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学校，那些学生们
文|覃炜明
1982年，我从梧州地区八步师范学校进修化学结业，回到我所在的家乡——苍梧人和。当时人和公社为了方便山区孩子上学，在岭脚片建立一间初级中学——岭脚中学，我被安排到这间学校“开荒”。
在岭脚中学做老师时候的工作照片。当年照相师傅在哪里？露个脸啊！
我在这间学校，先是担任过一个学期的化学老师，到新生入学的时候，我担任821班班主任和两个新生班的语文老师。一年以后，当时人和中学开办一个“重点班”，陈泰生校长邀我担任语文老师，我下半年即离开岭脚中学。
我非常怀念在岭脚中学的日子。因为在那个当时叫“狗屎忽”的山头，我不但倾注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老师的全部激情与汗水，自己也勤奋写作，在当时的《广西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老侄嫩叔》和第一篇散文《碎光》（《碎光》成为我后来的散文集的书名）。我先后三次著文，忆及我在岭脚中学教书的日子。
我在师范学校学的是化学专科的课程，但是我站到讲台上讲的是初中的语文。我每天早上都会拿一本《唐人绝句精华》到学校后边的山上，将读过的所有唐诗背诵一次，然后再读一首新的唐诗。有学生回忆岭脚中学读书的时候，专门写了她当时的这个“发现”。
那是我工作时间最短，但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教学相长”的地方。所以当我在广东接到几个学生的电话，希望我春节回去参加他们30年后的聚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年初四，天气特别暖和。我从梧州市区驱车前往50公里外的岭脚镇，路上不断有学生打来电话，询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问他们的名字，报过来的那些名字我已经基本记不起来了。及至赶到镇上一间饭店，首先看到的是当时的副校长莫强，还有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位老师。
莫校长走路不太灵便了，但是精神尚好，那位老师样子还是当年模样，只是皱纹已经爬到了脸上。他们都已经是退休的人了，好在我近些年回乡，都先后见过两位当年的同事，所以他们样子虽然变了，但是我不显得突然。
倒是和我一一打招呼的学生，我真的已经叫不出几个人的名字了。当年的少年，早已经是经历岁月的中年人。男生脸上有些沧桑，女生身材有些臃肿，他们当年脸上的那份幼稚、那份童真、甚至是那份顽皮乃至羞涩，早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勉勉强强叫出了几个人的名字，高兴得他们几乎大呼小叫。组织这个活动的一个叫“阿光”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年里在镇上贴出相聚的告示，到今天参加活动的同学大约有40多人，而到来的老师，除了我和后来接任我的语文老师，就只有莫校长和那位和我非常要好的英语老师了。
莫校长告诉我，当年的老师，有好几位已经仙去。他自己也已经77岁，踏入古稀之年了。我从莫校长的语气中读出了他对这个聚会的期待。其实我也是对这个聚会充满期待，不然就不会从千里之外赶回这个在我工作经历中只能算是匆匆过客的地方。
当年的青涩少年也成为有点臃肿的中年人了。
午饭开始之前，我们先去重游校园。同学们准备了两株罗汉松，说要种在母校的校园里。两株罗汉松都扎上了红绸，用汽车载着，由叫阿光的学生举旗在前边开路，浩浩荡荡往校园进发。
一路上我回想着在岭脚中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在“狗屎忽”刚刚建起来，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级，分别安排在两座四间瓦顶的教室。一栋瓦顶的教师宿舍和一座同样是瓦顶的学生宿舍，加一个建筑在河边的饭堂，就成了学校的最早的设施。
我接收的821班新生，有的是在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乡村，如大隆、思太、丰田……我看到他们的家长背着大约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的床板（学校要新生报到时候自带床板），满头大汗出现在我这个老师面前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和朱自清的父亲相比，我们这些学生的父亲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像朱自清这样的孩子，能够留心发现父亲的“背影”，这些父亲们的辛苦，他们对孩子负出的那份爱，没有人为他们做文字记录。
可能因为我有这样思考，所以当我后来修改学生作文的时候，每次看到学生写到一些发现生活的细节，总是特别的兴奋。有一个学生，她在作文中写到莫校长为了维护学生排队等热水的秩序，自己蹲在地上，寒风冷雨中只好把双手摸着热水管取暖。我把她的作文当做范文，在班上阅读。我还推荐了一个学生的作文到当时的《梧州日报》，在副刊上公开发表。
曾经是一片黄土的校园，现在校舍建设早已经见缝插针。当年老师和学生种菜的菜地，早就建起了教学楼、实验楼、老师学生宿舍楼；几株古樟还在，但是感觉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冠都变小了。倒是当年我批评一个学生的时候，记得她曾经靠着的一株小小的苦楝树，这株苦楝树现在已经长起了高高的树冠，树干也已经有一尺多的直径。我估计樟树变小，一定是因为周边建起了房子，没有了当年的空旷，形成了视觉上的错觉，因为没有理由树会越长越小的吧。
岭脚中学是我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学校。我曾经设想要建设一个校门，用鲁迅的手书并合出“岭脚中学”几个字，显示学校的文化。现在我曾经计划修建校门的地方，正是我的学生要种植罗汉松的地方。几个男生挖好了土坑，把罗汉松摆好，在录像机的见证下，请我和莫校长为罗汉松培第一楸土，培土以后，又由我们为树身系上红绸。
我不知道莫校长的感受如何，我作为一介布衣，也只有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能够享受这样领导般的待遇了。加上那天天气暖和，给罗汉松系上绸带以后，我们已经是满头大汗。
毕业照里虽然没有我，但是我一直珍藏着这张学生的毕业合影。
好像知道我迟早会离开学校，我和学生早在入学第二年就照过合影。
在学校的会议室，我们举行了简短的团聚会。主持会议
的阿光，简单说起了这次聚会的先后情况，莫校长宣读了他准备好的发言稿，我回忆了在学校的几个细节，包括我当年做老师时候多多少少的年少气盛。
说实在的，面对这一副一副已经显得有些苍老，但是依然不失质朴的面孔，我内心此刻更有一种惭愧。因为我在这里虽然倾注了激情，但是毕竟时间只有一年。而且，可能是因为这里当年条件过分艰苦，所以在另一间中学对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对我心存崇敬的孩子。
那天的午饭，我在饭桌上把我带来的散文集《碎光》送给学生，并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有同学一声一声唤：“谁还没有领到老师的作文的？请来老师这里领取。”学生领到《碎光》的那份恭恭敬敬，我俨然就是当年那个正在批改作文的语文老师。
我这个时候想，进入21世纪我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恐怕就是将这一本我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版的散文集，留下了若干本，让我面对这些早年的学生的时候，能够用零零散散的文字，向他们报告我后来的若干人生的思考和轨迹。
2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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