子墓图考载：“季子墓在无锡县东北江阴暨阳乡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港之侧，《毗陵志》公子札墓在县北七十里申港，明《一统志》亦云在江阴县申浦，南距武进县七十里，《通典》注：晋陵申浦有季子墓，唐开元三十五年命殷仲容摹刻孔子所书十字碑。”以上所载，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真正的季子墓和季子庙确实是在江阴县申浦西(其地在今江阴申港镇)。
至于丹阳九里季子庙，始建年代不详，应在汉代，与江阴申港季子庙建造时间相差不远。据元朝《至顺镇江志》卷八《庙.丹阳县》载：“嘉贤庙，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子庙也，不知何时所立。东汉会稽太守第五伦毁之，其后更复。”《舆地志》曰：”延陵，即季子采邑，土人为之立庙。”(其实，以上两例所载已经证明：1、太守第五伦因其非正而毁之，2、因丹阳九里是季子采邑故地，当地土人为之立庙。)而在《丹阳县志》仅载“在汉代有季子墓碑及祠庙，”总之，丹阳九里季子庙，即便是建于汉代，其成因很有可能是留居当地的季札第四子，吴子玉的后裔为纪念和奉祀先祖季子公所建。南朝.山谦之《丹阳记》称：“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县博落城西，西庙在即此是也。昔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禁非正之祀，宜归于一，故唯存南庙，而二庙被毁。其后，人间悉更复之。......至永初中(公元420-423年)，南庙被毁，遣碑于西庙。”这说明东汉建武初(约在公元25-35年间)会稽太守第五伦，在禁非正之祀时，认定南庙为正祀，所以将北庙、西庙均毁掉。南北朝宋武帝时，南庙毁于战乱，故而把孔子手书的十字碑(石碑构件)遣送并存放于西庙，暨丹阳九里季子庙中。此后虽然晋陵季子庙(南庙)又得以修复，但该十字碑却一直竖立在西庙(即丹阳九里)至今，并没有归还给南庙。这就充分说明了丹阳九里季子庙里之所以拥有十字碑，是在晋陵季子庙(南庙)被毁之后，因搬迁原南庙的十字碑到丹阳九里季子庙保存所致。此碑的前因后果和归属是十分清晰的，同时也证明了南庙才是正祀。
丹阳九里虽遗有从南庙搬去的孔子十字碑，但其墓冢并无形体。所以说丹阳九里即使真建有季子墓，也只是季子后裔为方便祭祀所建的衣冠冢。这并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测，在古老的姬吴家族中是有先例可循的：如陕西武功、山西稷山均筑有姬吴始祖后弃之母，姜嫄圣母的庙和墓，陕西彬县也遗有姜嫄墓，但血棺墓毕竟只有一处，其它两处只能是衣冠冢;再如泰伯血棺墓在无锡鸿山，但在苏州灵岩山也筑有泰伯的衣冠冢，丹阳季子墓很可能是与其类同的墓冢。明《丹阳县志》载：“季子墓，正统十年(1445年)乙丑二月，正殿毁(指九里季子庙正殿)，知县召衡、耆老周彦广等修建，启土见棺而止，遂建殿于墓上。”(引者注：不知该知县所见之棺与墓究竟属于何人?是不是季子的衣冠冢?其时并无明辨。再者，他为何要建季子庙于坟墓之上?这似乎不合于传统规矩和礼制。再者，天下也不会有哪个姓氏的子孙，会把自己的祖墓建在祭祀祖宗的祠庙的下面，让世人踩踏其上的?)所以，九里季子庙里地下所埋的季子墓，其说值得商榷。
综以上所载，将江阴申港与丹阳九里季子庙作客观理性的比较，就明了江阴申港季子墓祠的历史因由和其季子血棺塚所在地的相关史实记载。其实，早在北宋崇宁间，此事就已经有了明断，当时常州太守朱彦“访季子祠庙，辨曲阿延陵之非古。”并认定“江阴申港西的季子墓、庙与史记和历代地志、通典、图经相符合”其墓就是季子坟冢。1950年，无锡吴清如宗贤在总纂《吴氏大统宗谱》时所撰《九里镇季札公墓庙考》就明确指出：“族人辄以季札公两墓来相辨质，实则衣冠冢出自古礼，庙祀瞻敬不限一地，且申浦与九里镇之封植先后判然，其何疑之有。”我们现在，实在没必要再去作无谓的谁真谁假之争论。当然，丹阳九里镇之季子庙，是宁镇地区和常州等地吴氏后裔奉祀先祖季札公的替代的重要场所，至今去瞻仰拜谒的人仍络绎不绝，其庙会和祭祀等传统习俗影响深远，而其悠久的历史遗留和深厚的文化沉淀，更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认真研究。
至于孔子是否为季子墓题写过“十字碑”铭，东汉袁康《越绝外传记卷十》就载明孔子“尝历吴至越”，袁康是相信孔子到过吴国的。晋.陶潜《季札赞》“夫子戾止，爰诏作铭，谓题有吴延陵君子。”陶渊明对孔子题十字碑，也是赞赏和肯定的。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撰《群书治要》称：“吴王夫差闻孔子与子贡游于吴，出求观其形，变服而行，或为人所戏伤其指。夫差怒，发兵索于国中，欲诛其人。”他们也相信孔子与弟子们是到过吴国的，其时，夫差甚至连杀孔子的心都有。正因夫差对孔子的不敬之举，所以才导致有后来孔子遣子贡进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越霸”的穿梭游说之活动，对越国灭吴起了关键性的战略推动作用。元.郑豹《衍极并注.学古》“今孔子书传于世者，比干盘铭、季札墓碣。”也是肯定比干盘铭和季子十字碑是系孔子所手书的。明.张衮《嘉靖江阴县志》卷二《古迹.十字碑》曰：“衮今据《延陵乘》载孔子铭墓之事云：“周简王口年，(作者注：应是周敬王)孔子因适楚，舣舟春申港，闻季子墓在，于是登岸，瞻墓再拜，铭之而去。”此载详细说明了孔子瞻拜季子墓和题写十字碑铭的经过。
综上所载，有关孔子十字碑的来历，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传必有自和有依可据的。在历史上，历代帝王对孔子十字碑也是十分重视和宝而贵之，并不断对十字碑加以临摹重刻，这就说明了历朝历代对十字碑均是持肯定态度的。文人墨客们也留下了许多赞颂十字碑的诗文辞赋。所以我们应对季子墓十字碑的真伪，持信古而存疑的科学、客观的态度。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或有新的考古证据之前，就应该相信其是孔子手书的真东西，这既是史学界的成规，也是对历史、对圣贤与祖先应该秉持的一种尊重和崇敬的心态。
结束语：季子是我国春秋时期最杰出的人物，是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文艺评论家，是常州和江阴地区的人文始祖。司马迁《史记》中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他一生道德高尚，厚德礼让，恪守诚信，志趣高洁，是泽被后世的一代圣贤，是延陵吴氏“源周绍吴”(源于姬周、承续句吴)继世之祖。其德行操守流芳千古，为古今历代名贤和百姓所景仰和垂颂!
谨以晋代殷仲堪《延陵季子碑铭》所句：“退耕原野，轻千乘于鸿毛，易大业于脱屣”，“圣贤虽远，神想可通;影迹虽减，风趣不泯。”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平时对季子历史和遗迹少有研究，本文是应泰伯吴氏祖地宗亲联谊总会吴立兴会长的嘱咐而写的急就章，限于水平，又系临阵磨枪之作，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仅以抛砖引玉，供同好者参考。文中所引所论，均基于据史而论，客观而叙，仅代表个人的管见，敬请专家学者和宗亲们批评指正。
作者系浙江省百姓家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吴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
2020.12.31修改定稿于场桥寓所之听雨轩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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