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博物馆收藏着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并通过展览向公众展示、阐释、传播其所蕴含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博物馆通过具有“真”、“善”、“美”特点的陈列展览和具有历史性、科学性、艺术性的陈列手段，为公众提供构建文化与精神信仰的独特服务。观众在博物馆内的参观、学习行为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自主性、私密性，通过品读文物参与将博物馆构建为历史、科学、艺术的权威机构，同时获取信息、认识世界、拓展人格、重构价值观念。由此，博物馆也成为当代和未来具有重要作用和发展前景的公共性精神和文化空间。
关键词： 博物馆空间 展览展示公共文化空间 读文物 新博物馆学
众所周知，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文物所具有的三大价值。如何让这些价值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是文化遗产工作的重大命题，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博物馆是阐释并传播文物三大价值的重要阵地和工具，博物馆展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博物馆的收藏、研究、 展示与传播工作，均以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为核心，这物证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文物。如果说博物馆收藏一件物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那么博物馆的研究则主要是对文物等物证价值的挖掘，而展示就是面向公众的价值阐释与传播、分享。
展览指的是将物品公开陈列出来给人们观看。展示之“示”，不仅暗示着展览中包含的价值导向，而且暗含着引导观众观看的方法和技巧。因此，博物馆展览既是博物馆重要的业务工作，也是博物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既然物品要公开陈列，那么这物品就应该是值得观看的。如此，博物馆展览的特点则是将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证”给观众看，实际上也就是要将展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来。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展览，展出的是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因此，这样的展览就不同于一般的展览，比如博览会上的展览等等，展品本身以及展出的方式、要求、效果等当然也就有其自身特殊的要求。
一、博物馆简史
人们对博物馆及其展览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博物馆学家和国际博物馆协会也一直在修改和完善着关于博物馆的定义;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博物馆就是收藏与展示宝贝的地方。这些宝贝就是博物馆的藏品、展品，也即上文所说的物证。没有物，博物馆就不能叫做博物馆;而只收藏不展览，也不能叫博物馆，只能是藏宝室、集宝楼之类。人类收藏过去时代的宝贝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而从私藏到向社会公开展示是一大进步，是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前提，(此处的衔接有点问题)这一进步发生在近代社会产生以后[1]。因此，
有博物馆学家认为，公共性是博物馆的出生证[2]。
较早的藏宝室转变为博物馆，只是将收藏有限度地向部分人群开放。随着博物馆理念与技术的发展，开始有了专门的展室或展厅，有了相对固定的展品陈列或短时间的临时展览。展示成为博物馆重要的业务活动，博物馆从一元空间(藏宝室或者既藏又展的综合空间)发展到二元空间(藏、展分离)乃至多元空间(包括办公、科研、保护、社会服务等功能性空间)，并引发人们重新设计和建构博物馆的建筑[3]，博物馆建筑本身也开始成为国家或者城市的重要标志，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表征。
当然，早期的展览往往只是藏品的简单陈列，展示的是奇珍异宝以及由此支撑的朴素的历史、科学与审美意识。19世纪早期，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以石器、铜器、铁器三类器物流行的年代，代表他所主张的丹麦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三个不同发展时代，并以之来陈列和解释博物馆的展品，使之呈现一种历史进化的逻辑性以及时空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科学性。这个博物馆展览指南在1848年被译成英文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这种人类早期历史领域中的进化论思想，曾被认为是考古学史上的大事，其实也是博物馆史上的大事，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世纪后期产生了专门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类的博物馆，并在世博会的带动下产生了不太注重藏品的科技馆等新类型的博物馆，博物馆展览中的科学性也大大加强，博物馆成为当时社会公众教育和知识建构的重要机构[5]。
20世纪初，随着现代社会与城市文化的发达与成熟，博物馆服务公众的意识不断增强，展览作为博物馆向观众提供的文化服务内容或产品，其科学性和艺术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观众调查与研究也开始进入博物馆学的关注范畴。20世纪70年代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不仅将服务社会铸进博物馆新的定义中[6]，而且认为博物馆展览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和价值观对话，具有建构群体认同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二、博物馆展览的真善美
对博物馆来说，展览在博物馆里进行，博物馆同时也就是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展览就是手段，是博物馆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手段和平台。在这个空间里、这个平台上，公众缘着祖先与自己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及展示的辅助性媒介，唤醒记忆，认知历史，建构自身与历史、与群体、与生存世界的联系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越来越重要，它逐渐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祠堂与教堂等，对公众进行历史与价值观的教育以及世界观的塑造，帮助人们由此而渐渐远离关于祖先的神话传说，寻求历史记忆的科学与实证，远离上帝而宗奉科学、艺术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等等新的价值观念。博物馆及其藏品、展览所可以打造的“何先生”(History,历史)、“赛先生”(Science,科学)和“阿特先生”(Art,艺术)，后来还包括“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即新博物馆学所倡导的博物馆在展示与服务形式方面的民主化、论坛化)，正是博物馆这个新的公共文化空间能够吸引人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诚如斯，那么，博物馆如何塑造这些先生的面孔?信息时代，博物馆尤其是博物馆展览传达的信息是否能够成为令人信服并喜欢阅读的文本，传递的价值观是否能被公众感知并乐于接受，都值得博物馆人和博物馆学认真研究。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必须拥有这样几个特点：真、美、善。
“真”，是指博物馆应该尽量用原真性的历史文化遗存做展品或信息的源头。展览中当然可以有文字、图像、影视等辅助性资料来提升表达的能力和吸引力，但是它们不能喧宾夺主。展览与展品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必须是真实的、真确的、科学的。展览作为一种媒介当然可以有价值导向，有审美引导，但是不能误导甚至曲解。“真”与历史性、科学性是一致的，“美”与艺术性是合一的，而“善”就是在历史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之外的价值导向。任何展览都无法回避主观性和价值观。现在有所谓的“新博物馆学”，在其所倡导的文化表达式、论坛式展览中，物品、物证只是线索，甚至开始出现信息本位性展览[7]的发展趋势，强调博物馆展览或传播教育活动应有更强烈但是也更客观的导向作用。为了提升传播效果，强化导向作用，除了展品本身的艺术性，展示方式和手段的艺术性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是对历史性与科学性的歪曲，更不能是对物证自身的背叛。尽管随着博物馆的多元化及博物馆功能的不断扩展，物的地位与作用在博物馆展览甚至是整个博物馆业务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它们不能被替代，更不会趋于消失[8]，而是要营造更具整体性并更有魅力的精神空间，让人们更轻易地接近物证信息中的历史性与科学性，获得更完善的体验。概括地说，博物馆作为公共机构的核心功能，就是以具有历史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手段，为公众的“善”来呈现其所收藏的公共藏品与展示。
如果说博物馆藏品可以是科学研究的资料和对象，但是展品就是直接面向观众的，它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其媒介性。展品和展览既具有科普性，有博物馆作为权威机构的解读和专家意见的表达，但也是观众可以自主阅读和体验甚至是参与建构的一种文本。因此，博物馆不仅应该努力透过展品和展览塑造历史、科学与艺术这三尊现代之“神”，还应该教会普通观众品读展品，尤其是品读文物。这种“读”是观众自身走进历史、科学与艺术，欣赏文物背后的神韵，与读书相类似的现代公民的一种新的必备技能。同时，像读书一样，鉴赏、品读文物也是需要培养的习惯和需要引导的方法。
三、参观如同仪式
自从有了文字和其他媒体形式，尤其是随着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发展演变，人类精神领域的公共空间的结构和内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但它们也有其不变的基本特征：即公共的参与性与个体的体验性——或者说公共性和私密性，两者缺一不可，以
二律背反的形式相辅相成。公共性是目的，是人类必须凝聚形成的共同的前提性认知;私密性是指它们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的个体，才能致达这个空间结构及其深层内涵与价值核心。
如果我们认可博物馆是城市客厅或者社区窗口，是具有公共性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那么，就应该既承认参观博物馆是具有公共性的观看与欣赏，同时也尊重博物馆里的认知与体验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私密性。可能博物馆展览会配备有博物馆教师的讲解和指导，但这不会、也不应该取代参观者与物证间直接的面对和原始的交流。
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领域的公共空间，观众进入和参观博物馆有行为与目标上的公共性要求，社会与文化规定了博物馆空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些前定性的规范，甚至参观活动本身也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对观众也会有特定的行为准则和要求——观众进入博物馆就会自觉地进入一种公共性和私密性相结合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其目标是达到学习、分享、交流与共建。
但是，这并不会剥夺观众在博物馆体验方面可能会具有的自主性和私密性，相反，它需要观众自己去调动所储备的有关过去的信息与知识的积累，与展品及其他信息进行连接，唤醒记忆，生发知识，形成判断。即便如此，观众在博物馆里的参观和阅读也绝对不是随意性的。从展品是什么到展品的展出形式与位置，再到背景信息、辅助展示与诠释，以及空间设计、展场氛围的营建等，博物馆既要体现一种选择性，也要提供一种规定性和关系——总之，博物馆总是在有意无意地主导观众的参观和阅读，让观众体会到历史、科学和艺术本身的说服力。
博物馆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体现在展品、展览及其他相关的服务之中。我们通常说，博物馆所有的展览叙事本质上都是历史的，是讲故事的，哪怕是刚刚过去的现代史，只要置身在博物馆里，它就是退出了实用舞台、供人鉴赏和品味甚至是反思的历史对象。但这故事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来讲述，始终贯穿着科学性和科学精神，同时时时处处体现出艺术性和文化性。这种艺术性既容不得缩小也容不得夸大，更容不得卡通画一般地漫画化，而是必须刚刚好。即便博物馆所处理的是纯粹的艺术题材或者展品，也应该遵循历史性与科学性原则，这是它和美术馆的当代美术展的核心区别所在。
因此，博物馆在观众的心目中可能是关于历史、科学与艺术的一种独特的、体制性的、权威的发言机构，虽然它本身并没有这样声称。博物馆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建构：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生活，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等等。博物馆既是历史、科学与艺术的权威的建构者，又引导公众共同参与这样的建构。这正是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独特性之一。
四、走向信息生态化
人的独特性之一在于其具有超越性，而物及物证正是人借以实现超越的工具之一。人造的工具性物品延伸了人的手足耳目等器官和组织的功能;当它成为文物之后，也有助于人们延续记忆、开阔眼界、启迪思维。但是，无论我们在认识论与超越性方面能够走多远，我们都离不开最原始的物，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所在。人的生活与精神都需要常常回到物的原点而重新出发，这是知识与科学的逻辑性使然。文字说明与诸如习俗、仪式等非物质文化乃至现代化的多媒体等，可以进入博物馆的展览而成为其构成要素，但都必须围绕着物证，否则博物馆就不再是博物馆了，或者博物馆就成为展览馆了。
因此，博物馆既是物的归宿，也是人需要一遍一遍到达的出发点。展览是迄今为止在生活或者历史过程本身之外最具综合性的一种信息文本，因此，参观展览的过程自身就犹如一种参与、一种仪式——博物馆因此而犹如一种特殊的时空机器、一类特殊的教堂，参观者在这里以自由、民主和科学为教规，品味历史、科学与艺术的启示。
现代科技将人类快速带进了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的本质就是人与物的信息化，是交流、交往的形式与范围持续不断的扩展。信息化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人与物之间甚至物与物之间(比如物联网)，这将导致包括人及其生存世界都在濒临信息生态化的门槛，而这里边既意味着信息、知识和意识的量的爆炸，也意味着相互关系的重新构筑。在文明进化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十字路口，这一点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意味着博物馆不仅是民主与科学时代重要的接生婆，同样也可能是新的生态文明的接生婆。
因为博物馆不仅是过去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贮存器，而且其中的自然类博物馆显然也是地球上数十亿年来生物演化密码的基因库，因此，博物馆也是物的信息化和人的信息化及其关联的一个实验田。博物馆这个空间，尤其是博物馆展览可能是包括人与物、过去于现在的生态信息化较早实现融合的地方。在博物馆这个具有生态信息化特征的神奇的时空机器里，人的超越性将不仅仅是凭借想像和信念，而是在历史的延展、科学的逻辑和艺术的审美能力主导下，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历史统一性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真正的跨文化、跨时空的对话，将使得现代人的认识和视野获得空前的扩展，人格也随之获得一种贯通古今的新的拓展和重新确定。
如果说，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能力是阅读，通过文字及其携带的信息使自己具有超越性，那么一个现代或未来时代的公民的重要能力之一就是能够读物——尤其是读文物，即直接从历史与现实的生存环境及生存过程中获取信息，生成知识，超越对历史与现实的人云亦云，重新自主地认识古往今来与周遭的世界。这种能力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人民尤其重要，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双重的文化启蒙——它既处理过去也面对未来，使得我们可以仰赖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并快速补充传统文化所欠缺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性，在重新认识历史的同时，重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步入融汇古今的信息生态化时代，在生态文明阶段实现跨越式追赶。因为，品读物、品读文物和传统的读懂文字、读懂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学习与能力，它让参观者通过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以科学性重识古代，重看世界，重构价值观念。由自己的眼睛到自己的头脑，正是启蒙的重要特性之一。
因此，博物馆不仅是关于历史记忆的，关于古代的，而且它作为一种现代的体制性机构，和科学理性、民主精神及生态文明等都具有内在的联系。
五、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
人对精神与文化空间的需求是巨大的。宗教时代，教堂、寺院等遍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世界文明的繁华地带。据统计，不到一千万人口的瑞典最多时曾有数万座教堂;而唐朝诗人杜牧在吟咏南朝都城建康古寺之多时说，“南朝三百六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数量在古代城市中是相当惊人的。除了寺庙，古代中国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祠堂，它们共同构筑了传统文化中对神灵以及天地君亲师世界体系的信仰和崇拜。
进入科学教育时代后，教堂、祠堂和寺院等都不约而同地迅速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人对精神文化空间的需求是永恒的。今天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以及每一个群体，都仍然需要维系对生存世界的贯通古今的回望与面向未来的畅想，需要一种和日常生活关联、对大至宇宙小至人生的诠释体系，以及具象化并可以让人参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精神文化空间。而博物馆或许就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替代性的精神文化空间。
现代社会的发展，精神与文化空间趋向于多样化乃至虚拟化。但是博物馆具有不可替代性，博物馆是面向过去但却属于未来并和土地、人民具有普遍而独特联系的体制性建构，博物馆里的物证是不可替代的，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类生活方式与生存可能性的一片独特的遗传密码，它们从遥远的过去起步，为有机缘走进的参观者铺设通往未来的桥梁。
博物馆人应该把握博物馆作为科教及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精神与文化空间的实质，博物馆的一切工作就是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为“何先生”(历史)、“赛先生”(科学)和“阿特先生”(艺术)塑像，使历史、科学与艺术的内容与精神既可以让观众感知，又能够让观众接受并相信。
现代社会所竭力追求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乃至生态文明的建设仰赖于大众的生态与文化自觉，而大众的自觉则应该建基于包括博物馆人在内的文化工作者的文化先觉。当大多数博物馆人都能够信仰并自觉地从善的价值观出发，以自己的工作为历史、科学和艺术塑像时，我们博物馆的吸引力就强大了;但如果连博物馆人自己对这些都不信、不知，又如何让观众们去信并尊奉它们呢?
[1] 业界公认最早的公共博物馆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它建于1683年，以特拉德斯坎特父子捐赠的收藏为基础，既是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迄今仍然是牛津四座大学博物馆中最重要的一座。
[2] 史吉祥：《论博物馆的公共性》，《中国博物馆》2008年3期。
[3] 严建强：《拓展式教育：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1期。
[4] 〔德〕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
[5] 宋向光：《公共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从知识构建到文化表达》，《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1期。
[6] 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召开大会，针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探讨了博物馆的文化教育功能与人类未来的关系。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于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第11届会议，将博物馆定义为“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这两个年份被认为是国际博协和博物馆史上的重要年份。
[7] 严建强：《新的角色 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2年1期;《信息定位型展览：提升中国博物馆品质展览的契机》，《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8] 〔美〕Steven Conn 著、傅翼译：《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2期。
文章原刊于《东南文化》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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