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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图》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绢本图卷，是晚唐绘画大家孙位的唯一存世作品，千年以来，此图虽历经磨难，但流传有序，保存基本完好。它的存世，对研究孙位个人艺术风格、唐宋两代人物画风格演变，及《竹林七贤》故事的图本流传有着绝无仅有的重要意义。
孙位（约公元9世纪，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宫廷画家，一名遇，号会稽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擅画龙水、人物、松石墨竹和佛道。
高逸图卷（请旋转屏幕观看）
唐 孙位
绢本设色
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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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唐代是中国人物画的繁盛时期，但比较可确信的卷轴画作品流传不多。《高逸图》自北宋以来就迭经皇室和名家收藏，屡见于著录之中，极为珍贵。从图卷中现存款印看，此图最早的收藏者是北宋著名的皇族收藏家李玮，卷首则有“瘦金书”题“孙位高逸图”五字，一般认为是宋徽宗赵佶手书。《高逸图》曾著录于宋《宣和画谱》，画上钤有“宣和”、“御书”等印。
宋徽宗赵佶题字
晚清鼎革易祚之时，溥仪以御赐溥杰之名，于1922年将《高逸图》带出宫廷，遂使其流散于文物市场，被北京画商靳伯声慧眼识珠收入囊中。1955年，当时的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经过缜密论证，确认此卷为孙位唯一传世画作，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购藏，经陈毅市长批准，于当年购入此卷。国之重宝终于来到上海博物馆，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由具有书画神医美誉的装池大家刘定之重装。
靳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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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位
孙位是唐代末年的画家，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是会稽人，唐末战乱时随僖宗入蜀。孙位的艺术成就早在北宋时期士大夫眼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由黄休復编纂，约成书于景德三年（1006年）的《益州名画录》中记录了自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年间蜀地画家58人，将唐代张怀瓘“神、妙、能”的绘画评定标准与李嗣真《书品》中的“逸品”合二为一，按“逸、神、妙、能”四格编排，将孙位单列为“逸格一人”。
孙位作画运笔流畅遒劲，能以寸管之力表现生动的主题内容，给人以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所以在孟蜀至北宋时期，向他学习的画家很多，其中不乏影响中国画史的名家，如黄荃、黄居寀等学画龙都曾以孙氏为师。
技法上，孙位在继承顾恺之行云流水的风格上更加成熟，线条圆润流畅，人物造型细致生动，设色鲜艳典雅。作为点缀的山石已使用渲染和皴法，皴染手法的运用开启了五代画法之先河。
在色彩方面，孙位继承了唐代人物画设色技法，敷彩之外，外加明暗渲染，以烘托物像的立体效果。清薄的色彩，甚至可表现丝织品柔软透明的特殊质感。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与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都有如此的视觉表现。
然而，在有些文字记载中，孙位的艺术风格却与《高逸图》截然相反。《图画见闻志》说他“笔锋狂纵，形制诡异”，“不以傅彩为功”；司马垔在《高逸图》的卷后跋中也表示此画“笔意古劲，有非画史所及”。这说明孙位作品有工细与疏放两种表现形式。再细读《益州名画录》对他作品的描绘：画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而花弓弦斧柄之属，则描绘工细“如从绳而正矣”，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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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图
《高逸图》所表现的主题是魏晋时期非常流行的“竹林七贤”故事，虽然画面上只保留了四个人物，但根据其形象和配图的程式，仍可以确认这件作品应该是“竹林七贤图”的残本。
早在东晋时代，竹林七贤飘然物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就得到了士人阶层的推崇，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多有描绘。据《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东晋至南朝时期曾有过相关作品的画家有戴逵、史道硕、顾恺之、陆探微、毛惠远等，可惜并无实物流传。
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了一幅大型砖刻壁画，该画分为两段，各长2.4,高0.8、距底0.5米，分别位于墓室两壁。画面以银杏、梧桐、乔柳、松柏等树木为间隔依次绘画席地而坐的人物8名，旁有榜题。南壁自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除荣启期外余者正是竹林七贤人物，是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竹林七贤题材绘画。
《高逸图》的人物形象及构图形式与西善桥东晋墓砖刻《竹林七贤图》大致相同，两者的图像程式先后继承关系非常明确。
《高逸图》右起第二位人物手持一杆长柄如意，正襟危坐，双目凝神，若有所思，与南京西善桥东晋墓砖刻《竹林七贤图》中用手玩弄如意的王戎形象颇为相似，与庚信《乐府·对酒歌》中“山简接籬倒，王戎如意舞”的描述也非常吻合，其身份可确认为七贤中的王戎无疑。
七贤中的刘伶以好酒闻名，曾作《酒德颂》，公然称赞饮酒的好处。他嗜酒成瘾，常携酒乘车出外，“使人荷锸而随之”，说如果醉死便就地掩埋。《高逸图》中的第三个人物身前堆满酒具，手捧一盏，正扭转身子向童儿手中的唾壶垂唾，与砖刻《竹林七贤图》中手执耳杯，专注美酒的刘伶形象异曲同工，应该也是同一人物。
对照《高逸图》和石刻本，可知两者右起第一位人物是七贤中的山涛。两者不但面容沉稳，体态丰腴，半露上身，抱膝而坐，做沉思之状的形象相类，身边酒器的陈设位置也都一致。
而《高逸图》中第四位士大夫形象与石刻本《竹林七贤图》左上角处的人物形象相同，面露微笑，手持麈尾，依靠花枕而坐，面前摆放着两盘仙桃蔬果，一位侍者双手恭敬地捧着放置酒杯的盏托，立于一旁，可以推断其人就是阮籍。
此图描绘褒衣博带的士人于树下依次列坐的情景，所穿衣服是当时上、中阶层通用的便服——衫子，衣无袖端，敞口宽大，非常随意方便。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提及当时名士的风气喜服药、行散，穿的衣服都很宽大，飘然有世外之姿，正与画中的情景相符。《高逸图》中的人物都戴着小冠，合于《晋书》中贵族阶级“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的记载。
砖刻《竹林七贤图》和《高逸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树石为背景。这自然是出于“竹林”主题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魏晋以来绘画程式的发展。魏晋时期，自然山水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表现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开始有所反映，出现了如《洛神赋图》、《竹林七贤图》等这样以自然景物为背景的绘画模式。虽然这一时期的自然景物描绘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造型、比例都不甚自然，但将人物置于更广阔复杂的空间中表现的趋势已经不言而喻。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高逸图》，其创作固然很可能是出自孙位“举止疏野，襟韵旷达，喜饮酒，罕见其醉，乐与幽人为物外交”的性格使然，但似乎也与这种题材和绘画程式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有关。
转自：老坑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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