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头几年因为接受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渐渐找回了自己。在经历了持续的、看似进展缓慢且迂回反复,实则可以称之为暴风骤雨般的精神分析的洗礼,我开始明白:自体重建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贯穿于整个生命的过程。
弗洛伊德认为记忆是一个流动的实体,随时间被持续改变、持续修改。
我对此深有感触。
01
作为北京学生支边三线的子女,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就是我们这一代从生下来就携带着某种注定回归的基因,我们天生肩负着一种使命——努力学习,考回北京!
这让我想到了青海湖的鳇鱼,一到初夏便开启洄游之旅,冒着被夏候鸟捕食的危险,九死一生,只为产卵繁殖,真可谓“向死而生”。
虽然这个比喻过于惨烈,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其实背负的是父母的理想,终其一生都在为父辈的愿望奋斗。小时候的我们经常爬上光秃秃的山眺望远方,发誓以后要永远离开这里,北京才是我们的家。
我们从未想过我们是否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诚然,我们厂大多数的支二代都通过高考离开那个青海的小山沟,在北京打拼,成家立业,并如愿以偿将父母接回北京。这也是父母最荣耀的时刻——我们终于回家了!
想到16年前母亲带着病重的父亲搬进了北京哥哥的新房,母亲说:“那是你爸最高兴的一天!”
我们从未想过这样的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但,这一定是父母想要的。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猛然惊醒:爸爸都不在了,我在北京奋斗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回京以后的老人们,同样会经历一系列的失望与失落,毕竟有几十年都没生活在这里,很多事情早已时过境迁。
他们其实更像是一个投奔亲戚的外乡人,遭遇各种人情冷暖,因为他们的户口早已不在这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投靠子女的父母更是有诸多心酸和不易。
我曾经一度诟病父母不应该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这是典型的自恋型父母的典型表现——将孩子视为自我意识的延伸,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可是后来我渐渐明白,父母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们终其一生也在寻找回家的路。
他们同样别无选择!
02
三线建设的历史我不在此赘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定年代内陆人群往偏远山区的大迁徙。从首都和其他大城市涌来的热血知识青年,打破了这个西北小山沟的平静。
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高原的黄土地上挥洒汗水,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当青春的热情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渐渐消磨殆尽时,他们就甘心吗?他们就没有一丝懊悔吗?
我想,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声呐喊:我想回家!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一批批北京学生陆续离厂,而那些没有参加高考,在这里结婚生子扎根的父辈就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
而作为外来“移民”的后代,我们有着同样的身份认同的困惑。
在青海的山沟沟里,我有着“北京人”身份的优越感,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骄傲地说:“我是北京人,我爸爸是北京的!”
小时候,每次看到新闻联播的开头,我和哥哥都会在电视机前指着屏幕激动地喊:“这是我爷爷家!这是我奶奶家!”
可是上大学以后,被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我经常哑然。你说我是青海人吧,可是我连青海话都不会说,你说我是北京人吧,可是我并不生活在那里。
其实按照生源地来说,我就是青海人,可是这又让我感觉极其别扭。
同样尴尬的是,即便工作以后我们留在了北京也只能做“北漂”,我们户口本上的籍贯是“北京”,但是我们并没有北京户口,我们的子女考学也成了问题。
为了孩子上学,我后来移居天津,出生在北京的女儿有时会问我:“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更加茫然。
03
我也是到了40岁才明白“归属感”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因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父辈都从未获得过!
在自体心理学中,科胡特将孪生体验视为一个人自体的第三种需要,即“从出生直至死亡,需要体验到基本的相似性。”
巴史克后将“孪生移情”重新定义为“归属感和被同伴接受的需要”。
这里的孪生体验就是一种归属感。体现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落叶归根”。
中国人对“家”有一种执念,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守着一方土地,建筑固定的居所,才能辛勤劳作,繁衍生息。
家,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庇护之所。但是,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动荡与迁徙在所难免。
所以,“无根”的我们注定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
写于2023年1月14日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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