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科技&
我们生活的时代，手机相册正在取代笔记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忆库——调取相片和视频时，对应的记忆会陆续浮上心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记录着人们每一次购买、浏览和点击行为的大数据对我们的行为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总结和预测……
这一切，使人经常有一种错觉：我们的记忆是否仍纯属于个人，还是早就因为科技发展而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干预？如果答案为“是”，我们又当如何面对？
在为期三天的“2021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暨小说工作坊”上，多场于“云端”连线的主题研讨举行。其中就上述话题，陈楸帆、高翊峰、小白、杨佳娴、赵松以及作为主持人的走走等作家围绕“文学的回响”展开了深入探讨。
自长篇小说《租界》的创作开始，小白就在史料中穿梭于上世纪初的上海街头，近期以上海史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让他重返资料收集的准备阶段。与非虚构创作依据文献形成一种叙事文学的方式相比，小说写作更多依靠经验，也更近乎于一种“文学的回响”。为写《租界》，小白曾几乎把法租界、警务处等能调取的文件都扫描阅读了一遍，花了半年时间进行强化阅读，每天从早晨读到晚上，但不留一个字的笔记。这些进入他头脑的资料文献有些被铭记，有些则被遗忘。因此当他真正当开始写作的时候，相当于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些材料转变成了头脑中的经验，记住多少写多少，“遗忘和记忆的过程实际上是经验的最主要特征”。以遗忘和记忆来完成自我“净化”的这个过程，触发了小白关于脑机接口的小说灵感。
在小说新作《“发挥你的无限潜能”》中，他做了这样一个假设：人脑可以与智慧网络连接，在脑中直接采用网络数据写作，并且大大提高神经传输速率。“在写作劳动中，90%比重是记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部分将记忆交给了技术、交给了手机，每个写作者基本都不会离开网络和数据库。”小白在小说中探索了这个问题，“如果随着技术的提高，慢慢地人们把自己的记忆全部交给网络，在所有信息可以随时调配的情况下，写作还剩下什么？”如其所言，当很大部分的写作方法、写作技术被AI所淘汰后，依然能够形成作家的创作核心的东西，才是他们对时代、对未来回应的真正方法。
同样面对关于上海的浩瀚史料时，杨佳娴有着另一番困扰：当找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碎片时，真的有助于自己拼接一个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和空间吗？在这其中，会不会存在误判、重点的偏移，以及对关键事物的遗漏？
在她看来，无论是自我的记忆，还是他人的记忆，以及数据库中储藏着的记忆，在回溯时，我们总是从自我需求去进行选择，在这其中所采取的视角、对部分事物的放大和其他事物的不自觉回避，会对记忆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无论是被写出来、被记住，以及没被写出来、被有意无意地忘记的，实际上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而对于自己身为“00后”的学生，她的困惑和感触更为具体和直接：“对他们而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分众化，层次也复杂，凝结共同肌体的回忆很困难。与他们的接触，会让我不断回忆自己所认为重要的记忆是从何而来的，是怎样出现、在什么样的需求下出现、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记住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更有趣。”
对赵松而言，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这些年月，写作是白天被折叠的一面，当回到这一面时，才会将作为功能化的人慢慢消解掉，还原成非功能化的人，开始关注自己记忆中和听说的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寻找一种悬停的状态。对此赵松解释说，当每天的生活被工作、被谋生和所有相关问题所围绕时，人在内心渴望着一种暂停，这种暂停是对压力的抗拒，和对紧张、焦虑之物的拒绝。“在写小人物的生命状态时，我经常以这种点作为支撑。”
事实上，人的记忆力、感知力常因各种因素而产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即使是想象中的悬停，在赵松看来也是可遇不可求，而这种只属于自己的、可能微不足道的片刻，却能经由文学无尽生长，并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作为渺小的生命，从在有限的时间里意识到自己是个体，到消失，都是非常短暂的。抛掉睡眠的时间、糊涂的时间，清醒的时间很少，在这其中，属于你自己的点可能就是支撑你的生命在世界上存续的东西，这个点关联着精神深处根源性的东西。”——由是赵松认为，在世界加速发展、所有远方的消息经由互联网的瞬时传递而产生空间错变之感时，对于这些“暂停时刻”的追寻尤为不易。
当记忆转化为语言时，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许多趣味与吸引力，这种组织记忆或重新创造的方式，在赵松看来可能是AI不断进化的时代中，作家存在的意义，“比拼的不是记忆，是对于有限的知识或信息的组合方式和想象方式”。他认为，记忆本身从来都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记忆不是电脑的存储硬盘，能够准确无误地输入和输出。在存储过程中，大脑和人的感官，包括精神与灵魂的所有的组织方式共同对记忆起到作用，这种运行机制格外复杂，每个人的运行机制差异也很大。“在交互关系中，人脑具有强大的学习功能，并且不断改变自我来适应环境，比如对语言的掌握和转换、对日常信息的处理等等，这些功能人类上千年来都没有搞清楚。对作家来说，很大的职能或者说功能，就是创造和重构关于记忆感知力、想象力的新关系，不管是晦涩的，还是表面化的，关键是能不能启动新的关系，这是作家需要处理的。”
且不说各种外界因素对记忆所产生的干扰，高翊峰对记忆本身就充满着不信任感。当大多数人饱受大数据筛查下信息推送的困扰时，高翊峰认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这种对于定向性信息的大量接受，不管作为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一定会在记忆宫殿留下痕迹，进而影响作为个体的人。同时，在他看来，碎片式资料的摄取会形成碎片化的记忆，这是当代人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深深的忧虑中，他自我调节的方式是接受碎片化记忆的诞生，并顺着这种记忆重新启动日常思考。“近两年我每个月都去爬一两座山，山本身不会传递大量讯息给我，但身体却捕捉到了另外一种东西，感觉人好像重新回到一种自然、被土地反哺。这是否会让记忆更单纯化，让碎片化的记忆重整，我至今还在思考。”
在这场充满了科幻气质的讨论中，作为科幻作家的陈楸帆感慨良深。他感怀于作家们对于科幻议题的关注，也希望经由更多作家的创作，将隐藏于科幻文本中的现实信息传递给更多人。从科幻小说的立场出发，当21世纪的人类社会上空飘浮着两个“幽灵”——气候变化问题和由人工智能带来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时，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一直高悬在人们头顶，由此产生的写作既带有幻想意味，更表露作家的思虑。这些思虑，陈楸帆曾在二十年前就写在笔记本中，如今翻看，更为感慨：非常多现在关注的问题，在二十年前开始，陆续作为关键词被记录下来。有技术与文化的勾连，也有与人的状态相关的词汇。“沿着这些关键词于不同年份浮现，不断地变奏，最后连起来变成线索时，会发现我们以为的漫长时间里，个人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许多根本性的内在，如你思考的路径、关注的问题、你如何对事情进行情感的反映等，这些东西可能改变得很少，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陈楸帆认为，当人、特别是写作者面对着迅疾的外在变化，被推着不得不对很多事情作出回应时，回应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自我了解和自我成长的过程。
如赵松所言，无论在过往，还是在科技迅捷发展的时代，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去体验世界、想象世界，这样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包括如何在技术化的时代重新认知处境、困境和希望等等，仍存有巨大可能性，仍有许多新的东西有待探索。”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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