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窥见的灵魂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只晕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
这首诗也许就是艾米莉·狄金森的处世格言。当你细细品味完《狄金森诗选》，掩卷沉思，你会领悟到这位终生未嫁，几乎足不出户的奇特女诗人为什么能在平静、孤单、甚至是寂寞的生活中感受到如许的生活乐趣，以日常所见所感，编织出如此五彩缤纷而又新颖脱俗的诗篇。
这位从未读过惠特曼的惠特曼的同时代人，被后人看作是和惠特曼一样重要的美国现代诗开山祖，中国的读者对她的名字已不陌生，但对于她的诗，连同她的身世，似乎还是隔着一层神秘的纱幕，《狄金森诗选》将帮你揭开它。
大自然是狄金森最好的伴侣，她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熟悉蝴蝶——晰蜴——和红门兰——难道他们不都是你的同胞？”清风、花朵、露珠、昆虫……在她笔下都成了调皮可亲的朋友，仿佛她可以和它们对话，如《这风不是来自果园，今天》，那又嗔又爱的口气宛如一个姐姐在诘问顽皮贪玩，弄破了衣衫又迟归的弟弟，拟人化的用法在诗中屡见不鲜，但如果不是到了同大自然神交的地步，是写不出这样真挚的感情的。长期与大自然为伴，使她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飞鸟昆虫都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她独特的眼光中，连令一般人毛骨悚然的毛毛虫也变得无比可爱，她常象写诗谜似地准确地描写一种动物，最典型的，也是最美的莫过于那首写毛毛虫的《一个毛茸茸的家伙》，诗人用浅白而美丽的语言把一种生物的变态过程讲得那样生动有趣，实在是令人叹服的。
狄金森热爱自然，却不是想“遁入”自然而忘却尘世。她热爱生活，她有理想，对朋友深情款款，对穷苦人无限同情。在她的诗作中，经常吟咏的动物有蜜蜂，会唱歌的鸟儿，尤其是知更鸟。可以想见，蜜蜂的勤劳无私，知更鸟的热情开朗，是她最向往的品质。
由于对爱情的执着，也许由于再没有遇到倾心的人，她没有享受过婚姻的幸福，两次恋爱的失败给她留下永不愈合的伤痕，但是，她没有留下痛不欲生的哀怨，却表现出恬淡，闲适，然而又不乏深沉，也许她对爱有更超脱的看法，把自己的爱注入“使一颗心免于哀伤”吧，于是，自己的哀伤就永远埋藏在心灵的深处了：
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 他们称了称我的份量—／锱铢必较，毫厘不爽，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
狄金森家的人全都信教，奇怪的是，狄金森却不信，她曾写道：“他(指父亲)给我买了许多书——却又央告我不要读，怕这些书搅乱我的思想。他们都信教——除了我”。不错，在《狄金森诗选》收入的二百一十六首诗中，粗略计算，就有二十九首提到天堂、上帝、圣徒、天使。诗人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一方面憧憬天国的生活远比艾默斯特狭小的天地广阔，生活更幸福，同时又怀疑它也一样的寂寞凄清，更有趣的是，狄金森不时以开玩笑的口气来揶揄上帝，例如，《上帝是远方一位高贵的恋人》、《上帝其实是个爱吃醋的神<SPS=1284>》，甚至在《那是爱，不是我》这首诗里，居然有“赦免，最后考虑／象耶稣一样，绝顶卑劣！”的句子。对于她，天堂不过是另一幅乡村小镇的生活图景，甚至更糟。对比人间的生活，她还是唱出了“活着，多么好！／双倍活着，美好无比”的生活讴歌。
(《狄金森诗选》，江枫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1.25元)
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版)说：“常人每误认哀乐为相反之两事，故喜有乐，惧有哀。孔子乃平举而合言之，如成一事，此中尤具深义，学者更当体玩。孔子言仁常兼言知，言礼常兼言乐，言诗又常兼言礼，两端并举，使人容易体悟到一种新境界。……此章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
钱先生这番新解，有两点值得深扣：一是孔子评赏诗歌所采用之方式，一是孔子借助诗歌所开示之境界。就孔子评诗所采用之方式而言，此章“两端并举”实为贯穿全部孔子诗论的基本方法。如“文质彬彬”(雍也)“尽善尽美”(八佾)“告往知来”(学而)皆为“两端并举”法的各种运用。孔子诗学名论“兴观群怨”说，稍加寻绎，亦可发现“两端并举”的思维特征：“可以兴”与“可以观”，即情感兴发与冷静认知的并举；“可以群”与“可以怨”，即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并举。隐然有着诗歌艺术原理上的和谐对称和先民审美心态上的微妙平衡。钱先生拈出这两端并举之法，使我们对原先熟知的孔于诗论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方法论越来越证同爱因斯但这句话：“方法即对夯本身。”孔子诗论之所以精湛，首先由于它是相当贴近《诗经》本身的。《诗经》中自然意象之丰富生动，与人问题材之广泛深刻，对社会政治的强烈兴趣与对个人情爱的执着关注，以及观察之精细与抒情之微至，在世界早期文学中，颇呈卓异特色。这种看似矛盾实为互补的二元井存，正是孔子诗论两端并举法的根据。
进言之，“哀乐并举”有其文艺学的精湛意义。我们看包括《诗经》在内许多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世界非常丰富，各种复杂的情感都调融在一起，象高明的厨师的烹调作品，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又说不出具体有哪种滋咪。第一流的艺术往往使人亦喜亦衷、万感横集。使人感受到超脱了悲喜哀乐但又浸透了悲喜哀乐的大和谐境界。如《春江花尺夜》，如孟冶然寥寥几行的《春晓》，你就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情感。英国美学家瑞恰慈(Richardes)个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r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有趣的是，瑞氏《美攀原理》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中国儒家一句话：“不偏之谓中”(朱熹)，坦率表明他以儒家文艺学力立论之根据。反过来我们对于孔子另一名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似有重加诠释的必要：思：发语词。邪：偏也。《礼记·乐记》：“流辟邪散”，即偏散无中心。《礼记·乐记》：“中正无邪”，即性情之中和无偏。无邪者，无偏之谓也。诗乐原为一体。懦家乐教认为：“乐言是其和也”，“乐者天地之大和也。”同样，学习诗三百，也就是要学会调融自己内心种种情感，达到这个“和”。孔子之意，如斯而已。
于是我们由孔子评诗之方法，进而体味孔子所开示之境界。远远超过瑞恰慈氏的，是孔予以及整个儒家类似文化人类学的那种终极关注。《论语·子路》记孔子语：”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正是从子路的琴声星，听出他太偏于好勇斗狠的性格，远未达到“调和不偏的心性修养境界。一般的哀哀乐乐，仅属性情之偏，“超乎哀与乐之上者”，即属心性之全体大用(宋明诸儒论之甚详)，通过“兴于诗”而达到“成于乐”的孔子艺术教育学，其实是让学生由返己体认一已之哀乐而重新调理其性情，安排其人格，提升其心性，然后达到一种超乎一般哀乐，一般情欲的大和谐大清明境界，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表面上看似不伤不歪、无哀无乐，实际上是化七色为一白，转偏至为圆融，既贯通了害怒哀乐，而又提升了七情六欲，达到了既超越了感性又化合了感性的一种至情至性。《论语》中有一处描绘孔子的气象：“子之获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大树干条直上与嫩枝轻盈妙婉，这可使我们窥见一点孔子的人格风神，既严肃又轻放，既刚直又舒展，既深沉厚重有大丈夫气概，又不失和畅轻安的温情脉脉，这正是一种极高的人生修养。与《诗》并列的经典，《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清楚表明：儒家以音乐为陶冶人格的手段。一边演奏各种音乐，他的学生在音乐的世界里，让心灵经历各种情感意念的陶冶、熏染，然后升华到包含了各种情感的“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人格境界。这就是儒家诗乐文化所陶冶出来的“和”的境界。中国儒家艺术哲学所铸造的人性，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全人类角度看，值得我们自豪、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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