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不仅没有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
而且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以及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的整个早期活动中，即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他主要不是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批判分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阐明自己的哲学世界观。
然而是在他分析俄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阐明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制定俄国革命的策略等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卓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法，从而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当然，在这样长的时期里，列宁不是不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完全没有专门研究哲学问题，只是比较而言，在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前的时期，专门的哲学研究不是他的理论活动的主要方面。
早在萨马拉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显然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据萨马拉斯克利亚连柯小组成员回忆，在1889到1890年间，列宁给这个小组成员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谢苗诺夫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介绍了完整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列宁当时讲解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说列宁已介绍了“完整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就言之过分了。
1895年列宁第一次出国期间，在国外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并作了摘要。这份摘要编入列宁著名的《哲学笔记》。列宁在这一摘要中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形成，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威尔兄弟的唯心主义主观社会学的批判。
同年9月19日之后，列宁为悼念恩格斯逝世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该文虽然是简略地，但却是精辟地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情况。
列宁在《（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还详细摘录了马克思深刻评述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作用的那一章。看来，列宁这时已打算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特别是17—18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哲学。
不久，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果然集中精力研究哲学。这从当时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母亲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沃洛佳现在正努力阅读各种哲学著作（现在这是他的正业），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等。”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他们流放中的生活时也说，列宁“晚上通常是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据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威·林格尼克回忆，在1898—1899年间，列宁和林格尼克曾在通信中讨论康德哲学问题。
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林格尼克当时住在离列宁的流放地舒申斯克村70俄里的捷斯村。列宁大概从同志们那里知道他对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有兴趣，于是同他通信讨论哲学问题。
林格尼克起初向列宁讲述自己的信仰，讲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有时还引证休谟和叔本华的话，大谈其极端怀疑主义。列宁在回信中，“总是以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它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热情地指出，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认识应当不断向前发展，应当随着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展，扬弃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糟粕……”正是由于受到列宁通信的启发和帮助，林格尼克丢开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转而集中思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列宁就哲学问题写给林格尼克的这些信件至今没有找到。
列宁这时集中精力研究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他极为关心批判伯恩施坦和俄国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新康德主义。
1898年9月2日，列宁在给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认为，普列汉诺夫极有必要在俄国刊物上批驳新康德主义，不能让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畅行无阻地宣扬新康德主义。
1899年3月，为了回击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列宁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该文批驳了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歪曲，同时指出，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征兆。
列宁在这里特意加上一个脚注指出，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不是在进行严肃批评，而是在用新康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
列宁说，他在这里不想，也没有可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
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
列宁并以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作为后者的例子。在这里，列宁不仅概要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用新康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而且说明，他研究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正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1899年6月27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直接谈到，为了认真对付新康德主义，他要多多地学习哲学。列宁说：“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我已弄到了最主要的哲学名家的最主要的著作，但没有新康德主义的作品（我只订购了朗格的著作）。”
列宁还说：“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学习些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列宁在集中精力学习和研究哲学之后，也没有撰写专门的哲学著作。
他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不够，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忙于革命斗争任务的最主要方面。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正在撰写经济理论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结束流放之后，他为创办《火星报》、建设和巩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批判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而进行极为繁忙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制订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指导紧张的革命斗争，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直到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当哲学斗争的任务提到首位时，他才撰写了专门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融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学说的捍卫和发展之中。
他在1898年2月为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所写的《书评》中，着重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
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缺点，就是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因而叙述混乱，不能给人明确的概念。列宁强调指出：“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
列宁自己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认识，列宁这一时期也就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自觉地运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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