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家”钱之光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谱写了浓墨重彩的重庆篇章。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无数战斗在这里的革命先辈不畏牺牲、挺身而出。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绘就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开创重庆各项事业新局面。

今天，请跟随小编一起来聆听，“红色管家”钱之光的廉洁故事。

“红色管家”钱之光

在异常艰苦的红军长征时期，他带领工作组给红军筹集粮食、征收物资，为长征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困难、斗争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他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沉重的担子，把红岩村这个“家”操持得井然有序，充分保证了南方局机关的顺利运转。这位同志们眼中的“红色管家”，就是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

钱之光（1900—1994）

钱之光，1900年生于浙江诸暨，因早年接触进步思想，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张秋人、宣中华等人，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他立志投身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严明军纪

保障红军长征后勤供给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钱之光作为林伯渠的助手在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任职，主要负责解决行军途中的军队补给问题。

每到一处，他都顾不上休息，及时组织工作组贴出安民告示，宣布经商自由、买卖公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没收物资、开仓济贫，给部队和当地穷苦百姓进行分配和分发；同时严明军纪，不仅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而且向民众购买物资绝对要给足价钱。

当地群众看到红军露宿街头、善待群众、纪律严明，社会秩序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面对饥饿的极大威胁，钱之光手握大量物资，却严于律己，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饥一顿、饱一顿。整个长征时期，由钱之光等人带领的没收征发委员会，在途中为红军筹集了不少粮食、布匹、食盐、药品和皮货，有效保证了行军所需的后勤供给，为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煞费苦心

巧妙设计办事处机关

1939年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钱之光出任处长并负责办事处日常工作。因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设在办事处内，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多，虽然租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工作场地仍然有些不够用。于是，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搬家”。

1939年初，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在机房街70号办事处驻地合影（自左至右：王炳南、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凯丰、吴克坚）。

南方局机关往哪搬？在国统区尤其是反动派眼皮子底下找个合适的地方并不容易。钱之光在城里四处寻访未果，后来在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的介绍下找到了红岩村“大有农场”，农场主人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儿女都是中共党员，为人正直善良。“大有农场”四周树木多、住户少，非常适合开展党的工作，也有利于防空。当钱之光提出打算在这里建立办事处机关后，饶国模欣然应允，并积极帮助筹建。

为早日建好办公楼，在钱之光的带领下，同志们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头、挖泥巴、打土墙……1939年夏，办事处机关大楼正式建成。在钱之光的精心设计下，办公楼改造得十分巧妙：三楼的窗子开在屋顶上，具有掩蔽作用；一楼大门左侧传达室设有报警电铃，一旦发现敌情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在二三楼的同志就可及时采取紧急措施；楼梯设在一个房间里，房门一锁，外人找不到楼梯上下楼。

位于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内的钱之光办公室。

大公无私

为了战友撤离痛失爱人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南方局决定将一些未公开身份但比较容易暴露的工作人员和地下党员，以及有危险的党外朋友撤回延安或安全疏散到异地。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指挥下，此项工作交由钱之光具体实施。

当时，钱之光的爱人边爱莲正身怀六甲，为了她和孩子的安全，组织上给了她一个撤到延安的名额。然而，就在边爱莲要撤回延安的前一天夜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有一名从事重要地下工作的党员因身份暴露急需撤退，否则很可能发生不测。面对这个节外生枝的难题，钱之光思虑再三，郑重而诚恳地向周恩来提出，让那位已暴露的同志顶替自己的爱人先行撤退。周恩来内心十分矛盾，但是在钱之光的强烈坚持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危急时刻，为了党的事业和同志的安全，钱之光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小家，爱人也毫无怨言地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没有撤退的边爱莲在医院待产时不幸染上恶疾，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痛失妻儿的钱之光伤心欲绝，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只能把对爱人的怀念深埋心底，忍痛将年仅一岁的女儿交给好友抚养，继续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经商办企

为党积极筹措活动经费

南方局成立伊始，活动经费极为匮乏，仅靠社会各界的资助和党内的有限划拨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为弥补经费的不足，周恩来同身兼南方局经济组组长的钱之光等人商量，决定在“国统区”积极开辟地下经济工作。经过精心物色，钱之光找到了时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肖林。在钱之光的部署和指挥下，有着强大人脉关系和完美公开身份的肖林在各地成立了多个商号、公司，源源不断地为革命工作提供资金支持，解决了党的燃眉之急。

1948年12月，第二批在港民主人士经由钱之光等人开辟的安全航线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6年，国共谈判全面破裂，我党迫切需要在经济、贸易上打开国际通道。次年3月，钱之光在接受了周恩来交待的这项任务部署后，随即前往烟台、大连创办“中华贸易总公司”，迅速开辟出安全的海运通道。同年8月，钱之光辗转来到香港，与“联合行”经理杨琳会合，以2万两黄金的资金创办了大型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华润公司，也就是后来新中国最具实力的特大型央企华润集团。身为董事长的钱之光经常与国内外商人、资本家打交道，经手过大量的钱财物资，却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一尘不染，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自律”赞叹不已。

细心周到

为毛泽东在渝谈判做好服务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两党决定举行重庆谈判。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钱之光就一直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对于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来说，这既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又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工作随之展开，重点之一就是保卫工作。在仔细斟酌后，钱之光选出了陈龙、蒋泽民、龙飞虎和颜泰龙4名随从副官。毛泽东抵达重庆后，钱之光立马会同他们一起商量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最终他们决定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办事处大门外约20米的黄葛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外，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

连生活上的小细节，钱之光也考虑得十分周到。毛泽东身上穿的蓝色中山服和布鞋都已比较陈旧，虽然钱之光早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为毛泽东准备衣服、鞋子，但因尺寸不详无法购置。等毛泽东到重庆后，为不影响毛泽东平日的正常工作，他就让办事处工作人员等毛泽东休息后，再取出衣服，送到服装店量好尺寸定做。

两袖清风

身居高位依然严于律己

建国后，已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钱之光，依然保持着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好作风。他外出调查研究、考察、蹲点，都是轻车简从，从不铺张浪费，同大家一起住招待所、吃大食堂。一些地方领导来京汇报工作，到了饭点，他都是让秘书通知食堂准备饭菜热情招待，而费用都由他自己支付。长期担任纺织部和轻工业部部长的钱之光，甚至从来没有用过轻纺工业的新产品和“样品”，办公室和寓所的沙发几十年从未更换。他经常谆谆告诫干部和职工要廉洁奉公，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他的熏陶和带动下，长期以来，纺织工业系统从下到上，都形成了廉正朴实的良好风气。

1956年，钱之光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纺织工业先进工作者。

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绝不搞特殊化。1969年8月，他的爱人下放到北大荒干校，他身边只有次子钱世和、儿媳王招玲和孙子、孙女。当时，钱世和病重卧床，孙子、孙女年幼均需照顾，钱之光没有利用部长的权力，给亲人谋求特殊照顾，后来连儿媳王招玲也被下放到湖北化纤厂。在儿媳下放后不久，钱世和病逝，钱之光十分感伤，但从未影响过工作。

钱之光一贯严于律己，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在1971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党内外出现的不正之风，曾激动地对大家说：“在座跟我最熟悉的是钱之光同志。我跟钱之光相处三十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没有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 

晚年时期的钱之光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其复杂危险的斗争环境，钱之光同志胸怀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为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近70年的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原则、无私奉献、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为了革命事业，舍小家为大家，真正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

作者：周   敏   荣昌区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