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方志亦史”的理论根基
清代学者章学诚（实斋）在方志学上开独造之域，在当时“树无数之敌，到处皆受弹射以去”[1] 120，但正因章学诚独特的贡献，近人梁启超论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2] 361。学界对于章学诚方志学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但是一方面由于章氏方志理论的阐述遍及零零散散之相关书信和林林总总之方志序跋、评议中，研究者往往不能出入期间，作宏观考察、系统研究；另一方面章学诚方志修纂实践断断续续，贯穿其一生的稻粱之计和学术活动中，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章学诚修撰的方志作品仅有河北《永清县志》及留存于《章氏遗书》中的《湖北通志检存稿》24卷、《湖北通志未成稿》1卷、《和州志》3卷。章学诚方志作品的亡佚，使得后人难以通观其方志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今人理解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也大都只能从其论志文字中涵咏体悟。因此，对于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研究如能广泛而系统地利用其论志之文，尽可能地将其方志理论与实践加以通观，则仍有可开拓之境，而章氏方志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则是一个面向当代史学发展的具有开放性的话题。笔者将围绕着几方面对章学诚方志理论与实践的学理逻辑加以探析。
一、确立“方志亦史”的理论根基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根基的形成与其提出“六经皆史”、挺立史学主体地位的史学思想密不可分。基于此，章氏明确了方志是史学即“方志亦史”的方志学理论根基。章氏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论说“志”、“史”关系，厘清概念，通过强调“志”有“史义”、“志”属“史体”，明确“志即史”。然后进行此史非彼史的概念转换，最终确证“方志乃国史羽翼”的立论，建构方志亦史的学理体系。
（一）“志为国史举全体”
关于志与史的关系。综考章氏所论，大致有“志即志”、“志即识”和“志即史”三种阐述。这三种阐述在学理上可视为以史为本的多角度、多层次论述，汇为一点则可以用章学诚在《丁巳岁末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中的一句诗来表示即“志为国史举全体”[3] 317。
“志即志”之论者计有：“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约之道者，此也”[4] 137；“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5] 129；“夫志者，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6] 136。“志即志”，一语二涉，前者为方志之名，后者实记录之谓。既指明方志所“志”内容包罗之广，又强调存“义”、“取识心裁”和“微旨”、“家言”的重要。与国史相较，因“志”所涉及的方圆范围小，所以是“国史之具体而微”的表现，并不因量小而存在质的差别。
“志即识”之说有：“志者，识也，典雅有则，欲其可以诵而识也”[7] 243；“夫志者，识也，典雅可识，所以期久远也”[8] 251。章学诚两次都强调“志”的“典雅”、“可识”、“期久远”。而另一处说：“志者，识也，文士华藻，掾史案牍，皆不可以为志，明矣。”[9] 297其中之“识”则强调志之编纂者的“心裁”与“见识”。总之，志之文应是典雅之文辞，志之识是别裁之史识，而非“文士华藻，掾史案牍”所能为也。
“志即史”之议有：“志乃史体”[10] 138；“志者，史之一隅”[11] 552；“志属信史”[12] 141；“志乃史载”[13] 133；“为国史要删”[14] 128；“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15] 124。这是从体例、编撰、内容及性质等方面重申志的“史撰”特征。
比较章氏关于“志”的多重阐述，最终都是强调方志与史的同一性。“志即志”强调“义”与“史家之微旨”；“志即识”强调“典雅”、“可识”和“史识”；“志即史”强调“史体”。从整体而言，志具有史的基本特质，即在史义、史识、史体等方面的一致性。章氏的别一种表述更为明确，他说：“百国春秋，实称方志”[16] 298，“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5] 129，“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17] 561。据此，笔者认为章氏方志与传统学人视界中的方志，实际上名同实异。章氏之方志，可以作为“地方史”或“区域史”来理解，更加强调方志的历史叙事性。正如其所言，“一方之志，将记一方之事也”[8] 251，“史志之书，记事为主”[18] 130。章氏方志思想的一个特点便是将志类同于史，提出方志是要表述地方的历史事实，即所谓“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实”[12] 141。换言之，章氏方志说更注重“史义”，强调人和人群在历史中的意识与活动，强调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性存在因素。此亦章氏方志学思想与其前后学者所论方志最大的不同，即章氏方志理论蕴含比较鲜明的历史性和人文性。
（二）“方志为国史之羽翼”
“方志”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相对于国史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章氏方志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方志的来源和功用上，认识方志与国史之间关系。章学诚说：
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19] 123
章学诚认为根据《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所谓的“方志”乃方国之志，正如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楚国的《梼杌》一样，是一国之“春秋”，一国之全史。而所谓“全史者”即言“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19] 123。章学诚认为方州虽小，但记载却“具体而微”，国史的编撰要从方志取材。这是从国史编纂的内容取材上认识方志与国史的关系。方志是国史的基础，“方志为古国史之遗，荟萃一方之事，以为内史取裁”[20] 297。章氏对《周官》的理解充满了个性化特征，将方志视为古国史之遗，不必是方志成立的正确根源，但恰是章学诚从方志与国史关系的角度确立方志地位的重要的思想建构。
章学诚史学经世的思想十分鲜明，亦是其史学思想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同样见于其对方志功能的认定上。章氏尝言：“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21] 15其史学经世的理论包括三个方面：“六经皆史”论、“道器合一”说、方志义例议与方志修纂实践。他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10] 138章学诚认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纂修志乘”即是“其中一事也”[10] 138。所以方志乃世功之志、世功之业，需要世功之才，远非一般文人学士可以充胜。章学诚之所以将丈夫“纂修志乘”比作史臣秉笔，给予很高的评价，一方面与其本人的修志经历不无关系，是对自己从事重要学术工作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其“史学经世”、“方志亦史”思想下的必然观念，而方志于国史、于经世的非同寻常的意义经章学诚首次揭橥，亦奠定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到了章氏晚年，这种认识随其史学思想的日渐成熟，也越来越深刻，凝聚成为“方志为国史羽翼”这一重要论点。章学诚在耳顺之年撰成的《跋湖北通志检存稿》（嘉庆二年，1797）中说：
余撰方志，力辟纂类家之芜沓，使人知方志为国史羽翼，故于前古人物，久标史传，无可疑者，概列于人物表，不复为传；所为传者，多出宋元而后，史传所载，与他书迥有异同，或史本无传者，方始为之。[22] 611~612
章氏所谓“方志为国史羽翼”，是建立在“国史”于方志“取裁”的基础上的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强调方志在规制、体例上也应该和正史同构，以备“取裁”。所谓“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19] 123。创立“通志”、“掌故”、“文征”方志三书体系，并且撰写了《方志立三书议》系统阐述其志史同构、志为史辅的主张。章氏之议，也为近现代方志学的学科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方志学能占史学之一席，近代以来方志编纂的改革与创新方兴未艾均离不开章学诚的这一重要理论建构。此外，突出方志于国史的价值、于史学上的地位，也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国史垄断史学的藩篱，为近代史家多元审视传统史学资源，推动史学革命、革新史学开辟了道路。
二、对既往方志论的辨误与纠偏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学诚学术的基本理路。这种学术路数在其方志学理论的建立和纂修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章学诚考索方志之缘起与沿革，认为方志由最初之“国史”属性之列国史，成为后世正史典范被很好地承袭发扬，而自身却被不断边缘化，以至于一变而为地理专书，再变而为文士应酬消遣之具，再变而为史之文献备征之丛类。在考其源流的基础上，章氏展开了对既往方志论的辩误和纠偏，为建立章氏方志学思想体系筑牢了根基。
（一）方志之歧误：应酬文、地理书和纂类书
章学诚屡议方志之缘起，实为后之方志认识的多歧和方志编修实践中的多误奠定反正的基础。在章氏看来，“方志久失其传”，以致“今之所谓方志”，其实已“非方志也”[19] 123。而导致“方志非志”的原因是多方面。
一是方志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偏离了“志乃史体”的形制。首在“体”“失之繁碎”，章氏曾举例言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域疆、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23] 138究其致因乃因“标题不得史法”、“不合史例”，“其体直如《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以致“志艺文者”“非志体也”[12] 140。针对标题无所裁并、无所统摄的志目之弊，“志艺文者”不合其体之失，章氏提出应“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12] 140的主张，收裁并统摄之效。“更定凡例”之旨务在去繁去碎，突显精神。
二是文人闲嬉化倾向，使得方志悖离史志传统而成为无用之文。章氏对明代文人修志给予了批评，认为文人修志将“抒写性灵风云月露之作”、“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乃至于一些“墓志寿文”都载入其中，这样的方志非但无经世之意，反而成为了“游戏应酬”文墨[12] 141。对于方志编纂的文人闲嬉化倾向，章学诚针对乾隆时期的方志编纂批评道：“近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载；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24] 131章氏感慨：“盖方志之弊久矣”，依方志之撰著者而论，“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25] 127。
三是地理化的方志窄化和矮化了方志作为史学的价值。以记录地方地理物产为主要内容的方志，目的在于宣传地方，不具有史的意义。《四库全书》将方志列入地理一门，一般比较高明的认识亦不过取方志实用之趣，视方志若纂类，充文献而已，即使像戴震这样的学界领袖也坚持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26] 128章学诚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说：“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27] 77
无论是将方志视为“应酬文墨”、“地理专书”，还是“纂类之书”，在章氏看来，都是对方志的误解，贬损了方志作为古国史、一方之全史的史属特性，是“不知方志之为史裁”的鄙陋之见。
此外，章学诚还多次对宋元以迄当时的方志进行了集中批判。他说：
宋、元以来，至于近代，方州之书，颇记任人名氏。然猥琐无文，如阅县令署役卯簿，则亦非班史年经月纬之遗也。或编次为表者，序录不详，品秩无次；或限于尺幅，其有官阶稍多，沿革异制，即文武分编；或府州别记，以趋苟简。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级之遗法也。[28] 552
又说：
后代方州之书，编次失伦，体要无当，而朝廷诏诰，或入艺文；篇首标记，或载沿革。又或以州县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见四方之志者，阙然无所考见。[29] 552
章学诚认为方志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本来的面目越离越远，所失渐多。除了“体制”和基本特性上的偏差外，编纂者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显著的弊病。章氏两处批判所集中的“猥琐无文”、“序录不详，品秩无次”、“编次失伦，体要无当”等都涉及方志编纂者具体操作时的技法，从中也可以看出，章学诚认为方志事业乏善可陈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得其人”。
（二）方志之正体：恢复方志“百国春秋”面貌
在章学诚而言，宋、元以来，经明至清的方志编修几持不可观、无可用、无济于史编的认识。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在于章学诚的评价标准是以方志之缘起“古之国史”的规模、体制、义例和功能来权衡。要改变历代方志编修之误，则要恢复方志“乃百国春秋”的本来面貌，章氏主张的重要手段是立“通志”、“掌故”、“文征”等方志三书。
章氏尝言，“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7] 244，并且郑重申明“方志”要“立三书”[19] 123。章氏以为，宋元以来的方志不仅在类目上失重，而且在书写上也有所失，这进一步加剧了方志的“不正”，使之失去了史的庄重，给人猥滥之感。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人物传记方面，要么“人物寥寥”，要么千篇一律。他在《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说：
旧志所载，人物寥寥，而称许之间，漫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30] 520
在《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中，他说：
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鄶无讥，存而不论可矣。[6] 136
而方志中人物当如何记写，章氏也有明确说明。他说：
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纪载。[31] 619
章学诚的方志三书，确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志义例体系，这是他对方志学方法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章学诚认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9] 123。之所以有三书的设计，一方面是“义本百国春秋”的形制，另一方面则是解决方志编修过程中著述与资料的矛盾。如前文所述，方志中出现的类目失重和人物失当都可以视作著述与资料的矛盾未能处理得当造成。方志在发展的过程中既现“芜杂”之患，又呈挂一漏万之弊，也往往原出于此。三书中的“通志”是章学诚设计的体现方志“著述”之体的部分，“掌故”与“文征”则是以保存资料为主。由此形成的一主两辅的方志义例体系是章学诚的一大发明。
章学诚在修史方面坚决反对馆阁之修，在方志编纂上却力主地方政府设“志科”，对方志的具体编修操作亦有设计。章氏说道：“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15] 125章学诚的这一提议，仿古代“官司典守”的遗意，对于方志史料搜集和编纂的专门性和延续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曾将章氏《湖北通志》与旧志中号称方志典范的《广西通志》进行了列表比较。这种比较并非两个孤立样本的比较，而是新方志与旧方志的比较。梁氏认为两志的不同之处在于：《广西通志》“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而“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2] 365。
三、章氏方志编纂实践及其现代意义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确立与方志编纂的实践互为表里。其学理探索为评价旧志和指导修志实践服务，修志实践又帮助纠正设想之疏误，完善理论体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之中，章学诚逐步开创了方志的新境界，其方志论对今天的史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启示。
（一）章学诚的方志编纂实践
章氏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首次参与修纂《天门县志》，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主持完成《湖北通志》，又撰《荆州府志》、《麻城县志》，历30年，凡十数部①。章氏主持及躬修之志各有不同，可以说其所主持编修的每一部方志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由此对方志编纂的思想也更进一步，所编作品也日臻完善[32]。
《和州志》是章氏应地方官之邀主持编修的第一部地方志，时间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这一时期章氏在学术上渐入佳境，是其瞻视前贤、省思同侪、反思自我之后的一个转捩点。所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草创未多，颇用自赏”[33] 333。《和州志》成书于章学诚学术上日益自信之时，该志的编修也正是其“上探”、“溯源”、“下该”、“甄别”、“品藻”等一系列学术思考的背景下开始。在纂修过程中，章氏不仅明确了“著发源流，当追《官礼》”的思想，而且“溯源周官”，明确了修纂方志的体例。这些在《和州志》各篇序例中都有具体而微的说明。不仅如此，章氏在“溯源周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而系于著录部次犹轻”问题，由此而“修正了'艺文不合史例’是方志弊病之根源的观念”。这一认识在“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章学诚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逐渐由'著录部次’转向了'史臣之笔削’”；与此同时，“如何使方志'琐屑无遗’地容纳各种专门性的资料以及这是否与'志乃史体’相冲突就成为章学诚编纂方志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32]。
乾隆四十四年（1779）章氏修成《永清县志》。在修纂此志中，章氏的困惑是如何处理好方志书志部分著作与资料性的矛盾。《永清县志》的“芜杂”正是其在理论上关于方志的认识存在诸多矛盾所致。一方面，他认为“志乃史体”，“史贵要删，而百氏之书，皆当撷取大义也。惟撷取大义之故，则名数器物，不暇一一求详，而谓俎豆存于有司也”[34] 486；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若夫方志之体，本无著作之权，所谓社稷坛庙，与夫一切典礼，则皆谨遵功令，率而行之，无有废事”[35] 481。为了实现“著述之体，与类次之法，分部而行，固亦相资为用”[35] 481的设想，于是就出现了《永清县志》的“六书”（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保存大量史料、庞杂混乱的状况。“似志非志，似掌故非掌故”本来是章氏对一些志史的批评，不意自己也陷落其中。这一问题在《亳州志》的修纂中才得以解决。
修讫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亳州志》，被学界视为章氏方志理论与实践成熟的标志。章氏自评也不俗，认为“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36] 86 。《湖北通志》是章氏主持修纂的唯一省志，也是章氏方志理论成熟后的代表作，集章氏方志思想之大成。它不仅贯彻了章学诚“方志分立三书”的设想，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其“志乃史体”的思想，而且实践了其修志当“详近略远”，服务现实社会的经世思想，且身体力行践行了良史既不作无征且不信于后人之史，也“断不因其子孙之妄，而没其先人之善”[37] 393的史德风范。
章学诚“史学所以经世”的思想贯穿于其方志编纂的实践中。有学者认为：“章学诚史学经世之观点，表现在理论阐述与实际应用两部分，此二部分均以'六经皆史’说为内在依据。在理论阐述方面，他藉由六经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政治教化风俗民情等内容，用以比拟史书在纪录时代现况以作为后世教化鉴戒之功能性方面，两者等同，著重申明史学明道之功能与彰显政教风俗之作用；而实际应用部分，他则以方志编纂不落实'史学经世’之说，并将方志编纂之体例，且将方志中许多类目如'氏族’、'谱牒’、'表’、'略’、'列传’等，重新赋予新的诠释意涵，使其更具有学术价值而更能彰显政教之迹，此均是章学诚在经世理念下所致力之处。”[38] 119~120章学诚认为，“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39] 130。在谈及《湖北方志》编修时明确表示要为来湖北做官者提供资政，同时有裨风教。所谓“律令典例，通于天下，其大纲也。守土之吏，承奉而宣布之，各有因地而制其宜者，非经沿革之久，阅习之熟，讨论之详，则不能以随宜而适于用，此则自为一方故事，亦即律令典例之节目也”[9] 297。章学诚将史学经世之思想扩展至方志编纂中，一方面是根基于其“方志亦史”的方志观，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长期游幕为地方官长经营方志编纂的实践经历，是其史学思想与方志编纂实践交融、碰撞的结果。
（二）章学诚方志学的现代意义
章学诚方志理论和实践互动产生的方志学对其后史学思想的影响之大，已是学界共识，其对现代通史编撰和方志编修的实际意义，已经在各个时期各种史、志编写的实践中得已彰显。这些足以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开放性和启发性。其“方志乃一方全史”的论断和体现出的新的“史”、“志”关系，比之今天的区域史、社会文化史研究，亦多有契合之处。
“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是章学诚反思中国传统方志学、提出方志编纂全新认识的高度凝括和集中表达。这一观念的形成至少关涉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志与史的关系。第二，“一方”的理解方式。一方在今天看来，既可以是“地域”之意，也具有“区域”之蕴。地域以自然地理的分区而言，“区域”包括在地理因素之上的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人群生活空间。从章学诚史学理论和方志理论的“求大道”、体现“古人之体”、切“日常人伦”的“人文主义”精神来看，其所言“一方”可以“区域”释解。从章氏方志编纂的实际来看，从县志、府志到省志均有，与今之行政区划大至省域、中至府域、小至县域、微至村镇皆可参比。当然也可以自然形成的人群生活空间来论。第三，从“全史”的内涵来看，它不仅仅是某一方面之专门史，而应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全部的历史，是全时段而非断代的。章学诚“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这种对方志的独特认识不要说是在当时，即使是今天也给研究方志学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应当以一种区域、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方志与史的关系，肯定和重视方志在历史认识中的价值，方志学在历史学中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功能。
如果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角来观照章氏方志学，更可以发现章学诚方志的理论面向当代史学发展的一种开放性和对话性。章学诚“方志乃一方全史”这一基本定位中的“全史”，如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来对话，亦可以认为是蕴含丰富的内容和多角度的视角来观照“一方”之史。这是一种从区域的逻辑展开的具有独立地位的历史叙述，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具有差异性。章学诚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牍，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15] 124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史有多种，方志只是其中一种。章学诚一方面强调方志是史，作为史，其发生是一样的，强调的是史体、史例、史义，史的精神一样，特别是部府县志，其格局、义例与国史类同；另一方面也承认个人、家史、部府县志、国史之别。这里所谈之“史”、“志”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在区域史研究中，理解国家叙事下的地方、区域历史发展脉络，反思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章学诚和戴震在方志理论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章氏认为：第一，“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第二，不能忽视方志在记载文献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收罗，编次不得法……湮没无闻矣”[26] 128。又说：“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5] 129所谓“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19] 123。这些认识和阐述将方志史的叙述和文献的搜集、全史的通裁汇通考虑，与今之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整体史观念十分接近。对于我们今天在区域研究中，完整呈现地方社会历史、社会生活全过程具有指导意义。地方史只有被当作整体的研究对象，其社会结构、组织架构、运行规则、生活习俗、社会意识等等，才可以各安其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价值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方壮猷在论述地方史学时提出作为“地方之史，其性质在详细纪各省县等地方区域之种种事物，举凡地理沿革、疆域分野、政治建置、兵备、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社会风俗、人物、古迹等等，莫不备载”，“凡正史所漏，文集所不载者，皆可于方志中觅之”[40] 182。对于章学诚的贡献，他说到：“章实斋氏更发抒所见，创为伟大事业论，制定义例，遂使方志成一门学问。”[40] 182章氏在方志学方面的特别建树，不仅在于通过辨章学术的方式，对传统方志理论进行了反思与辨析，使方志建构由粗朴的形态向着学术系统的方向转变，而且通过贯穿一生的编纂实践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互通和互验，提升了方志学的科学性。章学诚在方志学上一系列开拓性、创新性的思想及其背后体现的史学精神、价值追求，在整个清代史学史上都是光彩夺目的，这其中蕴含的思想意义在后来的史学变革中愈发得到彰显。
要之，笔者以学界既有的研究为基础，通过系统考察的方式来探究章氏方志理论和实践，发现其零零散散的论说和林林总总的编纂中隐隐贯穿着其“方志亦史”的方志学理论根基，以及大量对既往方志学说的辨误和纠偏，并通过编纂实践自证其说的主观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志学学理逻辑，不仅深契其“六经皆史”、“史学经世”的学术主张，而且其以国史体制、义例和功能为目标的方志编纂实践，对当下的区域史研究亦不无启发价值。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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