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穆勒.N.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的第三版序言。虽然作者是写于1975年的美国，但对时下的中国，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通货膨胀使美国陷入了大范围的萧条。1969-1971年,通货膨胀曾引发萧条，之后不久的1973年11月，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度把美国引向萧条，1974年秋，萧条的程度变得十分严重。从这时开始，物质生产大幅下降，连反弹也没有出现，失业率达到近10%，在一些主要工业领域，失业率甚至更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次萧条是最严重的一次，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拼命要给它加上一番乐观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无非着重于两点：(1)有关失业率的相关统计并不充分；(2)1929年以后的萧条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第一种辩解没有错，但是却无关紧要；无论统计数据有多么糟糕，失业率在一年的时间(1974-1975年)里从6%上升到10%，这足以说明问题有多么严重。确实，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情况可能更糟，但是那可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萧条；如果以1929年之前的经济指标来看，现在我们经历的这场萧条已经足够严重了。
面对这场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萧条，美国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所珍爱的理论——这些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采纳和运用——这些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也是悲剧性的。在40年的时间里，在教科书上，在经济杂志和政府经济顾问们的演说中，政府可以轻易地摆脱通货膨胀或萧条。我们被告知，只要施展一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就可以使经济发生“良好的转向”，商业周期将消失，无通货膨胀的繁荣将持续进行下去。经济机构已经不需要去玩弄术语、公式和图表，在这一时期，它们始终坚持认为如果经济看起来进入衰退，政府就需要展开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抽空货币，把它花费到经济中去——以消除衰退；反之，如果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向所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叫停让货币和支出行为远离经济——以消除通货膨胀。这样，政府的经济计划者就可以顶着失业率的危险，扛着衰退或通胀的困难，刺激经济，使之精确而谨慎地发展。但是，如果经济同时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萧条，政府该怎么办，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又该告诉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自行任命的领路人——大政府，是不是可以一边加大油门，一边又急刹车呢?
当他们的希望和计划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理论发生了错误，美国的经济学家们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他们惊呆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发生的经济混乱。在行动上，他们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换掉加速器，立刻急刹车，心中默默祈求某些零件还能管用(比如，福特总统在1974年要求增加所得税，而刚过了几个月,他又要求降低所得税)。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崩溃了，此外，在美国的所有研究生院，有关商业周期的课程被“宏观经济学”取代，经济学家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商业周期确实存在，而人们却没有办法理解它。一些经济学家、工会领袖和商人对自由市场经济感到绝望，实际上他们已经要求在美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使经济集体化：著名的机构有国家经济计划发起委员会，其经济学家有瓦斯利·列昂捷夫( Wassily Leontief)，工会领袖有伦纳德·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商业领袖包括亨利·福特二世。
在失望的荒沼中，只有一个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描绘现在的这种混乱局面，这一学派的理论可以极具说服力地解释这些情况，它还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困境，当然，这种方法决不是抛弃自由企业，转而采纳集体化的计划方式，数十年的政府干预已经将自由企业的体系拖垮，而只有这种方法可以重建这一体系。这一学派的理论就是本书中的“奥地利”学派理论。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长期的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供给量持续而漫长地增长造成的,而这又受到联邦政府的控制。自从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管理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1968-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的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这样，联邦政府的这种管制得到进一步增强。因为金本位被抛弃了，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也就没有必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了，这样,联储就可以扩大纸币供给量以及银行的美元数量，这足以令它心满意足。越是那么做，价格也就上升得越高，而经济则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面下降，他们身陷贫困。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揭示了通货膨胀并非政府扩大货币和信贷供给量的唯一恶果。这种扩张扭曲了投资和生产的结构，它使资本品行业对不良项目投资过度。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扭曲。在每一次繁荣时期，资本品价格的上升幅度总是大于消费品价格的升幅。然后，商业周期中的衰退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衰退是必不可少的修正过程，通过这次修正，市场将清算繁荣期的那些不良投资，将资源重新从资本品行业引向消费品行业。通货膨胀下的扭曲，其持续的时间越久，衰退所造成的调整过程也就越艰难。在衰退期，相对于消费品价格，资本品价格将发生下跌，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资源的转移得以完成。在1974-1975年的萧条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工业原材料价格急速下跌，下跌幅度也非常大，而批发物价则保持不变，最多是小幅下调，消费品价格却还在继续上升——总之，这就是通货膨胀下的萧条。
如果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政府又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要治愈漫长而又可能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种方法：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联储停止扩大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联储不能降低准备金规定，也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的煽动，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也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的伪造行为合法化了。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拥有权力进行伪造活动—制造新货币—的机构。一旦它习惯使用这样的权力，我们将继续遭受通货膨胀，甚至通货膨胀的失控可能最终摧毁通货。至少，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权力进行通货膨胀。但是因为所有这些特权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结束通货膨胀的良性措施将完全剥夺政府进行伪造的权力，这些措施是：要么通过立法禁止联储进一步购买任何资产和降低准备金规定；要么是更直接一点，废除联邦储备系统。在1913年以前，没有这样一个中央银行体系，我们还是很好地活着，没有经历什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更为重要的改革是重回金本位制度——货币所依据的不是政府的印钞机，而是市场本身生产出的商品。1933年，联邦政府借口紧急措施，将公众的黄金没收充公；而这一紧急措施一下就实行了40年，但那些属于公众的黄金离我们的距离还是那么遥远。
避免萧条的最好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也是禁止联储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和信贷，这样就可以阻止通货膨胀了。如果我们陷入萧条，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唯一应该采取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对萧条进行干预，使萧条的调整过程能尽快自行完成，然后重建一套健康和繁荣的经济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前，所有的经衰退都是很短暂的。例如，1921年的萧条虽然严重，但很快就过去了尽管商务部长胡佛自己倾向于干预，但他没能说动哈定总统立刻这么做；当哈定总统决定进行干预时，萧条结束，繁荣已经到来。1929年10月，当股票市场发生崩盘时，赫伯特·胡佛已经是总统了，他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干预行动，市场自身的调整悄然止步，然后胡佛一罗斯福的新政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漫长而严重的大萧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我们才获得拯救。在任何萧条的危机中，自由放任——政府严格遵守不干预政策——是唯一可以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方式。
在迷茫和绝望的时刻,奥地利学派为我们解释了盛行于我们经济领域中的病症，并为它开出了处方。抛弃自由经济，转而通过进行集体经济计划的方式，建立集权主义那难以运转的体系，这样的主张十分极端，与之相比，奥地利学派开出的处方一点也不逊于它，甚至更令人难以接受。但在内容上，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却与之截然相反：只有通过结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结束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对货币供给的管理以及它对萧条期自发调整过程的干预，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在一个崩溃的时代，仅仅亡羊补牢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这样我们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真正自由而无阻碍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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