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讯，二战末期，所有人都清楚，盟军肯定要炸掉这座科隆的最高建筑。科隆人纷纷逃出城，教堂也空了。此时寄宿在教堂的一位老乞丐站了出来，他说教堂给了我们庇护，虽然我们无力保护它，但应该把玻璃壁画拆下来，使它们免于战火，留给后人。人们不分昼夜地拆着，好几个流浪汉将全身悬在塔的外面，全然不顾随时丧命的危险。正是这一幕震撼了盟军轰炸机上的军人，从而使轰炸机改变了方向……
作者： 曹利群
我不是基督徒，但北京十多座有名的教堂都去过。1980年代初大学尚未读完，因为家住西城，经常路过39中旁边那座西什库教堂，总感觉很神秘，不知可不可以进去，更不知开不开放。那座教堂也称“北堂”，建于1703年，是北京现存教堂中建筑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一座，很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大约是在1981年的圣诞节，父亲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问我想不想去教堂看看，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记得好像是傍晚时分，进去后发现里面已经站满了人，仪式已经开始。没有看到神父布道，只合唱团的圣诗就让我肃然起敬。那种安宁静默、众心归一的感觉在俗世里从未有过。巴尔扎克小说《无神论者望弥撒》里面的一句话掠过头脑，“目的高尚，会使所做的事情都同样高尚。”后来知道天主教堂的礼拜活动叫弥撒，周末有时间也会去体验。喜欢这个来自拉丁语的语词弥撒（Missa）那种平安喜乐的感觉，礼拜仪式结束时神父会说，“你们平安地去吧”（Go in peace）！那以后，每逢到欧洲旅行，有机会总要去教堂转转。
那次从慕尼黑到纽伦堡，我选择了乘火车。欧洲的火车很舒适，顺带可以观赏沿途的风光。德国的绿化程度非常高，绿荫丛中，村庄的红顶点缀其间煞是好看。从车窗望出去，几乎每个村镇的制高点都是教堂，或尖顶，或方顶，或“洋葱头”顶，世世代代，它们是信仰的中心，更是内心安宁的标志。记得早年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希腊语教师雷立柏先生曾经说起，他的老家奥地利乡下距离维也纳不过30公里，不到五百人的小村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1230年的老教堂（相当于“元代”的老教堂）。他说如果在网上查奥地利“施安格瑞伯恩教堂”，立刻就会出现一张照片。这让我非常震惊。接近900年的历史，无论战乱的兵火，历史的错乱还是家族的变迁，教堂依然完好，信仰依旧笃定。
去过很多欧洲著名的教堂，去的越多感觉反而越茫然。无非是大同小异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还有彩玻壁画穹顶之类。只是跟在熙攘嘈杂的旅游队伍中，未及细细品味就匆匆而出。尖顶下，穹顶下，我们被遮蔽了多少历史背后的细节却无人知晓。
想到两个故事。
头一个是在科隆大教堂听说的。不用说，那里的玻璃壁画乃至整座大教堂都让人赞叹，何况它还是二战幸存的历史纪念物。一座教堂，幸与不幸，都记录着人们的记忆。二战以后的60多年，一直都说科隆大教堂是盟军轰炸时被有意保护下来的，个中原委无非是说，不管德军还是美军，大家都是基督的子民。直到2008年5月，一个代号为MX78的一封解密飞机记录才揭开了真相：当事的军官这样写道，“当我决定下令放过大教堂的那刻起，知道我会因此受到处罚。但是，当你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将自己悬在高塔之外，不顾生死地在抢救壁画时，相信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原来二战时的教堂地下甬道，一度是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寄宿地。二战末期，所有的人都清楚，盟军肯定要炸掉这座科隆的最高建筑。科隆人纷纷逃出城，教堂也空了。此时寄宿在教堂的流浪汉中，一位老乞丐站了出来，他说教堂给了我们庇护，虽然我们无力保护它，但我们应该把玻璃壁画拆下来，使它们免于战火，留给后人。提议得到所有流浪汉的支持。人们不分昼夜地拆着，就在一万多幅壁画拆到最高层时，轰炸机呼啸而至，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低空俯冲，投弹是随之而来的。流浪汉置生死于不顾，每个人都继续拆着。最高层的一圈壁画需要从外面拆，好几个流浪汉将全身悬在塔的外面，全然不顾随时都可能丧命的危险。正是这一幕震撼了盟军轰炸机上的所有军人，从而使轰炸机改变了方向，炸弹只是象征性地投到了教堂周围。此后几天，整个科隆几乎被盟军的炮火夷为平地，唯有科隆大教堂依然耸立。
历史的关头上帝有时也会缺席，教堂无力自保，它需要那些懂得感恩的人来护卫。一个老者，一群流浪汉，教堂庇护了他们，他们也用自己的良知挽救了德国文化的标志，为后来者保有了一份珍惜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二个故事是我亲历的。
在上奥地利州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散落着很多远离车马喧嚣的清静小镇。山色青黛，湖泊幽明，盛夏坐在舒适的长椅上，可以感受到泥土的湿气和林木的呼吸。在巴德·伊瑟小城，为了去探访德国作曲家布鲁克纳任过教职的地方，我去了一个教堂。教堂外边的墙壁上有作曲家的浮雕像，铭牌上面是作曲家的介绍，由于是德文，无法得知更多他当年的情况。时值中午，教堂里面的游人不过三五，空旷的排椅和高耸的穹顶下，一切和往常一样静谧安详。在我刚要离开的时候，耳畔传来那首著名的欧美流行歌曲《我的路》（My Way）的旋律。一句“And now，the end is near”（现在快要离别）响起，悲伤的情怀立刻弥漫开来。“现在泪水已干，往事如烟……”我猜想也许有人离世，欧洲很多地方都把这个歌曲代用为丧礼曲。只见身穿藏青色的一行人抬着棺木缓缓走进教堂，一群家属和同事模样的人跟在后边。最前面是一个花圈，花圈中间镶嵌着一帧小照：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摄影记者，刚刚过了60岁，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他只是个平凡的人，并没有什么动人的事迹，伴着让人哀恸的音乐，他的家人、同事和镇上的人，用这样最为普通的方法寄托哀思。穹顶之下，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故去的亡魂也有了安息之所。一下记起来在基尔根看到一个只有30多岁的人的雕像，那么年轻的生命，那样无常的世事，理当为人缅怀。每天都会有生命离去，也许他们跟你素不相识，毫不相干，但冥冥之中未尝没有生命对生命的关照。就像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今天的欧洲，虽然有些城市的教堂已经挪作他用（改做餐馆、旅社），现代化的进程有时让教堂的尖顶和高耸的烟囱比肩而立，去望弥撒的年轻人也日渐减少。然而不能遗忘的是，曾经有过护卫“尖顶”的流浪汉，更有庇护平凡生灵的庇护所。沧桑巨变，兀立的教堂不仅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生命安危的精神慰藉。
雷利柏老师刚刚出版了新书《我的灵都》，其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一次参与宣武门的弥撒时，主持礼仪的是位中国神父，而礼仪的语言是英语，有的《圣经》经文还要用法语来宣读。两个合唱团的圣诗也分别用英语和拉丁语演唱。主祷文中有一个地方要一起唱“我们的天父”，这时，参与的信众手拉手地唱诗，可能这边是中国人，那边就是黑人，而雷老师就在中间。这情景让雷利柏非常感动。“在教堂中，不分东西南北，这里的人都是一家……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它表达了所有人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我的灵都》第242页）。在尖顶的护卫与庇护下，信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此，那些属于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地区的人也许不必再去建造巴别塔。
（原标题：穹顶的护卫与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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