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悄无声息向我传递出生活的温暖……
——覃炜明
音容笑貌总相随——回忆一位旧老板
文| 覃炜明
这张陈社长的照片，是从我编辑的《顺德视角》杂志上翻拍的，照片拍摄时间为2009年1月，陈社长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候发言。
所谓旧老板，指的是原顺德报社社长陈真泉先生。
陈真泉先生去世将近八年了。我这篇文字本应该在八年前写下来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写。原因有两个：第一，陈真泉先生逝世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字，叫《君子之交陈真泉》，作者是我老板的老板，文章写得很动情，让我读了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自卑，所以不敢和老板的老板比交情，而且我和陈真泉先生是上下级关系，很难扯上“君子之交”，所以几次欲写还休。第二，旧老板去世前，报社早就来了新老板，我想，在新老板面前谈旧老板，肯定避免不了说一些旧老板的好处，万一新老板不高兴，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这样那样的顾虑，也就把回忆文字放了下来。想不到，一放就是八年。
到今年，旧老板已经故去将近八年，我自己已经退休了，新老板也像我一样退出江湖了，据说连与旧老板“君子之交”的大老板也离开了炙手可热的岗位了，我想，这样一个时候，再不写写旧老板，时间就会冲淡记忆，自己的体力早晚也会跟心愿过不去，好多事将会变成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一个时候再不动笔，更待何时？
咬一咬牙，就有了这样一些文字。
回忆旧老板，当然要从怎么认识说起。
1999年，我从我工作的城市——广西梧州出发，到广东中山市谋职。之前我已经和中山日报社的多位领导接触，他们说愿意接收我到报社。又因为管新闻的副总是广西老乡，姓谭，他说，希望我到新闻部工作：而管副刊的领导是浙江人士，姓毛，他就希望我到副刊部工作。我兴致勃勃，准备回梧州正式启动离职手续。回来的时候，因为同行朋友说有一个老同事在顺德工作，想看看，于是在顺德下车，准备逗留半天。这位朋友的老同事名字叫陈列，原来是梧州地区歌舞团的副团长，后来到顺德，在文化局工作。陈列带我们参观钟楼公园。当时顺德刚刚被广东省定位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整个城市洋溢着一种蓬勃奋发的气息。我在钟楼公园看到阅报栏的《顺德报》，“率先实现现代化”之类的标题，文字像酒杯一样大，头版照片占大半个版面，显出一派趾高气扬，十足的不拘一格。在内陆做媒体习惯小心翼翼的我，看到这样高调、张扬的报纸，实在有点被颠覆三观的感觉。我于是和陈列透露：想和这个报纸的领导接触一下。
陈列说：行！你把简历留下，我帮你搭桥。“陈社长是宣传部副部长，我熟。”
回去以后大约四五天，我接到顺德报社办公室一个电话，说，我们陈部看了你的简历，如果你有意来顺德，请你过来面谈。
这个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正在等中山的回音，连夜坐大巴来到顺德，在陈列的陪同下，来到沿江北路118号，见到了大家口中称呼的陈部。那一天，沿江路一带的紫荆花，开得特别鲜艳。
这是原《顺德报》副总编陈关源提供的照片，照片上的成员应该为早年《顺德报》的领导班子成员。左三为陈社长。
那时候顺德报社办公条件不算好，整个报社只有陈部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看起来陈部年纪比我大一些，陈列之前和我介绍，说陈社长做过老师，又在宣传部呆过，后来到了报社，这个经历和我非常相似，“相信你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我们谈话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也有不共同语言。比如谈到我自己特别得意的作品（这篇作品叫《梧州，划出新时代的轨迹》，收入广西改革开放报告文学集《广西潮》，是记载梧州党的十三大以后如何大干快上的新闻述评，全文五千多字，刊登在《梧州日报》头版和《广西工人报》的头版，都是全版刊登，听说梧州市委书记读了全文举起拇指，说这样的报道才有力度），陈社长就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这些文章属于《人民日报》体，官员可能喜欢，老百姓未必喜欢。陈社长还说，《顺德报》属于地方媒体，不一定要高大上，但是一定要贴近市民。
后来我才知道，陈社长和我见面，其实印象不是很好。第一说我语言表达能力一般，“说几句就脸红，不像做过老师，更不像在宣传部做过科长，还上过上千人的党课。”第二当然是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当时已经42岁了，“不是很理想。”
不过，由于他面试结束时候，交了一个书面的题目给我，叫我回去后，把自己对《顺德报》的办报思考，按我的理解写一个文字出来，寄回给报社。据后来负责阅读处理我的这篇文字的陈关源副总说，正是这篇文字，让报社领导看到了我文字表达的能力，和语言表达实际大不一样。他把我写来的文字让陈部一看，据说他马上拍板：这样的人，我们要！当然，据说朋友陈列也为我曾经据理力争，和陈社长说，容易脸红的人诚实可靠，等等。
大约二十天，我就忘记了自己还在等待《中山日报》的回复，办理了调动，变成了顺德报社的员工。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顺德报社的收入，也不知道顺德报社会怎么安排我的工作，更不知道顺德的经济实力情况。完全是出于对办事的“顺德速度”的认同，对一个报社领导的直觉上的信任，当然也因为我那时候要离开梧州，已经有些迫不及待。记得当时请汽车把行李拉到顺德，原单位财务曾经说，车费由新单位和旧单位各报销一半。但是当时我把1500元车费的发票分两张送到陈社长手上，小心翼翼说有一张要带回去原单位报销的时候，陈社长把两张发票一手拿了过来，说，不要拿回去了，我们报。然后他飞快写上了“同意报销！”几个字。我当时就想，我遇上了一个不再斤斤计较的老板。
我一直不敢和陈部称什么君子之交，但是我内心一直对他怀有“知遇”的感激。这也是我八年后为什么仍然要写一写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我进入顺德报社，并不是当做什么主力安排工作的。办公室的桂姐找我谈话的时候，曾经明确告诉我，你在上边是领导，来这里要先做普通员工啊？我说我没有问题。我被安排到社会生活部，编辑一个类似副刊的版面，叫《生活空间》，每周一个版；还有一个版面，叫《人在他乡》，为外来工开的版面，半月一个版。而同时来的几个同事，分别安排到了新闻部，或者去编辑，或者做记者。当时总编助理邓俭曾经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新闻部？我说我不想。邓说，新闻部才容易出成绩啊，你知道做副刊很难做出成绩……因为我牢记着自己当时所以要尽快离开梧州，教训就是曾经做新闻后几条稿件惹得领导不高兴。我怕自己一旦做新闻，一下子头脑又发热，所以我坚持：做副刊挺好。
虽然我不知道，把我安排做生活副刊是不是陈部的意思，不过我对这个安排实际也很满意，甚至对陈部有“知我者陈真泉也”的满足。因为自己毕竟年纪大了，从体能来说不太适应跑一线熬夜班，而且从生活阅历来说，我比很多人丰富，适合做一些弹性较大又能够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版面。事实上我编辑的《生活空间》和《人在他乡》的版面，主动组织一些稿件，先后采写发表了二十几位顺德在生活上活得比较出彩的人物专访，在读者中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广州日报》和《佛山日报》记者很多采访线索要在《生活空间》的报道中寻找，如《生活空间》对坚持写了五十年日记的一个老干部的采访，《广州日报》记者和《佛山日报》记者找不到被采访人，干脆直接将《生活空间》的稿件改写、转载。而《生活空间》后期组织的讨论专题，来稿多，讨论话题切近生活，讨论生活习惯，甚至讨论穿拖鞋上街……每个问题用一个版讨论，有来论综述，有主题发言，甚至有观点对垒，有三言两语，当然也有相对的充足论述……这个本来是反映生活的版面，吸引了很多高层次读者参与，甚至有不少读者因在这个版面不断发言，经招聘进入报社，成为我的同事，也有几个读者成为我的好朋友，身份曝光以后发现，发现他们居然是一些岗位上的领导、企业白领。
作为一个普通员工，实际上我并不知道陈社长对我的版面的评价。不过我经常看到，值班领导把我编辑的版面拿给陈社长检读，那个时候他的眼睛会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光芒。又听说管新闻的领导，经常拿《生活空间》的版面做例子，做“小小拖鞋怎么样做出大专题”之类的启示。
做报纸不用熬夜，可以做出大家喜欢的版面，而且收入也不比一线的同事差太远，这是我进入顺德报社开始几年的“黄金时间”。那时候我和陈社长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接触，但是我感谢他的知遇，让我过上了一般普通员工也算体面的日子，我有写谁不写谁的自由，有弹性的作息时间，甚至有掌声、也有人民币。
实际上，陈部对一般员工，包括我，虽然没有很多接触，但是我发现他了解员工也有特别的渠道。媒体领导对一个普通员工的工作，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实际上不用费力，看他写的稿件，编辑出来的版面，完全可以一目了然。至于员工想什么？特别是下班以后做了什么？一般领导就不太容易掌握。顺德报社当时有一个内部交流的刊物，每月（有时候半个月）由编辑部编辑印发给大家，员工（包括中层）可以把自己每个月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对报纸甚至对自己的版面有什么思考，乃至业余时间了解到什么、读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都可以写出来，发给编辑部。编辑部再将这些文字发给社长和各位领导，让他们在上边做点评、批注，然后统一打印，发给员工交流。能够在内部交流登出来的文字，不但可以看到领导的评价，还可以收到一些稿费（好像比现在很多报纸登出来文字的稿费还要高），特别是看到老板的批注，充满激励、赞许，有时候还加上若干建议，不搞假大空，没有官腔、没有陈词滥调，我读到老板的批注，似乎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兴奋、激动、思考，有点像学生看到老师对一篇优秀作文的欣赏那样的激动。说实际，我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社长交流对话，所以我是每月必写一两篇文字，享受和领导的交流，接受领导的认可。有时候实在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就写自己读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同样得到陈社长的鼓励。
当然，对这样的管理方式，有些同事也有微词，认为陈部做了报社领导，用的还是做教师的办法，寻找为人师表的满足（甚至有人私下里叫他“顺德教父”），但是我没有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对不善于言辞而又喜欢动脑的我，特别合适，何况单位员工100多人，不是用这样的文字直通车方式，你怎么知道员工的思想？
当然，陈社长和员工交流也不限于书面的形式。他也会开大会，开大会全体员工参加，这个时候往往是他思考一个阶段以后，对报社的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想法，这个时候就要在员工大会上和员工分享他的思考。他的讲话逻辑性很好，而且有激情，有时候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印发给大家学习交流，我发现整理出来的文字往往也是比较流畅的条理也非常清晰的报告。这个时候我不得不佩服陈社长做过老师的功底，也明白他当初对我说话仍然有些吞吞吐吐，感到我不像登过十年讲台的人的原因了。
这是我刚刚进入顺德报社时候报社的正副职，中间为陈社长。图片由原副总编陈关源（右）提供。
实际上除了开大会，陈社长也会参加一些部门会议。大约2002年，陈社长提出报纸的副刊要转型，要有创收的任务，有经济效益，不能够白白送那么多版面。而社会生活部的编辑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对利用版面创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自己也就利用版面创收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皮与毛的关系”的观点，我认为如果过分强调利用版面要钱，报纸将没有可读性，利用版面搞创收，很容易会变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可读性将直接影响到报纸的读者认可，肯定影响到广告收入。实际上明眼人可以看出，我对直接利用版面创收是抱怀疑态度的。我看到陈社长一边在《学习交流》上肯定我的想法，一边专门抽时间到我们的部门听取意见。可能是大家也有些倚老卖老，实际上会议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陈社长的观点一个一个试图顶回去，意思就是利用版面创收不可行。其间陈社长要离开会议室，大家以为他要脱身，一个女同事（章蓓，已故）一把手拦住陈社长，说：陈部，你先不要走，听我们说完再走。陈社长面对这样放肆的员工，眉头一皱，说：“我没有走，我去屙尿（小便）得唔得？”同事把手一摊：得，得，得。大家哈哈哈大笑！
尽管我们试图阻止陈社长用版面直接创收的想法，但是2002年下半年实际上我们很多副刊的版面已经试图搞创收了。《顺德报》的所谓市场化，实际是在社会生活部的版面启航的。先是有副刊编辑承接了一个《容桂新闻》的版面，由容桂方面出钱，后来是健康版、教育版找一些学校，医院做收费专题，我自己也创办了一个《人力资源》专刊，和劳动局和人社局合作，又他们出一些经费发布人力资源信息。而我编辑的《生活空间》就利用策划专题，找相关单位配上广告，如一个关于“海外修学游”的专题，找到一家旅行社，在下边做了一个通栏广告。我认为我的创收方式和我提出的正确处理皮与毛的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修学游的内容大家喜欢看，而旅行社也特别喜欢在这样的版面投放相关的广告。
我编辑的《人力资源》专刊和《话题新闻》。
这一年承蒙领导信任，我还担任了专门编辑专刊专题的专题部副主任。后来改版，我还编辑《话题新闻》。我把这个版面形容为报纸版的“焦点访谈”，居然能够就“好房子的标准”之类展开讨论，引发商家的兴趣，直接给版面打来广告费。
尽管我对陈社长直接在版面搞创收的观点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创收方式在顺德很有效。这样创收不但开创了《顺德报》乃至后来《珠江商报》的新的营运模式，经营收入一下出现了新的亮点，使得后来《顺德报》应付改名和被佛山传媒集团收编的时候，没有出现经营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后来一位来自《佛山日报》的新领导和我说起《珠江商报》的版面创收成绩时候说，其实《佛山日报》经营模式很多参照了《珠江商报》和原《顺德报》的版面创收的模式，她甚至认为，陈部带出的报社的队伍，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和创收的自觉，“这是他对《珠江商报》的一大贡献。”
我知道并理解陈社长的决心，他所以在《顺德报》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的时候，做这样的经营开拓，是要借开拓创收新路子，将《顺德报》做大做强（2002年《顺德报》获得中国县级媒体6个第一）。要让《顺德报》在中国县域报纸执更多的牛耳，创中国报业五十强乃至二十强曾经是陈社长经常叫出来的口号。
图为陈社长(中）2003年带副总编陈关源和经济部主任蒙雁翔去复旦大学，找同学谢百三教授，召开上海股市投资高手座谈会，向他们约稿，办好《顺德报》新创办的“股评版”。照片由陈关源提供。
可惜事与愿违，2004年全国报业的整顿，《顺德报》被佛山传媒收编，先是断了财政的奶，接着是被更名为《珠江商报》（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不保留《顺德报》的名字），加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西祠胡同”事件（因为改名，工资迟发，有员工在《西祠胡同》匿名发帖，引发了对陈部和班子领导的攻击和争论），那时候我一下发现了曾经踌躇满志的陈社长内心的焦虑和彷徨。
虽然我也发现他在大会小会上表示，报纸被收编以后，要通过努力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而且“进中国报业五十强”的目标也没有动摇，但是他的棋子明显是有些迈得紧张的甚至出现了错乱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为了防止订报数量滑坡，当时发动员工自己订报，并利用个人关系尽量订报。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保证改名第一年报纸订数不减。但是靠这样稳定订报、数量肯定非常有限。第二，派出力量开拓顺德以外市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被另一个领导点名，担任了区域新闻部的负责人。招了七八个记者，驻点南海，开拓禅城南海市场，后来还延伸到高明三水，带着创收任务弄了一个《区域经济导刊》。另外因为报纸改名，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陈部再不是原来的搭档，佛山传媒集团也明确《珠江商报》不再设社长，只是设总编辑，陈社长变成了陈总编。我无法了解他当时的想法，包括选用副手的内幕，不过我就明显发现，每一次开会，无论是中层会还是开员工大会，他的眉头总是经常皱着。而我因为跑南海有一些建议，他也没有接纳。比如，因为当时《南海日报》改名为《珠江时报》，办成了都市报，大量刊发社会新闻、曝光新闻，使得里水、大沥等几个镇的政府部门都在抵制《珠江时报》，官员一度不愿意接受《珠江时报》记者采访，不愿意为他们提供采访便利。我建议《珠江商报》在这样的时候，在南海每两个镇设立一个记者站，抢占南海市场。陈社长对我的建议，没有采纳，但是就特别强调，《珠江商报》虽然改名，一定要立足顺德，根不能够动，服务顺德政府的宗旨不能够动摇。所以《珠江商报》在短暂的时间（大约一个星期）试图立足佛山发稿以后，立即改用大量版面向顺德回归：笔名表态《珠江商报》改名不改根，珠江商报永远是“顺德人的报纸”。这些措施虽然避免了《珠江商报》像《南海日报》改名以后一度经营上的大起大落，但是也错过了出击南海甚至更大的珠三角市场的宝贵机会。而就在2004年底，为了表明《珠江商报》立足顺德的立场，面对当时江苏昆山追赶顺德咄咄逼人的形势，《珠江商报》接受区委书记陈云贤的建议，派出采访组前往江苏昆山探秘。我领命参加了这个采访，发回来的报道得到当时区委书记陈云贤的赞许，将9篇报道以区委办公室文件名义，印发各镇街领导交流，而为了表彰这一组报道，陈社长签发了他任上唯一一次总编辑奖，给参与采访的三人(邓俭、马志良和我)共发奖金1万元。
9篇报道以区委办公室文件名义，印发各镇街领导交流 。
当时我去南海开拓市场编辑的专刊。
但是也许是因为铁定《珠江商报》“立足顺德”的原因，使得区域新闻部后来在南海、在其他区的开拓举步维艰。由于《珠江商报》立足顺德，本报没有劈版面刊登其他四区的稿件，而且由于两拨人马分别隶属不同的领导分管，稿件根本无法互通，而新创办的《区域经济导刊》失去主报作为靠山，四区很多希望争取顺德读者的信息没有得到在《珠江商报》传播，《区域经济导刊》的发行渠道也不通畅，几经努力终于无法打开局面。记得当时因为在南海采访，知道一些南海要对顺德后发制人的消息，我曾经在报社中层会议上提出，顺德要清醒南海追兵的可怕，记得陈部对我的提醒完全不以为然，说：覃炜明，你不了解顺德，不了解顺德老板……云云，我知道我这个比较“敏于事”而偏偏又不能够“慎于言”的人，再呆在区外，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我只好趁报社调整人事的机会，回到本部，接办一个专刊，名字叫做《商务周刊》，时间已经到了2007年。
在南海几年，虽然离开本部，反而和陈部的接触多了起来。首先是有些费用，每月要回来报销，因为审批一支笔，每一笔费用都要陈部审核签字。记得好几次他签字时候都会说：怎么没有餐费的？难道你不请人吃饭？怎么开展工作啊？后来我试图用公款请过一两次南海有关单位的关系户，但是请人吃饭始终不是我的强项，何况觉得自己部门创收效益太差，怎么好用公款拉这样那样的关系呢？第二就是出席单位的中层会议（有同事戏说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上朝”），往往是由参加会议的人员先汇报自己的工作，陈部再一一点评。但是这样的会议已经很难看到陈部有当年的踌躇满志了，连笑容都很少看得到，甚至连鼓励别人的语气都少了。经常是看到他皱着眉头，听完汇报，然后再皱着眉头讲话，讲得激动了，要拿出药片，抖着手用水送下去，把药片艰难吞了下去，接着再讲。有时候甚至听说他去了医院，会议开了一半，他才回来。
2004年7月28日晚，佛山市委书记黄云龙（右五）、顺德区委书记杨浩明（左四）、区长周天明（左二）祝贺《顺德报》更名《珠冮商报》。陈部（左五）当时显然还不乏意气风发。
很明显，陈部压力很大，很多工作，他明明这一周布置下去了，下一周问起来，居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进展的情况。他的身体、连同他的心情，明显差了。有一次去传媒集团，一位其他单位领导告诉我，在传媒集团上边，陈部的压力也不小。举一个例子，因为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顺德遍地黄金。那一年年底，大约报社经营任务完成不理想，那位自称”君子之交”的领导就在会议上说：陈真泉，你不是说顺德遍地黄金吗？怎么完成得这么差？（大意）。因为我不在现场，不知道这是不是原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一直踌躇满志的陈部来说，可以相信会是多么难堪的打击！
2008年，我接手编辑区委宣传部的理论刊物《顺德视角》。陈部告诉我，这是他的主意，说如果我同意停办《商务周刊》，就由周刊的团队接这个杂志，如果我不同意，就不接《顺德视角》。我同意接编《顺德视角》。而这一年恰逢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招汝基（顺德市老常委）、邓俭等计划采写一部反映顺德改革的书籍（《先行者的三十年》），要采访大批企业家。陈部知道情况以后，建议我随行采访，“稿件可以在《顺德视角》刊登，也可以在报纸刊登”。我听从了陈部的建议，参加了采访，先后采访了包括杨国强、梁庆德、陈伟德等20多位企业家、专家、学者，每一个专访用一个版刊出，版面视觉冲击力很大，社会反响很好。每一次专访发表以后，陈部都会把他接到的电话反馈的情况转达给我们，有时候在会议上未开会先讨论报纸的反响，甚至直接向我指派任务，下一个采访应该采访谁谁谁——这一年，他对我个人的欣赏也一下溢于言表，他甚至在一个会议上公开说：报社多几个覃炜明这样的记者，我就不用操心了。因为我一年完成近20个大专访，同时编辑了十一期《顺德视角》，他认为我工作自觉，一个可以当三个人使用。也就是那一年年底，他力排众议，把我推上了佛山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的领奖台。每一次见面，我都可以读到他眼中对我流露的赞许。
2009年1月，陈部把我推上了佛山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的领奖台。
不久，佛山传媒集团一纸文件，接替陈部的新老板来了。据说是因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陈部到佛山传媒集团，担任没有实际工作的副职。新老板保留了陈部的办公室，说：这个办公室永远为陈部保留。之后，虽然办公室在，但是已经很少再见陈部，而大约到第二年（2011年）5月，居然传来了陈部逝世的消息！
现在想起来，一直记不清和陈部最后见面的时间和情景了，只记得他的眼睛，传递出来的是鼓励，是询问，是信任。而这样的眼光，虽然已经消失了将近八年，但是回忆起来，仿佛现在还在眼前。
2019-2-27
作者简介：覃炜明，笔名微明、微鸣、丹顶鹤、何求，一九五七年生于广西苍梧县，现居广东顺德。已公开发表散文、小说、杂文、评论180万字。著有散文集《碎光》（2002 广西民族出版社）《活在吾乡》（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登“开卷”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5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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