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定口述 邢建榕整理
我的父亲周祥生，乳名阿祥，浙江定海人，这次我从美国回来，还专门去故乡访问，见到许多周姓族人，周家老屋还有人住着。父亲写过一份材料，回忆祥生公司的情况，是别人帮着整理的。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父亲在茶余饭后经常讲点掌故，还有其他长辈讲的，我听来的，也看一些材料。
父亲在13岁那年，从定海只身来上海谋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小童，有一次出外打酒，将酒瓶碎坏了，这个葡萄牙人就将我父亲辞退了。然后他去一家餐馆里洗菜打杂，3年后，他到外国人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做西崽，那家饭店在当时是上海最好的一个，来往的客人都有地位，出门时，常常叫他去叫车，这样他与出租汽车司机和各大车行关系很熟。他为了适应在上海谋生的需要，一直自己学英语，当然是洋泾浜英语，据我母亲说，直到他们结婚后，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我父亲仍在学英语，可见其刻苦。父亲到上海后，住在虹口铁马路，与我母亲原是一条弄堂里的邻居，他们经人介绍认得，成为夫妻。
父亲在上海打工，与洋人接触多，也有机会操练英语，所以他虽不是正规学堂出生，英语却不错，足以应付一般洋人。宁波人喜欢结帮，父亲在上海受到许多同乡前辈帮助，许廷佐是其中之一，这次回家乡，我还到【廷佐小学】参观。许廷佐自己也是穷苦人出身，很小去上海谋生，在上海发迹后，热心教育事业，回家乡办学校。
在礼查饭店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积攒了一点资金。由于他肯吃苦耐劳，对客人客客气气，因此获得饭店老板和客人的好感，常常给他小费。而且他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以后有钱了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回家乡，拿出一包钱交给家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外国钞票、硬币，实际上是长年小费积累的缘故，因为礼查饭店外国人多，所以钞票也多是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我的阿爷以为这钱来路不正，一再追问，父亲解释再三也不管用。阿爷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上海了解情况，这才相信父亲所言不虚。
父亲在礼查饭店帮人叫车，时间久了，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就想自立门户，也弄辆车做生意。但毕竟囊中羞涩，虽有点钱，买车并不容易。恰在这时，仿佛人有天助，有一次周祥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名车夫正拾到一笔卢布，彼此争执不下，周祥生出面调解，为了感谢他，车夫也给他分了一份，周祥生拿这些卢布（俄国钱）去银行兑换了银元，买车有了基础。买车子的事情，我外婆家也起了作用，外婆知道我父亲的钱不够，于是向弄堂口的米店，帮父亲借来了钱，资助女婿买车做生意。这样父亲凑了钱，买了第一辆车，是一辆两手的“黑龙车”，大概是雪铁龙的译音吧。父亲后来也经常向银行或朋友借钱，有借有还，信誉极好。
当时出租车没有固定的地点上下客，随便停靠，父亲的一部旧车见缝插针，专做抛岗生意。所谓抛岗生意，就是在马路边停车揽客，生意很好，雇了一个司机叫阿弟的开车，他自己揽客。阿弟司机不久也购了一辆旧车，与他一起经营“祥生车行”。贷款很快还清了。
初战告捷，进一步激发了父亲的创业雄心。他不断以滚雪球的方式，分期贷款购进汽车，不断扩大车行的规模。到1929年，祥生车行已经拥有20辆车，两处分行，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脱颍而出。祥生车行后来再改为公司声誉鹊起，周祥生也成为华商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头面人物，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35岁的周祥生当选为会长，外国人为主的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也推选周祥生为董事。以祥生当时的实力，即使与洋商抗衡，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当时，美商云飞汽车公司是出租业中的老大，总经理高尔特是美国人，擅长经营管理，清一色的福特出租车，大概有200多辆，雇员600多人，还有一家英商泰来汽车公司，实力也非常雄厚，不容小觑。这些外商出租汽车公司经营好，也擅长宣传，像云飞汽车在车顶上漆有 “云飞”两个大字，即使在阳台上俯身下望，也赫然可见，“云飞汽车，腾云驾雾”；“云飞车夫，训练有素，驾驶稳妥”，这样的广告语随处可见。而在华商方面，也有比较出色的，如银色汽车经营规范，服务周到，司机穿统一制服，给人一种清爽感觉。
后来，父亲又抓住一个机会，他根据一个朋友的指点，看准美汇将上扬，于是向正在上海推销汽车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定购雪佛兰汽车400辆，每批100辆，分四批陆续到货。果然，等这批崭新的雪佛兰车到达上海，车价已经上升一倍，他获利丰厚，从中赚了一大笔钱。实际上父亲只是先付了二成定金，车子到后，周祥生除自留200多辆外，将其余车辆全部脱手，就此一笔生意，祥生汽车公司的全部车辆，几乎等于白赚。
1932年元旦，父亲正式组建了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路800号，靠近西藏路。现在好像仍是出租汽车公司。
说到商标“J”字的来历，有人说是父亲与人赌“沙哈”时，靠4张“J”赢来的，因此对J，情有独钟，用“J”做了汽车公司商标。解放以后，有一次我陪父亲去听说书，说书先生为了放噱头，还在那里说祥生名称的来历，就是扑克牌中的J，父亲也只是笑笑，说：“说书嘛，不放点噱头怎么行？”其实，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麻将也只在逢年过节时应付一下。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在做抛岗生意时已经有了，无非是当时坐汽车的多是外国人，用外国人比较熟悉的Johnson作为公司名称，比较通俗易记，一般上海人也喜欢洋派的名称。
祥生公司成立后，父亲就立下远大的目标，力求公司做到“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训练最严，侍应最周，车辆最多，车身最好，分站最广”。与美商云飞公司相比，这时祥生的车辆不仅更新、更好，而且数量上也开始超过云飞，共有车辆270辆。在当时，说起祥生，可说家喻户晓。在百十家出租汽车公司中，祥生、云飞、泰来和银色汽车公司四家，在上海最为出名，但祥生风头之劲，发展之快，都在他们之上，结束了外商汽车公司独霸上海的局面。
父亲不仅眼光好，精明能干，而且十分讲究服务，得到广大乘客的信任。他与上海一些头面人物也时常交往，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像铁路局的黄伯樵局长，只允许祥生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北火车站接送客人，其他公司只能待在外面。凡影剧院、体育场、舞厅、夜总会散场时，顾客蜂拥而出，不失时机地停在门口候客的，总是祥生汽车。至于火车站、码头等水陆交通大门，更是祥生汽车必到之处，随时可以见到它们穿梭的踪影，一方面当然是祥生汽车的服务好，另一方面也是父亲有一定的关系，得到许多便利。
父亲规定，即使乘客半夜要车，也要及时派车上门，决不能让乘客叫不到车子。如果需要，还可让公司打电话提前叫醒顾客。乘客直接到公司叫车，汽车必须立即出发，不得耽搁。不管什么情况，驾驶员要下车为顾客打开车门，帮顾客安放行李。有时父亲在场，他也会为顾客搬放行李，开关车门，恭恭敬敬送客离去，使乘客倍感亲切，等到知道这人就是祥生公司的老板，无不感到佩服。父亲还经常派人外出抽查，从祥生汽车上下来的客人征求意见，万一客人表示不满意，司机要当场向乘客道歉。公司有时向客人派发一种征求意见表，请顾客填写，由司机带回公司。对于顾客的意见，公司在研究后会酌情改正。祥生公司的规章制度很严格，乘客坐车都非常放心，有安全感。有时乘客遗留东西，打一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一般决不会少，公司会在第一时间送返。司机拾金不昧，可以得到公司的奖励。祥生公司还每个月在报上登载失物招领，这样既让失主及时认领，祥生公司也做了宣传广告，一举两得。
祥生公司服务好，主要是等车时间短，空车行驶率低，因为祥生的服务站点多，车子到哪里，都有地方停放，接到出车电话，就安排最近的车行发车，数分钟内，一般就能到达指定地点。客人当然觉得祥生的车子来得快。父亲曾坐车在市区观察，看哪里的客流量大，最后在全市设立22处分行，总行在北京路800号，掌控全市的车辆运行情况，另外，还有【委托代叫】点50多处。
讲到祥生公司，总要提到40000号叫车电话。电话叫车，需要易记好打的电话号码。电话好，实际上也可起到一种广告宣传的作用。当时各出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码是5位数，都力求有个好电话号码，云飞的电话号码30189，谐音“岁临一杯酒”，但最有名的，还是祥生公司的40000。祥生公司成立后，父亲就整天想着搞一个理想的电话号码，一有机会就往租界电话局跑，洋经理看他这样痴心的要挑电话号码，给他开玩笑，说电话公司要改排线路，把电话公司自己的“40000”号码给他。不知道父亲信以为真呢，还是故意为之，马上在公司印发的日历广告上印上【40000】电话号码，到处散发，洋人急了，说我不过开玩笑，父亲说，那你看怎么办，最后还是弄假成真，花了十根大条子（每条十两黄金）。买下了这个电话号码，父亲很得意，他说：“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打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汽车。因此我们的广告语就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坐四万号汽车。”公司为此打出的广告语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这个电话，不仅因其简洁易记，更因其内含的政治意义，上海滩可说家喻户晓。
为了扩大这个电话号码的影响，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当时，很多电话机装在墙上（叫墙机），电话要叫人时，电话听筒无处搁放，常常悬空吊着，很不方便。父亲就想出制作了一种小巧别致的金属搁架，免费装在公用场所的电话机旁，上面印有祥生公司的红色J标记和40000电话号码，这样，只要乘客打电话叫车的时候，都能看见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如果要车，自然叫祥生啦。40000号电话，在祥生公司不仅是一个叫车电话，周祥生利用这个电话，还开办了询问天气及火车、轮船启行时刻的问讯业务，既方便了顾客，又使许多问讯者趁便叫车前往车站、码头，由此又增加了不少营业额。
祥生公司生意好了，成了出租汽车大王，有人就不服，有一次，出租汽车行业的老板聚会，不知谁出的主意，说大家现在不妨试试，打自己汽车公司电话叫车，看看哪家公司的车先到，结果还是祥生公司的车第一个驶到。但是出于同行妒忌，仍经常有人捣蛋，搞破坏，祥生公司的车多次被人敲碎玻璃，甚至父亲被人扔大粪的事情也有发生，目的就是搞垮你，同行是冤家嘛。父亲为了自保，花钱托关系，到租界报名当上了特别巡捕。可以穿警察制服，挂手枪，进行训练，想以此吓唬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巡捕是义务的，没有工资，连制服都要自己出钱。当然也有很多特别巡捕，来自有地位的家庭，为了出风头……。
有一个特别巡捕的父亲是当时的军阀，家中花园里还有两辆旧的装甲车。“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我的父亲爱国热情高涨，竟然向这个特别巡捕要来了这两辆坏装甲车，修好后，亲自驾驶装甲车开到宝山，送给19路军抗日。因为父亲穿着巡捕制服，得以穿过租界的封锁线，但第二次就被人拦住了。据说盘问他的人就是黄伯樵，黄伯樵觉得我父亲的爱国热情可嘉。所以反而十分赏识我父亲，后来祥生汽车能开进火车站的特许，也是黄局长批准的。
民族实业家都很爱国，父亲爱国的例子也很多，五卅运动中，学生遭到租界巡捕逮捕时，祥生出租汽车就开来帮助学生逃离，免得他们遭遇不测。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祥生公司办不下去，父亲就将汽车半送半卖给国民党军队作军需用，共计四次，父亲说，汽车是军需物资，铁路到不了的地方，汽车都能开到。日本人来了，一定会征用汽车作为军用。与其以后被日本人拿去打中国人，不如现在送去给抗日政府打日本人。就因为这样，上海沦陷后，日本人盯上他，要他出山做事，有时候打电话来“问候”，实际上是监视，父亲根本不为所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发过文件表彰他的爱国举动，你邢教授写的这本书上用过。这张照片，大概是你们档案馆珍藏的吧。
我父亲能屈能伸，能上能下。抗战后期，由于公司业务停顿，父亲歇在家里，生活也陷于困难。我家里人很多，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就在亚尔培路219弄（就是现在的陕西南路63弄）堂口摆摊头卖糍饭、豆腐浆。当时常有客人认出我父亲周祥生来，表示同情或遗憾。我父亲不以为然：国有国难，家有家难……。
由于服务勤恳，讲究质量，因此，生意很好。后来添加了西式点心，热狗、罗宋汤等等。发展成颇为有名的“祥生饭店”。餐饮有法式西菜，中式川菜，扬州点心等等。旅馆部有几百个房间。直到后来快要胜利的时候，祥生饭店还掩护过革命人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上海，有一位姓沈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从重庆来接管大柏树日军汽车修理厂。他不懂业务，也不熟悉技术人员。所以请我父亲帮忙。给我父亲挂了“上校顾问”的衔头。两年后，那位少将捞了不少好处。来的时候穿的是蓝布长衫，走的时候是西服革履。他的太太也戴上了大钻戒。
这家厂接收以后叫后勤汽车修理厂。里边大的不得了。里边有坦克、汽车、卡车和装甲车……等等，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很多军车、吉普，还包括军服、军毯、食品……，都送给了中国政府（称作善后救济总署）。我第一次学开车就是在这里边学的。场地大的无边无际，不会开车也撞不到东西。因为我父亲抗日有功，而且把自己很多汽车给了抗日政府。所以，我父亲优先买得一批吉普车60辆（有的吉普车，简直一点也没有坏）。父亲就打算重砌炉灶，开了“祥生交通公司”，电话号码用“60000”。听父亲讲，以前开“祥生汽车公司”电话40000号；现在“祥生交通公司60000”的规模，比40000要大一半。所以叫“交通”公司，其目的不单是出租汽车，还要办公交车（他办了从陕西南路到龙华、漕河泾到七宝镇的公交车）。他还买了一艘烧柴油的美国海军双底特快补给艇，取名“祥生轮”往返于上海到长沙，上海到宁波。他还设想买飞机办航空。商标是“祥生”圆圈外面一对翅膀。意思是海陆空全天候交通……。但是，1945年抗日胜利，到1949年解放，时间实在太短。没有如愿。
远在1945年，我父亲就打算改电话叫车为招手叫车的Taxi。他热衷于吉普车改装，是因为吉普车车身短，驾驶灵活，停车容易。他还亲自到菲律宾小吕松考察，准备进口Taxi用的里程表。由于碰到国际骗子，把钱骗走了，里程表没有能进口。
抗战胜利以后，他高兴的不得了，想时局好了，可以大干一番。所以他同时开了“祥生钱庄”、“祥生饭店”、“祥生电台”等等，现在讲是多元经营。可是轮船买了不久，上海已经面临解放，解放军要渡江作战，轮船只能从上海开到香港。父亲也跟着到香港，但是父亲不懂广东话，没法在香港施展。我母亲等家人也适应不了香港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父亲开办的祥生交通公司，与原先的祥生公司已经没有关系。因为祥生公司是父亲一手办起来的，而且经营得很好，在上海家喻户晓。 祥生公司发达后，他在亚尔培路造了一所花园洋房，花了不少钱。加上抗战爆发后，父亲独断，没有通过董事会，擅自决定把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抗日政府。这些做法，董事会都有意见。由于双方不合，父亲提出辞职，但心里还是希望董事会挽留的，相信没有合适的人选来顶他的位置，而且认为公司是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离开自己不行。
这里要说到我的叔叔周三元，他是父亲从乡下带出来的，到上海后，也进入祥生公司工作，父亲一直把他视作自家人，协助管理公司业务。父亲回家乡避难时，公司业务交由周三元负责。这时父亲提出辞职，根本没有想到董事会予以批准，而提出的总经理候选人，就是自己的弟弟周三元，而更想不到的，是弟弟竟然一口答应。这样兄弟两人就闹翻了，除了过年过节的礼节应酬，很长时间不相往来，连我们小辈之间也不来往。父亲将祥生公司的股份全部卖出，只象征性地留了一股，记得父亲说过，“我至少还是股东，我还可以参加董事会听听，我睁大了眼睛看看他们的结局”。
父亲擅长广告宣传，请来一些滑稽演员在自己的“祥生电台”里说唱，那些演员唱到后来，往往忘记40000与60000的区别，帮倒忙介绍祥生汽车公司，父亲火冒三丈，向他们解释清楚，以后在祥生电台里，只做“祥生交通公司”的广告；决不再做“祥生汽车公司”的广告了。1949年初，叔叔周三元以酬谢创办人为名，送了四辆崭新的有空调的雪佛兰汽车给父亲，表示对父亲的歉意，自此以后，他们兄弟和好如初，相互之间又开始走动了。直到祥生汽车公司公私合营，我父亲还帮了很多忙。
解放后，60000号解散了，钱庄、电台、轮船公司、饭店都关了。父亲从香港回来，那时候，靠变卖祥生饭店的财产过日子。父亲兴趣广泛，喜欢古董瓷器，字画摆件。有时间了，于是经常出入一些拍卖行、古玩铺，看中的东西就买几样，后来自己还开了一家寄卖商店，名叫“华商行”。打算晚年时，既可以谋生，又可以自娱自乐。当时也有一家“祥生寄卖行”，是人家借用祥生饭店77088的电话分机和店面，取名“祥生”；其实这个祥生不是我父亲开的。
最后父亲因为年老体弱，退休回家。因为名气太大，“文革”时吃了许多苦头，里弄里罚他打扫阴沟，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特意去买了钳子、铅桶。每天起早摸黑，打扫弄堂挖阴沟。当然也少不了挂牌子游街。从原来的14号，被赶到32号的小亭子间，一个人住。
我父亲很想得开，他对我说：你的阿娘生我出来时，我也是光着身子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最后发现大便黑色，得了胃癌还是医生摸出来的。进一步拍片，已经鸡蛋这么大了。我的同学，中山医院外科名医，看了我拿去的片子，建议免得人财两空，不要开刀了。说实话，即使要开刀，我们这么多子女也没有人负担得了。
我姑姑要他住到陕西南路222弄她家去。我去看他，父亲要我陪他去红房子吃一次西餐，我扶着他走不多远，气接不上了，在修鞋摊借个小凳子，坐上一会再走。到了红房子，叫了两个菜，看着我吃。他一点也吃不下去了。这便是我忘不了的最后的午餐。
父亲周祥生享年虚龄80岁。1974年2月12日辞世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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