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文化这道风景线中，绍兴人章学诚无疑是其中的一棵大树。这位生前感叹“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的大人物，用这段话道出了自己在世的窘境和用于自我救赎的办法，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嘘唏不已，我也正是奔着章学诚的坎坷经历和执着追求的境界去上虞道墟镇的章学诚大宗祠的，那里是他的故地。看来，时至今日，章老先生依然还是颇为被人冷落的。
这从寻找章学诚大宗祠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
天上下着时紧时松的雨，下车时认为没有几步路，伞就没有带。在旧巷老屋中团团转笃笃转了几个回合后，傻了，明知地方是对的，却没有任何的标识可以确认眼前的老屋中那一处是章学诚大宗祠。一位坐在河对岸拾掇鸭毛的老太看不过去了。她用绍兴话大声地说着，还不断用手比划着，明知她是在告诉我们章学诚大宗祠在哪里，只是一句都听不懂她的话，也就无法理解她的手势的意思。好在因此惊动了一位中年妇女，在她的引领下，来到一处挂着道墟镇道墟社区居委会牌子的老屋前——这地方我们在团团转笃笃转的过程中是走过的——说，就这地方。
灰旧的章学诚大宗祠呈坐南朝北的走向，屋顶上的野草长得很茂盛，在雨水的洗涤中绿得生机盎然，屋内却是阴暗潮湿，左右两面的墙上有些敷衍性质的关于章学诚的介绍，看得出来，此地的人对这位大史学家还是很茫然的。这也符合章学诚生前的实际状况，据说，章学诚穷到儿子生病没钱看，孙子饿死的地步。
在他之前，人们认为，从事史学工作的人，一要有史学，即学问；二要有史识，即鉴别材料真伪的能力和自己的见解；三要有史才，是吃这碗饭的料。章学诚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要有史德。想想很对，事情要靠人去做的，人不好，即便具备上述三条，缺了史德，很可能会在名利面前丧失立场，甚至做出别的出格事情来。
章学诚的祖上做过官，官职还不算小。像一般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开初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章永诚的习惯是边读边思考边做笔记，因而读书的进度就比较慢，留给别人的印象却是此人读书有点“吃力”，连他的父亲都有这个看法，落下了一个“愚钝”的不良口碑。对于章学诚来讲，京城里的这段修为，使他在饱读典籍，勤于思考之中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形成了独具匠心的一些想法。
章学诚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遂，直到41岁才中进士，出仕于幕僚。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四十刚出头，既有高学历，又位居县处级，在省委省府这样的秘书部门工作，实惠是少不了，再弄点学问，日子可以过得美滋滋的。可是，这位老先生，在翻阅以往自己的阅读笔记时，发现其中颇有些前人没有的东西，再加上很有可能在以往的经历中看清了这条道上的种种弊端和黑幕及凶险，兼之于自身的性格因素的作用，总之，他不愿意在官场上混了，告别了可以给自己带来“吃香喝辣”﹑荣华富贵的仕途，作出了自已的最终选择，进入钟情的史学领域。
有这样的经历和性格的一个人，肯定不会人云亦云，必定有自己的主见和执着。一般认为，章学诚在史学领域内的成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家，二是方志学家。作为史学理论家，他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
章学诚在学术道路上的不甘平庸，不肯趋时，使他屡遭打击，也正是这种遭遇，当他看到唐代刘知己“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成为一代史”的事迹和专著后，引为知音，同道，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
由于章学诚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他仍笔耕不辍。章学诚从35岁起，到64岁辞世，《文史通义》的写作，历时29年。即便如此，早已列入《文史通义》一书中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因此，严格说来，《文史通义》一书仍没有完成。
作为方志学家，他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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