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命运的几个人
文|覃炜明
人生的命运，有时候是因为遇上了另一个人而出现改变。我由农民的儿子变成了职业记者，也因为这些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
“老乡”
我和“老乡”住在左边挂红纸的窗口的房子里。
“老乡”姓李，是我们的大队长。之所以叫他老乡，是因为他当过乡长，老百姓喜欢这样叫他。实际上，我接触“老乡”的时候，他是大队的大队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老乡人长得高大，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在老百姓心中，老乡很温和，温和得甚至缺少一点原则，因为他对谁都很温和。在那个年代，温和可是没有原则的一种表现。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老乡”虽然早在土改时候就当了乡长，但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然只能够做大队长，他的上边是大队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只能够说是千人之上，一人之下吧。
我自从初中毕业做了农民，实际上就没有多少时间接触“老乡”。他是干部，我是老百姓，见他经常是在会议上，听他讲话，喜欢“啊嘛——啊嘛——”的，我估计他是借这拖延时间想后边要说的话。这在农村的基层干部中很常见。不过，因为“老乡”见人总是微笑，不像当时的大队一把手那样居高临下，我们还是喜欢“老乡”多一些。我记得当时因为把手电筒对着走夜路进村的书记照了一照，书记在一个路口把我等住，逮到学校里教训了一次，相比之下“老乡”当然没有让我们那么害怕和反感。
可能因为这样，当“老乡”要驻队并想到我家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位要与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官儿”。
我当时住的土屋，是我家刚建了三年的“新房子”，其实是我在几乎已经不能够住人的老屋前边用泥砖建立的横厅，共四间，我和同样是初中毕业就回家的哥哥各住一间，中间是客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条长板凳），另一边由我的继父住，他是生产队长。“老乡”就和我在我的房子里以曲尺的形状摆上门板，就成了“老乡”的床。
“老乡”经常早起晚归，或者开会，或者到村子里转。我那时候已经十七岁了，因为受到一个堂兄的启发，开始喜欢画画，所以也经常睡得很晚，不是对着油灯临摹一些连环画，就是看《薛仁贵征东》一类小说，这使得我和同龄的年青人有些不一样。也因为我喜欢和那些家里有一点小说藏书的人接触，使得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曾经不止一次提醒村子里的年轻人：“不要像覃炜明那样和村子里的坏人混在一起，那样将来做兵都做不了，没有前途。”
“老乡”对我看书好像没有制止，对我喜欢画画好像还很欣赏。那时候我的同龄人都迷于打扑克，一打就是一个通宵。我原来也曾经打过扑克，一样熬通宵，但是自从喜欢画画以后，我开始远离了我的伙伴。“老乡”每次夜里回来，看我还在画画，总是笑微微地看我好半天，他的眼里流露的是欣赏。终于有一个晚上，“老乡”和我熄灯聊天的时候，突然提议我：“你还是离开家里好，到外边去碰碰运气。”就在这一年，我报名去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民兵师，离开了家乡。一年以后，我被抽调地指挥部搞宣传，因为工作还卖力，领导高兴，想发展我人党，到我家乡外调，消息说，家乡那个书记知道我要入党，认为是“让他出去就管不住了”，没有同意。这使得我入党的时间推迟了十年。
到我经过高考，出来工作以后，我回到家乡，有传言说，因为我的“社会关系复杂”，支部书记早就把我打人了“另册”，其中不让我读高中就是防止我“管不住”的措施之一。是因为我离开了家乡，支部书记“鞭长莫及”，使得我能够“绝地重生”，跳出了“农门”。而我虽然没有办法了解当年“老乡”叫我离开家乡那句话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他的话的的确确向我“泄露”了天机，我就是听了他的劝告而离开了家乡的。如果不是有和他一段“同住”的时间，又或者不是因为他不怎么讲“原则”泄露了天机，我想我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还在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吧。
老俞
在老俞身边工作时候合影。站立者第一排左边第六人为老俞，站立者第一排第四人为本人。
老俞出身望族,父亲是广西省的主席(民国的)，如果不是历史的误会，我想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没有办法和老俞认识的。
那时候老俞被下放到苍梧一个公社当干部，我去了农田基本建设民兵师，知道他在这个公社。其实我早就听说过老俞的大名了，因为他土改时候就来过我们乡下，那时候他十六岁，乡下人曾经在不少的场合说起过他。而我看到老俞的时候，他头光光，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睛。人长得高，走路有些慢悠悠的，眼总是看前方。
我认识他，但是我一直不敢和他打招呼，因为谁知道他是不是高兴和素不相识的我说话啊。
我那时候已经在渠道指挥部下边的一个工地挖山洞，三班倒。晚上十二时上班，路上是厚厚的霜，白皑皑的。挖到早上八点下班，然后换了衣服，去街上转，这时候就会遇上在渠道指挥部做办公室主任的老俞。老俞的指挥部离我挖山洞的工地有几公里远，他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官之一了。我做梦都想不到能够和这样的官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住在指挥部的油毛毡房里。
因为我喜欢画画，当时在民工里有一些小名气。我曾经在营里的墙报画过一些宣传画，在渠道指挥部做办公室主任的老俞看过以后，就下了一份“调令”，要把我调到指挥部去搞宣传。不巧的是，我因为母亲病故满四十九天（农村习俗叫“满七”），没有请假（因为不可能请假）就回家了，营里的人反映到指挥部，说我不请假就回去了，不应该调我。我回到工地，知道这个消息，几乎是后悔不已！因为那时候这样的机会对一个民工来说，意味着转折，可惜我错过了。
我为自己的错过而惋惜。而就在我后悔不已的时候，有一天我挑完一百六十斤的水泥砖回到工棚，营里的一位熟人叫我去营部，她拿出了盖有渠道指挥部红印章的一张便笺，上边有两行写得很潦草的钢笔字，不太好认，但是我知道大意是经过研究决定调覃炜明到渠道指挥部工作，几号以前报到……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位熟人告诉我，通知是老俞下的，上边的字就是他的笔迹。老俞还和我这位熟人说，覃炜明不请假是一回事，我们要调他到这里工作是需要，和请假不请假不是一回事……
我带着老俞的字条走进了罗寨水库渠道指挥部的办公室，由一个挖山洞的民工变成了执笔杆的“书生”：画宣传画，写表扬稿，出墙报……这些我原来想都没有想过的工作，得到老俞的肯定和鼓励。他多次对别人说，我做的工作为工地墙报增加色彩——“图文并茂”，这是老俞说得最多的话。
在渠道指挥部工作不但让我有机会接触了像老俞这样的“大人物”,和他们一起打边炉吃猪杂，体会了农民的儿子以前没有办法体会的生活，更有意义的是在渠道指挥部工作为我后来参加高考赢得了复习的时间，让我顺利出线，现在当我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想到老俞为我职业记者的生涯做出的最早的铺垫。
尽管我和老俞在人生态度上现在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在走向社会的时候特别是在人生转折的时候受到他的影响是最多的。也许，老俞当初调我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很不经意的决定，会对一个青年的人生带来这样漫长的影响吧。
梁老师
1987年曾经和梁老师（右四）带领红烛文学社采风团到佛子矿采访。
梁老师其实不是给我上课的老师，我也没有听过梁老师的课，但是我还是叫他老师。因为他给我的影响一点不亚于那些曾经教给我知识的老师，他给我的影响是有转折意义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在省一级期刊开始发表小说的我，认识了从云南楚雄调回苍梧工作的梁老师。梁老师是梧州梁姓的后人，在东正路有“梁太史第”见证过梁家曾经的辉煌。不过，这种辉煌并没有给梁老师太多的幸运，倒是在他高中毕业参军以后，因为“有文化”而带来命运的波折。曾经和著名作家白桦同属于一个部队的梁老师，也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云南一个农场劳动。他回到苍梧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他的夫人没有工作，两个小孩才读小学，住在苍梧文化馆的一间办公室改成的宿舍里。在一楼只有五平方米左右的厨房里，他一边在看着我的文稿，一边在给煤炉上换蜂窝煤……这就是梁老师给我的印象。
客观地说，以我当时的文字的感觉，我并不认为梁老师的文字比我的好多少，但是有几点东西他绝对比我优秀，这也是我喜欢和他结起“忘年交”（他对我的朋友这样形容我们的关系）的原因。一是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对事物的判断有十分敏锐的眼光。这是我那个年纪的青年十分羡慕的，所以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喜欢叫他梁老师。这种老师不像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老师如何说，学生必须如何做，不然考试就可能不让你及格；梁老师的话 我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决定吸收多少。第二就是梁老师的写作态度，他每天写稿都几乎超过一万字。而且每一稿都复写几份，笔画也一点都不潦草，所以虽然梁老师的作品发表的几率并不是太高（特别是他的小说缺乏细节），但是我们仍然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因为一个近五十岁的人，有那样的写作热情，无论如何都是令我们十分敬佩的。
最使得我们佩服的是他的文学评论写得很不错。他不但在当时的广西文坛上“指手画脚”，他还为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发展指手画脚。我就是在他的“点拨”下，在进入梧州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组织了跨校的梧州高校文学社团“红烛文学社”并担任总干事，同时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而引起学校和社会的注意的。这不但使得我毕业以后被母校要求留校，而且梧州一间很有名的中学也希望我去做共青团工作（虽然因为其他的原因，这些都没有任何结果）。更重要的在于，这段经历改变了从来对社团活动没有多少兴趣的我。以后，我再不认为在学校里只有成绩优秀才是好学生，更优秀的学生应该同时是社会活动的能手。到现在，我已经不像当时那样，认为在学校里静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我对自己的小孩现在参加高校的社团活动也有了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毕业以后，我没有如期留校，但是我仍然以文学社总干事的身份，组织过大学生去一个矿山体验生活，出版了铅印的《红烛》刊物。这种锻炼无疑为我现在从事报纸的编辑工作，也提供了准备。记得我刚来广东的时候，实际是没有多少报纸工作经历的我，居然带了一批又一批进入报社工作的新人，因为有人认为，我“整合能力强”，“会使用不同的版面语言”。
我在梧州机关工作的时候，已经调到梧州的梁老师写了《李济深》的电视剧，二十集，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却筹不到拍摄的钱。后来梁老师委托我将电视剧改编成为连载小说，在报纸发表。我受到梁老师的精神影响，艰难地改编了几集，在报纸上刊出了三十多期。后来我突然工作变动，没有办法再把这小说改编下去了。这个堪称是梁老师的“生命工程”的事情现在已经不了了之。我到广东以后，梁老师曾经希望我找出版社出版《李济深》，他表示，只要能够出版，可以不署他的名字。我因为人已经不在梧州，对这件事的兴趣已经被广东工作的繁忙冲淡了。不久，知道因为长期写作积劳成疾的梁老师患上了肺癌，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回去看过他。回来不久，收到梁老师辞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沉重。
梁老师在九十年代退休，曾经去东莞和当地人合作长篇小说《血染抚仙湖》，写云南解放初期剿匪内容的，说是合作，其实是梁老师写，他东莞的朋友出钱。出版以后，梁老师还可以得到一笔补偿，当时梁老师的小孩在读书，要钱用，梁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忘我写作中积劳成疾的吧。
梁老师还委托我改写过烈士苏曼、罗文坤的亲人（梁老师的表姐）回忆苏曼、罗文坤的文字，分十几期发表在《梧州日报》上。我一直想劝说梁老师，既然没有钱拍《李济深》电视剧，拍苏曼、罗文坤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后者的题材不是很重大题材，限制没有那么严，投入没有那么大，容易拍摄，故事性也强，拍两集或者四集，可以填补梧州没有电视剧的空白，又可以为拍大题材积累经验……可惜，我先是离开了机关，后来还离开了梧州，这样的事，只能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在过想这些问题的位子上）。我想，如果我能够早一点提醒梁老师，以他的工作热情和圈内关系，可能梧州已经拍起了这不算太难操作的电视剧了。尤其是在二〇〇一年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梧州如果有一部反映中共在梧州的斗争历史的电视剧，对梧州的文化建设和提高梧州的知名度，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惜，都成为过去，至少，梁老师是没有办法圆他的关于梧州的电视梦了。
2008年
树有根，水有源。感恩也应该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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