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琴”、“野斫”的记载，始见于明人，如曹昭之《格古要论》、屠隆之《琴笺》、项墨林之《蕉窗九录》皆有此说。《格古要论》书成于明代初年，其文曰：“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具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古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宜细辨之。”屠氏、项氏之说相同，文为“宋有官琴局，制有定式，谓之官琴，余悉野斫”，实皆继曹氏之说而来。据此可知官琴局制琴始于宋代，而“官琴”、“野斫”之说出自明人。按《宋史》载，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下令将七弦琴改为九弦琴。及至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用魏汉律之说，为大晟乐制造了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大晟乐中用琴有89张之多，其形式自然雷同。官琴有定式之说，显然是有根据的。
北宋官琴虞廷清韵
北宋的官琴究竟如何？在上海名琴家吴振平先生藏琴中有一张黑漆伏羲式琴，其形制与传世中唐宫琴相类似而尺度过之，琴背池上刻行书“虞廷清韵”四字，池下有“复古殿”三字及“御书之宝”大印一方，池之两旁有南宋周必大长题，文见《周益公文集》。圆池内有“开宝戊辰”隶书四字腹款，就其琴名腹款来看，应是一张北宋官琴局所制作的宫琴。据《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所载，该琴曾为吴门琴家吴兰荪先生所藏。据《遐庵谈艺录》所载，此琴曾归叶恭绰所藏，后归徐少峰琴家所有，最后归吴振平，今不知所在。
20世纪50年代后期，据说北京琉璃厂之“蕉叶山房”售出一张“大圣遗音”琴，其形制风格、漆色断纹、琴名大印、十六字铭文无一不与被九嶷山人杨时百称为“鸿宝”的、锡宝臣旧藏的“至德丙申”款“大圣遗音”琴相同，只是腹款为宋代年款。由于发音欠佳，由张莲舫剖修后仍无变化，遂被人视为假古董弃之不顾，后作为礼品赠与外宾去了。因未曾寓目，故腹内年月不详，然而就传世北宋大晟钟来看，其形制花纹皆按照战国之“宋成公钟”铸造，是大晟乐器为仿古之证，因此这件所谓假古董的“大圣遗音”宋琴，应该是北宋大晟乐中的五等琴之一了。这个推断倘能成立，则北宋官琴皆系仿唐琴的制作。
山东博物馆藏南宋琴 南风
北宋覆亡，南宋虽然偏安于江南，然作为国家朝廷，礼乐不可废弃。因此北宋官琴局制琴之事自然会传至江南。从南宋人记载中可知当时民间琴乐亦非常兴盛，自是“官琴”、“野斫”同时存在。南宋官琴的形制如何，一直未有发现，去冬检校旧稿《论安徽、山东所见的四张古琴》，对文中所述的山东省博物馆之“南风”琴引起了遐想，联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宋“鸣凤”琴，因检出资料加以对比，发现两者的相同点极多，今岁在将旧作《两宋古琴浅析》送交发稿前，又对“南风”、“鸣凤”两琴重加分析，遂有对南宋官琴的认识，作为一节补入“浅析”文中。
“南风”琴为山东博物馆所藏，琴项与腰皆作内收连弧纹四、出圆峰三，为异形连珠式。琴面作弓形，弧度较宽扁，杉木斫，腹中纳音微隆起，是以方形桐木片错综镶贴而成之假百纳琴。髹黑漆透栗壳色多处，发蛇腹间牛毛断纹，剥落处露鹿角灰胎。漆胎脱落处可见木胚上有黄色如豆点之鹿角灰漆，成串成行，井然有序，其髹灰胎之法如此。琴面长127.8厘米、肩宽21.8厘米、尾宽16.2厘米、底厚1.2厘米，池沼均作扁圆连弧形，池上漆胎脱落处露葛布地。琴背池上方刻约二寸草书“南风”二字，池之两旁刻径寸隶书铭文四句：“天圆地方，龙凤翱翔。南熏一曲，物阜民康。”池下方刻大印一方，篆“御书之宝”四字。池内刻填色腹款两行为“延祐元年山阴道士造”寸许楷书，刻工呆板，刀口顽钝，朱色鲜明，深浅不一，明显为晚近所伪作，且琴经剖腹使两侧均新漆无断纹。其铭刻从书法角度来看，“南风”笔画痴拙，缺乏精神气势，隶书铭文笔画细瘦而缺少法则，为就笔画草草刻成者。大印篆文断缺了不应断缺的笔画，刻工水平不高而刀法圆熟，字系旧刻，先于断纹，证明文字刻于成琴之初，十分明显。但就其整体而论，全部刊刻极似由另一琴上翻刻下来的，由于原刻笔画已部分为漆所掩，故仅就其所存痕迹，依样葫芦为之，所以有形神俱失与不该断笔的现象发生。然而此琴的形制风格、制作工艺、漆质断纹皆具有宋琴的特点，其雄厚古朴之气象与“物阜民康”之句的气魄，显然与“野斫”的情趣是极不相同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藏南宋琴鸣凤
“鸣凤”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所藏，琴之项与腰作内收四连弧出三峰，为异形连珠式，琴面弓形，弧度宽扁，桐木斫，色黄而质松古，纳音微隆无异状，通身原为黑漆，但多已退去，遍露栗壳色漆与朱漆修补痕，原为较薄的鹿角灰胎，底有八宝灰修补，宋钧窑月白瓷徽，通体发大小蛇腹间牛毛与冰纹断，底面断纹尤不规整。琴通长126.5厘米、肩宽22.7厘米、尾宽16厘米、底厚1厘米。池沼均为扁圆三连弧形。琴背池上方刻约二寸楷书“鸣凤”二字，池之两旁刻行书铭文四句：“朝阳既升，巢凤有声。朱丝一奏，天下文明”十六字。池下方刻约三寸许之外圆内方大印，篆双勾文“中和之气”四字。腹内未见款字。此琴原为北京旧家之物，民国初年为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所得。宋钧瓷徽、琴背之八宝灰修补，皆管氏所为，后因故将此琴与山东琴家之落霞式唐款“咸亨二年鸳湖外史制”之“凤鸣岐”相交换，后将“凤鸣岐”更名为“清英”，事见“清英”琴背管氏铭刻。20世纪50年代复经管平湖先生多方寻求，方为音乐研究所购得。按此琴背面铭刻刀法拘谨，笔画纤弱，神韵殊有欠缺，模仿的痕迹十分明显。据香港琴家介绍，香港琴人卢家炳氏亦藏有宋“鸣凤”琴一张，形制风格、铭文书体、大印规模无一不与这张鸣凤琴相同，而铭刻精美，俱系旧刻，且有南宋绍兴腹款。
“南风”与“鸣凤”两琴本来是各不相干的两张传世的南宋古琴，所用的琴材也不一样。偶然产生联想，把两琴放在一起，经过研究，加以对比，与明《格古要论》“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皆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古曰官琴”之说联系之后，就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为着同一目的之制作，加以题名与铭文皆具有皇家气派。摹刻的时代虽有先后，正说明当年制作如此相类之琴的数量是比较多的，证之北宋五等琴，它们应是南宋的官琴无疑了。
摘自郑珉中先生论文集《蠡测偶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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