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历史价值的北京动物园难道也要拆吗？！

北京动物园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中国开放最早、饲养展出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饲养展览动物500余种5000多只；海洋鱼类及海洋生物500余种10000多尾。每年接待中外游客600多万人次。是中国最大的动物园之一，也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动物园，许多国家及知名人士赠送给政府和人民的礼品动物都在这里饲养。

清末开放的北京动物园

明末原名乐善园。明末时被一些太监占为私产。清初,将其圈入官地,后赐康亲王(即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称“大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清廷收回并重加修葺,仍名“乐善园”。《日下旧闻考》载:“倚虹堂西二里许为乐善园,园门三楹,北向。

园西曾有山贝子花园,咸丰、同治两朝数易其主。直到光绪朝,被山贝子收回,后又并入乐善园,统称“山贝子花园”。

1906年在此营造农事试验场和万牲园，由出洋大臣五大臣之一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出洋时期订购了一批动物（包括斑马、花豹、狮子、老虎、袋鼠、鸵鸟等,一共59笼）。

1907年7月19日，京师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门票初定为20枚铜元,儿童、仆役减半,学生在老师带领下人园可以享受免票待遇。这项措施体现了设立农事试验场的初衷,“本场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附设动物园、博物馆。”

1908年4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曾一起参观了农事试验场，尤其对动物园里饲养的形形色色的珍稀动物极感兴趣。游览后，慈禧太后“深喜其办理完善，特颁发内帑白银一千两，分别赏给园内各项人员，以资奖赏”。后来她还把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只小猴子赏给了万牲园。

也就是说北京动物园开放近百年，定位之初就是国家级博览园。在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可以去，老百姓也可以去的地方。

孙中山、宋教仁与北京动物园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邀清孙中山北上，即赴农事试验场为反对清朝复辟制度而献身的四烈士送葬,并摄影留念。同日,孙中山还分别出席了广东公会、全国铁路协会、邮政协会在农事试验场及场内畅观楼举办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孙中山又分别参加参议院议员、军警界在畅观楼举办的欢迎会。（四烈士墓于文革时期被毁）

（1912年孙中山在农事试验场的合影）

（畅观楼）

1912年3月,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的宋教仁，出任民国第一届内阁农林总长，住进农事试验场内的鬯春堂。7月，宋教仁提出辞职,此后他仍住在鬯春堂内直到年底宋教仁离开鬯春堂回湖南老家省亲。因其极力抨击袁世凯的种种失策，为一心要搞专制独裁的袁所不容。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北上途中于上海车站被暗杀。1916年，由继任农林总长募集捐资，在鬯春堂的北面建一处宋教仁纪念塔。（纪念塔于文革时期被毁，现仅存两层基座）

（鬯春堂，宋教仁故居）

（宋教仁纪念堂遗址）

建国后北京动物园成了”动物外交“的接收地

建国后，北京动物园成了“动物外交”的接收地。伴随着新中国和各国建交，各国国家领导人所赠送的动物，悉数饲养在北京动物园。

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送给中国儿童一头亚洲象，被转交给北京动物园饲养，这是首只国家级礼品动物。仅半个月后，越南主席胡志明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对亚洲象，也进住北京驻动物园。5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亚洲邻国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相继赠给中国的大耳羊、印度犀牛等动物。1962年日本大臣赠给周恩来总理的100尾锦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赠一头麝牛，身长约3米、体格健壮……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这些都是北京动物园所见证的历史，而它所见证的历史又能融入在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中，增加了普通百姓生活的福祉。

北京动物园内的其他景观

（皇家御道-长河）

（老明信片上的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曾遭受的苦难

1943年9月，当时的日伪政府下令称“查该场动物园内所饲养之狮、豹计有十数余只，近闻患病者甚多，为免除传染起见，应即一律处置”，实际结果则是下毒毒死了一大批动物。1949年北京解放时园内只剩下鹦鹉、13只猕猴和一只鸸鹋。

如今，北京动物园要被建议拆迁

（下面是2016年1月25日新闻报道）

著名城市专家、市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不能小打小闹，要围绕调整结构动大手术。到今年底“动批”将彻底完成疏解任务，这为北京动物园搬迁至大兴、西直门立交桥改造、北京北站关口前移创造了条件。

　　他介绍，长期以来北京动物园一直发挥着国家动物园的功能，其生存发展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动物园搬迁到郊区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既解决了发展空间的问题，也可以使动物远离噪音和空气污染，彻底改善动物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连玉明建议，要借助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的东风，将北京动物园整体搬迁至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并将其扩建成国家动物园。

　　从功能优化提升来看，动批的疏解任务还远未完成，区域的功能并未实现重组和提升。仅对“动批”进行搬迁，还不足以彻底改变整个“动批”地区的发展模式。只有对整个地区的功能进行集中疏解，才能彻底打破既有模式，斩断非首都功能滋生的土壤，真正实现功能重组，从根本上治理“大城市病”。

质疑

质疑一：“长期以来北京动物园一直发挥着国家动物园的功能，其生存发展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百年历史的北京动物园自开园之日起就是国家动物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可以去，老百姓也可以去的地方，与城市发展有什么矛盾？如果国家级动物园、遗址等与城市发展有矛盾，那世界级的岂不是矛盾更大，按照这个逻辑，故宫、天坛应优先搬迁。

质疑二：“斩断非首都功能滋生的土壤'

公园是首都非核心功能？按照此逻辑应优先搬迁北海、景山、颐和园等规模更大的公园。一个城市连动物园都不能包容的城市是个怎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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