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专栏】
专栏总编：刘元兵
主编：夏祥林 杨霞 梦梅若兮 王建军
/ 文：陈龙泉
/ 图源：堆糖
/ 设计：郭舒
一提起哈教授就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哈教授其实不是教授，原先在农大做小麦助理研究员，因思想“右倾”被遣返回老家当农民，后来乡中学上缺教《农业基础知识》课程的人，学校聘他当了一个“编外”教师，人们都称他"哈教授"。我和哈教授很有缘分，他的课几乎伴随我整个中学阶段。我读初中时，教我《农业基础知识》，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眼里《农业基础知识》就是不着调的偏门，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想离开农村，吃“供应粮”，因此常常将对《农业基础知识》的不满投放到教它的老师身上。真的，我对他上课不敢恭维，我本来自农村，种庄稼乃父辈传承，春耕秋收，无所不能。而《农业基础知识》，纸上谈兵，我不感兴趣，加上哈教授说话没有底气，慢条斯理，唠唠叨叨，时常让我恍兮惚兮，梦见周公。一次，我把星期天参加收割的疲劳带进他的农基课，在嗡嗡的讲课声中，当着哈教授的面酣然进入梦乡，轻微的鼾声惊扰了旁边的同学。向来以脾气好闻名的哈教授一反常态，用他新崭崭的《农基》书，狠狠敲我的头：“你昨天晚上偷了牛嗦，一进教室就睡得跟死猪一样！”我疼醒了，一下子来个猛抬头：“你凭啥子，打人？我没睡！”“你上课没睡觉！扑鼾是猪扯的嗦！”哈教授第一次当着全班同学嘲讽我。“哪个想听瘟猪子老师上课！我睡觉，你上课，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我气得头都大了，顶了他一句。哈教授的脸一下子晴转阴，声音高了八度：“这儿是教室，不是猪圈，说话干净点！这儿更不是你家的卧室。不要影响别人上课。要睡觉回家去！”同学们趁机附和说：“还学习委员呢，回家当睡神去吧！”当时我有些恼羞成怒，失去了理智。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向来是乖孩子。今天的表现要是他告诉了班主任，我会吃不了兜着走的。班主任如果在评语上写几句，我将来想读高中就麻烦了。“睡神”的绰号就是那节课落下的。但我对哈教授的印象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上《农基》课时老实多了，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久而久之竟然渐渐爱上《农基知识》了，当年的“农基”考了个满分。哈教授当着我不说，背着我对我的班主任说：“白水，这个娃儿脑壳好用，要是稍微鼓点劲儿，读'县高’没问题！”后来才知道哈教授没有向我的班主任报告我顶撞他的事，担心纯属多余，一直到推荐我读高中，班主任都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我想，哈教授是不是有健忘症呢？就像没有发生过不愉快一样，在课堂上常常抽我答问题，回答对了，还给我“戴高帽子”，随着《农基知识》的丰富，我对他愈来愈有好感了，有事没事都往他那儿凑。我们学校是一处大族的旧祠堂，三进三开的四合院，教室和宿舍很多，哈教授就住在一间很开敞厢房里。学校被葱笼苍翠的农田环合，一道红砖围墙将学校和农田界开。围墙边，有一块很小的地，是围墙拐弯留下的。地的旁边有一间废弃的茅檐小屋，是当年看菜地的人留下的。哈教授就像发现芝麻开门一样，再三请求杨校长允许他住那儿。杨校长感到有些纳闷儿：“学校好好的寝室不住，为啥要住茅屋？”哈教授说：“茅屋接地气，学农的不住茅屋学农干啥子？当初我的导师带我们到内江搞土壤分析，住的地方比这个更孬。不是也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吗？”“好，我晓得你看起了那块地。老哈，虽说你是'右’倾，但我没有偏见哈，我把你啊，当成个宝贝疙瘩。你想，你一个农学硕士，在我们这个旮旮头教书，已经委屈你了。唉，以后要是受苦的话不要怪我哈。房子都要倒了，我先找个盖匠跟你弄巴适，安全第一。”德高望重的杨校长猜透了他的心思。经过修葺之后，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居然和普通农家房无异，竹篱茅舍，蓬门荜户。不同的是里边的那张大床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学书籍，床都快压塌了。幸好四十几岁的哈教授还打着光棍儿，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把自己摆在书堆前，独享着书中散发浓浓的墨香味儿。疲倦了，就透过竹篱，眺望那一块被他打理得巴巴适适的菜园；高兴的时候还哼几句老歌，声音含混模糊。自从有了地， 早晚，他就像个农夫，挖地、种植、除草、施肥，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此消彼长，绿了又黄了，黄了又绿了，就像一首优美而苦涩的田园交响曲，而指挥它的就是矮壮敦实的哈教授。我们则不时充当业余演奏人员，——到地里做做实验。哈教授说，这儿既是他的工作室，更是学生的实验田。我们的《农基》课也开始搬进了这块小小土地里，在这儿，我学习土壤样本采集、土质分析，种植与施肥、枝条嫁接、异花授粉，等等，许多都是书中没有的。
哈教授说：“现在的教材只重知识，不重技术研究。黑板上栽秧，教室里种田，这哪是培养农业人才呢？简直就是糟蹋圣贤！”生性耿直的哈教授还熬了好几个夜，将自己的看法写成几千字的文章交给教育局，结果被当成“右倾”翻案风，狠狠批了一顿，差点被赶出教育界。你想，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哈教授一心想育秧壮苗，提高产量，那不是哈戳戳，骑摩托，自找倒霉吗？有一天，我看见他独自在茅屋里发呆，手上拿着一本已经发黄了的厚厚的《土壤学》，口里喃喃地说：“彭老师啊，要是你在，农民的日子咋会是这样呢？我哈某又哪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呢？“原来他看见农民不懂土质，一窝蜂种双季稻，结果收成不好，连吃饭都成问题，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土壤学家彭家元的高足，侯光炯院士的同修，一直在研究所从事土壤研究，三十岁那年差点破格当了副教授，因为彭教授鸣不平而受牵连，被农学院的造反派遣返回乡。哈教授肤色黝黑，个子敦实，粗眉大眼，穿着马虎，朴实憨厚，不像个教授，像个川西农村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夫。他和我们总是友好相处，从不以教师的架子压学生。学生都亲切地称他“哈叔”，他听了一点不生气，还打趣地说：“不哈，咋会选择学农，跟黄泥巴打交道呢？”在教室里不温不火的哈教授，到了试验田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手脚麻利、动作熟练，大声吆喝着我们做这做那，稍不注意就遭到训斥。他总说：“农业关系到穿衣吃饭，国计民生，绝对不能马虎！搞农业试验，一年才一回，弄不好一年功夫就白费了。马虎不起啊！”哈教授一到节假日除蹲在实验田外，几乎都跑到川农大、农科院所，偷偷摸摸泡在实验室，或找他的老同学搞点新品种，种在园子里，浇水、施肥、锄草、记录，傻呆呆地守着那些植物冒出嫩黄的叶芽，伸展绿色的枝头，一天天长高长壮，直到开花结果，简直比经悠儿女还尽责。当地农民晓得他是教授，遇到种植问题经常请教，他会戴着草帽，顶着烈日，走到田边地角，细心观察，耐心讲解，俨然就是一位农技员。一年四季，风吹雨打，黑得个包公一样。所以当地农民背后称他是“哈包儿”。不久，他调到了县中当生物教师，一次，无意中我在学校办公室看到了他的简历：哈凯万，籍贯：金堂，毕业于川大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硕士，曾在四川省农科所人土壤助理研究员，彭家元教授研究生。当时我根本搞不懂“硕士”是什么，一直到读高中时才知道它是学位名称。1975年，我考上了县中，上第一节生物课时，突然发现哈教授站在在讲台上，一如从前一样穿一件灰卡其中山服，慢条斯理地讲概念，讲原理，在黑板上画解剖图，还编了许多口诀，教我们背知识，记原理，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他看见学生没精打彩，兴趣不浓，不像别的教师数落学生，或者讲一番大道理。而他却停下来，当着我们面长叹一口息说：“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法，教不出人才，迟早要淘汰！就像旱地种水稻，水田种玉米，简直是瞎胡闹！”有一天，哈教授兴奋地告诉我们说：“学校批准他给我们上解剖课了！”在解剖课上，我看见他穿了一件发黄的白衣服，上面隐隐约约有“四川农学院”几个淡红的字。他两眼通红，就像遭了“火疤眼”，满脸倦容，精神也有些不济。我怀疑他是对青蛙血过敏。当活蹦乱跳的青蛙出现时，他忽然来了精神，十分麻利地将一只活青蛙摆在讲台上，一边解剖，一边讲解，一边让我们观察 、记录。他的刀法十分熟练，游刃有余，就像高明的手术医师给病人手术。讲完后，要求我们分组实习。我平生第一次用刀伤害一个生命，感到非常害怕。他看见我的手直哆嗦，就走到我面前说：“男儿汉大丈夫，怕啥子？又不是叫你去杀人！”然后，他耐心细致讲解如何观察，如何用刀，还手把手教我解剖。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我平生第一次解剖了一只青蛙。他说：“学生物不学解剖，不懂生理，将来咋能追赶世界？”据说，为了给我们上解剖课，他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独自一人打着电筒到田间捉青蛙。我终于明白了他不是对青蛙血过敏，而是过度熬夜造成的。记得，有一次他还亲自带着我们到学校试验田，搞异花授粉实验。那是小麦开花的季节，他指着麦穗上黄白色的花，耐心给我们讲解什么雄蕊，什么雌蕊，它们有啥特点，如何区别，什么是异花授粉，它对小麦增产有何意义等等，然后叫我们去采摘给他看。完了就教我们用纸袋收集花粉，在一株雌蕊上授粉，做上记号，标上小组名称和个人姓名，就像他在农学院搞实验一样，丝毫不马虎，留给我们的作业就是随时观察和记录。直到我们看见结出成熟的果实。
哈教授对学生一视同仁，只要你按规矩认真做了就可以得到高分。那时正是“白卷”先生最吃香的年代，学校不考试，学业成绩考评定，而哈教授总要参考实验报告评分，我几乎都是5分。哈教授说：“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缺乏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爱农业、不怕艰苦的农业基础型人才，这是当务之急啊！”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可理喻：一个小小代课教师干嘛操农业部长和教育部长的心？1977年，恢复高考了。新婚燕尔的哈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比他刚成家那几天都兴奋，穿的是他当新郎时的灰色的卡中山装，平时从未见他穿过，左上边口袋别着两支金笔，亮晃亮晃地，总之整个人焕然一新，站在讲台上整整一堂课用来“吹”他的大学生活和科研岁月，鼓动我们去报考农业大学，还说农业是本业，是基础，无农不稳，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站在黑板面前，声音格外洪亮，和以往相比判若两人。他说：“'农’字是有出头的日子，”然后，转过身用尽全身力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斗大的繁体'农’字，“你看出了两个头，而'工’字、'军’字，都出不了头啊！”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几十年一晃而过，现在想来，当农民真比当工人好，当农民悠闲自在，没有“下岗”之虞。而我们这些教师匠的生活，远没有家乡的农民生活得自由，惬意啊！哈教授真有先见之明！在报考的日子，我正在为自己考什么专业而纳闷儿，忽然，有一天哈教授找到我说：“报四川农学院，你很有学农的天赋，又是农村娃儿，学好了将来很有前途。我的导师彭家元就是大农学家，留美的土壤学硕士，是我们国家现代土壤学的奠基者。我的师兄侯光炯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现在名气大得很，连毛主席都晓得！只要进了农学院，我就写信叫我的师兄弟好好教你！”哈教授说得很恳切，父亲正“逼”我填中医大学。当时，我在《成都日报》和电台发表了一些文章，兴趣完全在写作上，自作主张报了中文系。叛逆的结果当了教书先生，一不小心成了哈老师的同事。1981年，我分配到了家乡县城的一所完全中学，报到那天，看见教工宿舍的巷道两边各有一线不到两尺宽的土地，种3两排绿油油蔬菜：四季豆爬上了竹竿，结得又多又大；又壮又胖的冬瓜，躺在巷道旁边与金黄的南瓜媲美；巾巾吊吊的苦瓜则挂在竹竿上，笑开了黄色的花朵，窥视着大地；莴笋、芹菜排成整齐的行阵，仿佛等待路人检阅似的。这是谁的杰作呢？一打听才知道它的作者是我的老师哈教授。“哈教授不是在县中吗？咋会跑到这儿呢？”我问学校办公室主任。“不摆他了，人家农学院三番五次派人要他去搞研究，你猜他咋说，他说：'除非你们把彭家元教授请出来，我就到雅安！’你想彭家元教授冤死多年，咋请得回来呢？农学院是他的伤心之地，不可能再回去了。不久，县上为他落实了政策，成了编内正式教师。为了学用结合，改变生物教学方式，他请求带学生搞野外搞生物试验。校长怕影响升学率，坚决不答应。他气得跳起脚，吼道：'傻校长，一天只晓得看分数，不晓得培养学生兴趣和能力，根本就不懂教学，在这样的校长手下当教师，简直是一种耻辱！’他主动要求调到我们这所孬学校。我们学校的学生简直喜欢他的课，他一有时间就想法让学生在校园内种植树木花草、菜蔬、谷物。你看我们学校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这些都是他和学生的杰作！”举目一看，这所深处城中的城镇学校，确实与众不同，几乎每一块裸露的土地都种着瓜果、菜蔬、树木、花菜，咋一看不像一般学校，简直就是一个农家菜圃，到处绿油油的。鲜花怒放，蜂飞蝶舞，好一座城市里的乡村！初秋时节，硕果累累，金果飘香，已展露出一派丰收景象！当时的胥戈华校长思想开放，提倡教无定法，教学方式灵活，不拘一格，哈教授找到了用武之地。学生上他的课简直就像从教室里飞出了一群小喜鹊，携带劳动工具，跑到校园各个角落种菜养花，叽叽喳喳，高兴得不得了。据说他采用这种方法还培养了好几个农学专家和养殖大户哩。可是哈教授这样敬业精业的教师竟然没评起高级教师，到退休都拿着一级教师的工资。
在职称评定述职会上，我聆听了他的述职报告：一没有论文，因为没空写，也没有写的。他说：“瞎胡编是浪费精力，害人害己！”二没有培养出上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几个年年来看望他的学生，现在都是著名农学专家和知名教授，但当年没有考上名牌大学，后来都是自己考上清华、北大读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海归。尽管学生们都说他是自己成功的启蒙人、引路人，但他不好意思揽人家的功劳。他在述职报告中，只好搜肠刮肚，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诸如教学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换衣服勤洗头”、“实验操作要规范，小心翼翼重安全”、“爱劳动，爱学习；早早起，练身体”之类的东西，惹得教师哄堂大笑。但哈教授的女儿却非一般，直接报送到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据说已经是管农业的司局级官员了。可哈教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说：＂我送她读农大是想她像彭家元老师学习，当个科学家。哪想她当官呢？＂有时，一个人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沉思细想：“我当初是彭家元教授点名留下的，要是文化大革命不害死我的导师，我现在说不定是侯光炯第二——'哈光炯’了！”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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