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瑞典人,这是作“丝绸之路”研究时总会提到的名字。1877年开始,德国人李希霍芬先后写出并发表了五卷并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而1886年时,21岁的斯文·赫定开始师从李希霍芬并多次在“丝绸之路”上考察探险。
时隔82年,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与斯文·赫定基金会取得联系并找到一张莫高窟九层楼最早的照片。从记录显示这张照片拍摄于82年前的今天——1934年11月6日。特此以“敦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为平台首次在国内公布,与读者分享。
为初唐雕塑的“北大像”依山而建的木结构九层楼(莫高窟第96窟),早已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那它之前是什么形态呢?
图1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五层楼
九层楼之前并不是九层。至少1908年时,九层楼还是“五层楼”。1908年3月,由伯希和带领的法国中亚考察队来到莫高窟,摄影师夏尔·努埃特拍摄了当时“北大像”外的建筑——五层楼,在《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也有对“大雄殿五层楼”的调查记录(图1)。
图2 1924年,华尔纳拍摄的暴露室外的北大像
1924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华尔纳来莫高窟时,原来受楼阁遮盖的“北大像”已完全暴露室外(图2)。
图3 1934年11月6日,斯文赫定拍摄的尚未竣工的九层楼
1934年11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的斯文·赫定来到敦煌勘察,6日上午,他拍摄了九层楼。这幅照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九层楼,此时的九层楼尚未竣工,第二层的架手架还未拆除(图3)。
图4 敦煌人吕钟于民国二十五年撰写的《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
在九层楼内前室北侧,存有敦煌人吕钟于民国二十五年撰写的《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图4),碑文对莫高窟九层楼的兴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从碑文中得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九层楼,其前身是敦煌商人戴奉钰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修建的五层楼,因为修建时“林木细小,逾十余年倾”。后来,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发愿重修佛阁,但历经十多年未成。民国十六年(1927年),敦煌德兴恒商号布施千元,由股东刘骥德和农民王凤智、王章承修北大像建筑,因工程巨大,此次修建不到一年就停工。民国十七年(1928年),刘骥德又相邀敦煌乡绅张盘铭、德高望重的农人朱璿、莫高窟上寺住持易昌恕及官绅农商各界复修。这一浩大工程由刘骥德、张盘铭、朱璿统筹并兼任集募,商号德兴恒负责会计出纳,易昌恕监理,历时八年“逐年劝募续修”,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终于修成巍峨壮观的九层楼,耗资12000余圆(这一时期的民国本币为银圆,12000圆折合今人民币约720000-960000元)。
现在的九层楼
莫高窟北大像楼阁的最终修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综合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北大像最初修凿于武周延载二年(695年),建有四级窟前殿堂;唐乾符元年到中和五年(公元874—885年)间,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重修北大像,窟前殿堂由四层增建为五层;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归义军节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夫妇组织重修北大像窟前殿堂楼阁,拆换了下两层撑木,窟檐仍为五层。光绪二十四年,敦煌商人戴奉钰出资修建了五层楼;民国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敦煌刘骥德,张盘铭、易昌恕等人,集合本地各界人士之力将毁坏的五层楼修建为九层。1986年,敦煌研究院发现九层楼窟檐第八层横梁断裂,有倾倒危险,便进行修缮;2011年,敦煌发生持续强降雨天气,致使九层楼建筑窟檐在长时间的雨水侵蚀下,出现不同程度的漏雨及墙皮脱落、坍塌等现象。敦煌研究院立项九层楼保护修复加固工程,该项目于2013年4月1日开工,2013年11月25日完工。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莫高窟北大像的殿堂楼阁自695年至2013年,共修建了8次。
编辑:付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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