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

当下才学之士进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都说“施行仁义惠爱就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一点的土地丧失，君位卑下。怎么得知这些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谓的仁义；可怜百姓，不忍心惩罚，这是世人所谓的惠爱。既然要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赏；既然不忍心惩罚，那么暴乱就不能制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民众对外就不致力于作战杀敌，对内就不努力从事耕作，都一心想着行贿巴结权贵，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以便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私的臣子越来越多，暴乱分子越来越猖狂，国家不亡还待什么呢？严刑是百姓畏惧的，重罚是百姓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重罚来防止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据此知道仁义惠爱不足实行，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没有马鞭的威力、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于驾车的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没有规矩作为准则、墨线用来校正。即使是巧匠王尔也不能画好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令，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代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刑，实行爱惠，却想建立霸王功业，也是没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确设置奖赏、利禄来鼓励人们，使民众靠建功立业得赏，而不靠君主行仁义来赐予；推行严刑重罚来限制人们，使民众因罪受罚而不靠君主讲爱惠来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会幻想得赏，犯罪的人不会侥幸免罚。依靠坚车好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凭借船的安稳，依仗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法术之道，实行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好比陆路有坚车良马，水路有轻舟便桨'样，凭借它们的人因此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场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广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心意，就会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显、领土扩大的实绩：这种人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鞅，领土因而扩大，兵力因而强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对外没有邻国入侵的忧患，对内没有奸臣作乱的担忧，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芳后世，这就是所说的真有了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劝说君主，使智伯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躲避灾难祸患，下不能率领部下来让国家安定。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才自己涂黑皮肤，割去鼻子，毁坏面容，以图替智伯向赵襄子报仇。这虽有毁身冒死来忠于君主的名声，实际上却对智伯没有丝毫的好处。这是我所贬低的，但当君主却认为他忠诚而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豫让和伯夷、叔齐这样的臣子，不畏重刑，不图厚赏，不能够用刑罚来限制他们，不能够用赏赐来支使他们，这就叫做无用的臣子。这是我所鄙视厌弃的人，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人。

     仁爱是管理者装给人看的，实际上真正的管理需要谋略，恩威并施。只讲仁爱下属会得寸进尺，不仅不会感激，今天你给他一，明天他就会想得到二，人性是自私贪婪的，如果不用刑罚加以平衡，有可能身死国灭。赏罚还得服人，不能因为私下关系好就多加赏赐，对犯错的人不能心生怜悯，而放过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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