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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申佑军 编辑：文翟
行走村里，发现对门山上那条有数百年历史的远山石径不见了，近千石阶被掀翻在土路的一边，一棵古枫树也倒在河中朽掉了。地标“石和尚”、“石香炉”已经淹没在树木柴草丛中。河中长满树木杂草无法溯溪而上，不见泉水叮当，不闻溪流潺潺，河中捉螃蟹捞鱼虾的场景不可复制。饮用水也偶尔告急，连村里的溪水在出村两百米处也断流了。
在家里的那几天，我抽空去了嫂子娘家的村庄，发现那里寂静得可怕，村里的年轻人全部跑进城了，只有四五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留守着村庄。我们的老院子也早已坍塌，爬满藤蔓。一个院子难见一两个新生婴儿，留守的孩童沉浸在手机游戏中，客从何处来，权当没看见。
改开四十余年，沿海地区的村庄早已经是工厂遍布，当地居民收入颇丰，但我的故乡村里却依旧少有工业，很多人仍穷得叮当响。令人难以置信的却是，尽管大家普遍不富裕，但也有个别人在外面发了大财，回乡办酒宴极豪奢。
我上次回故乡，碰巧遇到一本家在祠堂为其母亲张罗八十寿宴。两顿宴席，每顿一百多桌，每人发一包名贵烟，光烟钱就花去二三十万元。正餐每人打发三百元红包，扣除收到的礼金，估计整个寿宴净支出一百多万元。
对本家办豪奢寿宴，乡亲们的评价不一。
有人赞颂，认为那是人家有本事，光宗耀祖。有人认为那是回报桑梓，给大家发大红包属间接“扶贫”。也有人认为那是暴发户摆阔，带坏乡里风气。更多人则是欢喜，为自个拿到空前大的红包还白吃一顿大餐，兴高采烈。
对以上评价，笔者不置微词，因为有句老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既然我自己没比别人做得好，还是少说为佳，更何况那是他自己挣的钱，他完全有那个权力和自由，我没有资格说不是。
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有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
清道光年间，邵东太平曾氏有一个叫曾瑞堂的人，他家当时在老邵阳县是排得上号的人家，其母70岁大寿那一年，曾瑞堂兄弟决心为母办宴祝寿，然而其母李老孺人坚决不允，要儿子将给她祝寿的钱在当地修建一座风雨亭供来往的乡亲和客商遮风避雨。此亭到清末民国初还在，名叫慈荫亭。此事后来被晚清重臣曾国藩写进日记，曾国藩和另一个进士翰林曾广渊还特意各为李老孺人写了一篇《慈荫亭记》，广为传诵，而曾家因此事在乡里名声更著，深刻影响家风乡风。
或许大家不知道，清朝的这个曾瑞堂，是今天邵东第一代首富曾小山的老太公，曾母李老孺人是他的太祖妣。
对比故乡古今富豪之举，我在想，要是本家富豪也像太平曾氏先人那样用给母亲祝寿的钱来做公益，例如用那笔钱以他母亲的名义在乡里办一个教育基金，奖励乡里学习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每个人奖励三到五百块。我想本金加利息足足可以用到半个世纪，其社会意义或许更大。
如果说办喜宴豪奢还情有可原，那么办丧事极尽铺张，就让人难理解了。
据我观察，如今老家乡里办丧葬花费的中位数接近十万元，高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费用支出包括吃喝，买香烟，请人唱夜歌写祭文糊纸马办道场，请人哭丧抬丧埋葬等等。这里面，最让人诟病的是，治丧本应该庄严肃穆，如今却变成了大吃大喝、酒肉横飞，搭台唱戏，兴高采烈。例如吃喝，前几年普遍一桌上胖头肉四大碗，用大碗对扣着，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要齐备。吃不完的菜，大家分发打包回家。还有抽烟也奢侈，有的人发整包精白沙，有的发芙蓉王，整个丧事办完一般要一百多条烟，开支多达数万元。
对比老家办丧事的行为，富裕的沿海发达地区却完全不同。
笔者在深圳一处独门村庄生活四年，南科大建校占其很多耕地和工业厂房，村里因此获巨额补偿，每人每年平均分红十多万元，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头去世，却是无声无息就安葬了，所耗资财不足万元。人家看重的是厚养薄葬，我们却相反。真是越穷的地方，越讲面子和排场。
今天的故乡，一些干部也变了味，村里的话语权慢慢转向金钱。
振华中学的曾鼎甫老师讲了个故事：有个人很穷，当年讲小孩子不要用瓷瓦子擦屁股，会割出血来，众人怒骂。若干年后包工程巨富，旧话重提。众人恭维，讲得好，讲得好。富人怒批，见钱变脸，毫无立场。
作者简介：申佑军，湖南邵东水东江人。毕业于湖南工商大学会计系。求学之路波折，中途边工边读。挖过矿山、做过篾匠、搞过建筑、摆过小摊。经断续四次考前突击始得入学。现在深圳做会计。业余喜读经典书籍、写文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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