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德安
陈润霖，字夙荒，号立园，湖南新化人。为民主革命家，为改革教育以培养国家民族建设人才之卓越教育家。
先生于1879年生于新化，家贫，1l岁丧父，持母邹氏缝纫糊口。是年秋，由伯父国卿送城厢书院就读，六年后，考取了秀才，时方十九岁。当时废科举，兴学校，先生乃赴长沙岳麓书院学习，与陈天华、杨伯笙并称“新化三杰”，同时与蔡锷结为好友。
1902年由湘官府派去日本留学，为湖南首批留日学生之一。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师范学教育，当时孙中山、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志士，云集东瀛，，共谋鼎革。先生时多接触，认为覆清兴华，势所必然，然而破易建难，革命之后，改建二千余年之封建古国，非赖教育以培养建设人才不可。先生自任为其难者，故在日学习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之教育。结业时成绩优异，深为该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所嘉许。
回国后，曾短期任常德府中学堂学监，在实践中深深了解在官立学堂不足以展其怀抱，遂毅然去长沙创办私立楚怡学校。楚怡者，盖取“惟楚有才，怡然乐育”之用意。此项事业，由无到有，由大到小，由草创到完善，历时四十年。先生煞费苦心，备经艰窘，实为一言难尽。先生认为教育应从幼小开始，1906年首先开创楚怡小学；后又认为革命以后，极需建设人才，1914年继续开办楚怡工业，设机械，矿冶、土木三科。厥后楚小、楚工两校各具规模，应有初中以资衔接。1923年开办楚怡中学，并增设幼稚园，形成“三校一园”连贯一气之整体，为湘省教育独树一帜，在全国亦属罕见。
先生在日留学时，日本教育精神为军国主义教育，此为先生所根本反对，其教育方法为启发式，先生亦以为未臻完善。早在1919年以前，先生曾手译《葛雷式教育》 《比利时之新学校》两书，其书主张发展学生之自动、自学、自治精神，当以此为改进教育之张本。根据此书之精神，参以欧美新教育学方式，实行改革。几经研究，决定先从小学入手，再及其他。
小学教学法之改革，根据学生年力分为三种：低年组(一、二年级)及幼稚园采用混合设计教学法，中年组(三、四年级)采用分科设计教学法，高年组(五、六年级)采用道尔顿制。设计教学，即“从做中学”的方法；道尔顿制，即由学生“按照学习进度，自己规划，自己学习”的方法。在改制时，各年级均分上下期两班，于是而有小学十二班，同时幼稚园又扩充三班。校舍必须改建及增建，方能容纳。于是将原有校舍一律改为楼房，增加普通教室一倍，另外新建手工教室，自然教学实验室，美术写生教室，音乐教室，唱游教室，体育馆，动植物园地，旱冰场，医务室，贩卖部，同时操场亦加修整，增添运动设备。将上课时间，分别错开，学生既有充足的教学场所，亦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余地。后来增办初中，亦有部分课程采用道尔顿制。又因中学即在小学后进房屋，也有一部分教学编排到小学特殊教学场所进行。嗣后小学部又实行智力及教学测验，作为编降升级之参考。以上各种办法，先生并不密为一校独有，而在《楚怡校刊》按月出版介绍。
学校改革后，又悉力经营工业。时值长沙拆城墙，所遂购用城墙大砖，兴建三层教学大楼一栋，除机械、土木、矿冶各科普通及特殊教室外，并有礼堂、办公室、教员休息室等。三楼方教职员工宿舍。学生宿舍亦加以修整。另建实习工厂，有木模、翻砂、铸造、机械、动力等车间，各种加工及成型之机床设备咸具。又增置精密测量、绘图仪器多套，以便学生从事各种实习、实验工作。自初年级以至高年级，每年暑期均分科分队由教师率领至省内工厂、矿山实习。在毕业前，尤注重现场实习，实习成绩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小学校舍之改建，注意美观、适用。工业教学大楼建筑，宏伟、坚固，均体现先生建校之百年大计与宏伟构思。工业教学大楼，后经“文夕大火”，仅残留墙壁四立。复员后加以修葺，仍可使用。
先生办校，用人唯贤，从不任用私人。工业专科教师，多系同时留日同学，确知其学术优长者，此外留美留法者亦有之。基础科教师及中学教师亦均为一时妙选。小学试行新教育方法，人选更加认真。在延聘中小学教师时，对于他校教学成绩昭著而又有意来楚恰者，先由本校主持教改人员，前往看课多次，然后优礼厚俸延聘。先生认识到当时小学教师待遇太低为不合理，不足安定教师生活，容易见异思迁，所以本校教师待遇比一般学校为高。楚怡用人，慎选于始，非有特殊原因，极少改聘。当时每逢期末，不少学校教师多惶惶然，惟恐学校下期不续约，但是楚怡无此现象。各教师均知先生用人甚专，一经聘用，便竭力搞好业务，决不忧下期不续约。楚怡亦曾自力培养教师。例如幼稚园，由园长负责将实习教师培养成正式教师。又曾实行过“以老带新”的办法，带出新秀多人。此外，先生用人只求能称职，不分党派，只要是德才兼备的优师，皆乐于礼聘。即在反共时期，教员中之为共产党者甚多，如何叔衡、熊瑾玎、毛达恂、陈泽云等。
先生不独用人唯贤，而且信人最专。经过一段时期之考察，认为可以信任及依仗者，即视为得力助手，并委为秘书。如此居则联室，行则同车，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每时每事皆以学校之扩充与改进相研讨。在不能亲自出马时，即委任其全权代表执行，事成之后，毫无异议。先生有时不能在校，亦令其留守，代决一切校务。抗战期间，学校分为新化、长沙两处，先生自当一面，令秘书另当一面。如是者，前后三十余年。“士为知己者用”，古有明训，彼其人者，岂有不竭能尽智，以先生之主张为主张，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乎?
先生对于学生之教育，除慎选各科教师，勤考成绩外，对于思想教育，经常亲自来抓。在学校规模尚小时，亲任修身课教学，当时即讲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思想，鼓励学生立大志，学本领，为国为民，御侮兴国。后来学校规模扩大，校务纷繁，不能亲自任课，除要求教师注意思想教育外，并于开学、放假及纪念日时，集合中小学及工业学生，分别亲自作团体讲话。讲当时时务，讲学习要领，讲品德修养，讲英雄人物。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楚怡学生讲文明、有礼貌、守规矩、爱劳动、讲卫生。
综上所述，先生以首批出国学教育之专家，不就政府之辟甩与各公校之聘任，毅然独立创办私校，开始佃屋数椽，招生十余，躬亲教诲，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矣。厥后日益扩大，办成“三校一园”之局面，其间教学之改进，训导之周至，经费之筹措，校舍之改造，皆出先生之苦心经营。但日中则昃，事物同然。一自日寇入侵，半壁河山沦陷。长沙密迩前线，岌岌可危，每日均有日机轰炸，各校纷纷外迁或停办。先生决计将工业迁新化，中学迁湘潭之炭塘子，小学不能远迁，暂避长沙对河之望城坡。先生亲赴新化，主持工业之复建，另留得力助手在长，主持中小两部之应变措施。
当时国民党当局倡言“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放火焚毁长沙。先生四十年惨淡经营之“三校一园”，一夜之间夷为平地。
先生在新化之白沙洲，购地新建校舍，又历尽艰辛，于1939年春初具规模，工业恢复上课。中学虽已迁新化，因学生年幼，同到新化的学生不多，即已到新化者亦纷纷随家长他往，不能成班，只得暂时停办。原派留长之人，随又回长沙，查看三部被焚后之校址，分别派人照管，并布置小学部在炭塘子恢复教学。同时被焚各校当局亦多到长，遂偕同请求当局赔偿损失，并补发补助费。在领到赔偿、补助之后，为工校在新化兴建永久性的大型两层砖墙之教学大楼及一层砖墙之矿冶馆和仓库等。盖先生意欲在抗战胜利、复员长沙后，仍在新化留一楚工分校，便于桑梓和湘西各县青年上学，培养更多工业人才。小学虽在炭塘子恢复，因学生年小，随家庭避难他迁者众多，学生人数锐减，不得不暂改每学年一班，而一切教法仍旧。使在播迁之余，尽量保持原有教学质量。
回顾先生之最大贡献在楚怡学校，以规模言，在当时不独在湖南著名,在全国亦系有数之优良学校。其最重要最正确之出发点，在于先生首先主张教育必须从小学教育普及完善入手，为湘省小校开其先河。随后又主张开办工业学校，以培植革命成功后之建设人才。
革命成功后，固有待于教育建设，而教育建设之始，亦有赖于革命成功。此中关系，先生知之甚审。早在赴日留学时，即与同盟会革命同志多有交往，对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主张，实所心许。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先生与有力焉。在革命成功之始，先生出任教育司长。但不久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而一时新贵又多昨日顶戴，今日西装者流，同时先生本无意于仕途，遂辞去司长，如弃蔽屣。
先生辞去司长之后，当局因先生以办学为职志，遂委为省第四师范校长。先生认为加办师范为普及全省小学教育之根本，遂勉任其事。当时厘定章程，着手创办，随即招收学生。所招取之学生，本科第一名为毛泽东，讲习科第一名为何叔衡。但不久四师并入第一师范，1914年何叔衡毕业，即被延入楚小任教。
不久，先生被选为湖南省教育会长，先生考虑：教育会为民众团体、学术机关，主持其事，可以集合全省教育界人士，共谋改进教育，同时亦可藉此组织，进行民主革命工作，遂就其事。果然，以后有许多教育改进、社会活动、反对军阀、抗日救亡，以及民主革命之推动工作等，皆是以省教育会为基础和护符而推动的。
美国雅礼学会在湖南所办雅礼大学及医院，在辛亥革命后，改为湘雅医学院及附设湘雅医院，由湘政府与雅礼学会合办，增设董事会，推先生为董事长。先生认为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之事业，能收回若干主权，亦是民主革命成果之一部分，遂欣然承诺。以后该学院有所兴革，须得湖南省政府同意者，均由董事会出面向政府商定，方可办理。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汤在湖南，作恶多端。先生与湘教育界首先发起倒袁，当然包括倒汤在内，汤为先发制人起见，欲置先生与其他教育界名人于死地。先生与明德学校校长胡子靖等，走出湖南，与蔡锷及国内爱国人士联络倒袁。蔡锷等在云南起义，袁忧愤死，汤亦被驱逐出湖南。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爆发了“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适时先生兼任新南省教育会会长，湖南各界之机要会议则在楚怡举行。5月23，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等2人来长鼓动学生罢课，即住楚小校内。越2日，长沙学生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学联成立大会，选举正、副会长，发布罢课宣言，定期实行罢课。先生大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以省教会之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极大的鼓舞了学生的革命斗志。6月3日，各校学生实行罢课，教师亦罢教声援。斯时张敬尧采取高压手段，以过激党捣乱为由，严令军警拿办爱国师生。于是“五四”运动在湖南又发展为驱张运动。教育界在楚小开会，由各校师生派出两路代表，一路赴京，请求中央撤换张敬尧，一路赴衡意图利用北洋系直皖矛盾，请吴佩孚出面反张。张敬尧获悉，怒指先生为“过激派”，派兵拘捕。幸事先闻讯，先生由学校后门出走，密赴北京，与所去之师生代表，一同请求撤张。因赴衡代表活动有力，吴佩孚通电反张，撤军北上，湘军尾随其后，遂将张敬尧驱走。
先生住京，被教育部任命为参事。驱张既已成功，先生又辞去参事之职，仍回湘办学。归途经过上海，代行教育部令，为各地派遣勤工俭学之学生分发旅费，筹办出国手续。此次楚怡师生，多有同行赴法者。在此次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产生许多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
先生返长后，深感革命远未成功，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军阀，国势日益阽危，民生日益痛苦，因此前后发起、参加、赞助有关革命理论、活动、组织。举其要者：
(1)何叔衡、徐特立、朱剑凡、胡子靖等人发起组织健学会，先生主持其会。参加者多为各校校长、教职员，每周在楚小开会一次，介绍并研究各种革命主义。
(2)一九一七年夏，毛泽东寄寓楚小，从楚怡出发，步行九百余华里，到宁乡、益阳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先生十分赞赏。
新民学会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所组织，楚怡为革命活动据点之一。先生极力赞助支持。
(3)湖南成立船山学社，以研究王学为名鼓吹革命思想。当时先生亦参加赞助其事。
先生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屡起屡仆，未竟全功，主要问题在于教育不普及。在教育部决定全国开展短期义务教育时，湘省教育厅特邀先生任湖南义教委员会委员。
国共第一次合作，从改组国民党以至出师北伐，先生均由衷生成其事。在北伐军入湘，组织国共合作之各级党部，开展工农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惩治一切土豪劣绅等一切宣传及举措，先共热心拥护，楚怡师生均积极参加。在这期间，楚怡教员有参加即产党者，其中居乡者，多参加农民运动。先生之一位得力助手，即兼任国共合作之长沙党部执委，并充长沙市代表，且任共产党所办湘江中学教员，在“马日事变”后离开长沙，三年后始得返校。其余未及出走者，或被捕杀(如杨辗)，或被捕而得设法保出(如刘仲楷)。但亦有在马日事变后长期隐蔽，仍任地下长沙县党部委员(如毛达恂)，先生明知而不问，长期为之掩护。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出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筹商抗日大计，并派校中得力助手为该会工作。当时省府在耒阳，楚怡在新化，日寇打通湘桂、奥汉铁路线。临参会在路东，楚怡工业在路西，先生不能兼顾，始弃去副议长职务，但其所派助手仍留临参会作秘书长，一直到日寇投降后，始得会合。先生平日除办学外，不肯参加有关政务工作。此次兼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数年，实为拥护国共合作以抵抗日寇之故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先生以老病之身，冒严冬遄往长沙，视察楚怡三部遗址，并与原派留长之助手会合，共商复校方案。1946年先生返新化途中病逝，享年六十有七。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日期：1987年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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